《大明王朝》编剧刘和平：心怀感恩跪着写历史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本报记者蒋庆为您报道

　　《大明王朝1566》编剧刘和平昨晚在武侯祠主讲“三国”，他分析三国人物的内心，公布自己的读史心得，新颖的观点让现场的人大呼过瘾。这个10年前才以《雍正王朝》编剧闻名的湖南男子昨晚体现的是金牌编剧的风范。昨日刘和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到了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独到的历史观和感恩的写作态度。

　　“武侯夜话”去年第一场的主讲人是易中天，今年则是刘和平。昨天晚上，一个小朋友问他：我们小孩子应该怎么看三国啊，刘和平说：你们现在就读易中天的书，等你长大以后再来读我的三国，要不然你读不懂，我的书是给成人看的。这个回答，似乎已经能把刘和平与易中天区分开来。

　　刘和平讲三国并非以故事为主，而是分析人物内心，他说，如果自己要拍三国题材的电视剧，仍然会保留“空城计”这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他会安排司马懿与诸葛亮对话，司马懿最后知道城里是空的，但他依然不攻进去，“司马懿当时正被猜忌，诸葛亮存在一天，朝廷就要依靠他灭蜀，如果杀了诸葛亮，他自己也活不了。”

　　至今，《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让很多人都感受到这个题材有着反腐这个特殊的现实意义，但这部电视剧与中纪委今年加强反腐的力度却绝非用巧合可以形容。刘和平的朋友昨天打来电话，告诉他中纪委已要求全国党员干部将《大明王朝1566》作为反腐倡廉的辅助读物。刘和平在此前创作的《雍正王朝》《走向共和》都曾引发人们对现实联想，他的历史题材作品为何能深扣现实，这他的人生经历或创作思想是否有关？本报记者走近刘和平，揭示这背后的奥秘。

　　一其人

　　只读完小学五年级

　　成都商报：你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你是学历史专业的吗？

　　刘和平：实际上，我在读完小学五年级之后，就和父母下放到农村去了。当时下放到湖南邵阳，那时候农村正在破四旧，地主、富农的家都被抄掉了，至于这些人家里的书，有的被当成毒草烧掉了，有的被农民拿回家里糊窗子、卷旱烟抽。当时在农村白天劳动，晚上没有任何的文化活动，我就到他们家里把书都拿来了，前前后后也不知道拿了多少，反正拿回来之后晚上点一个油灯就开始去读，开始是不懂的，后来读多了就有点懂了。后来回城的时候，我还带了很多收集来的书，四大名著都有，其中甚至还有光绪年间的《御批资治通鉴》。我认为，读书，不一定非在学校，在家里也是读书。在邵阳的三年就是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的三年。

　　成都商报：当时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刘和平：我的父亲是一个湘剧编剧，母亲是一个演员。开始我读书想向父亲请教，但他不支持，因为当时读书人地位也不高，他希望我学一门手艺这样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后来我把自己学着写的诗给他看，他很吃惊，因为里面的平、仄、对仗、起承都没有错，这之后他改变了看法，开始知道我读书了。

　　成都商报：读的这些书对当时的你有没有帮助？

　　刘和平：当时还没有太直接的帮助。我调到城里是因为我笛子吹得不错，其实也没有人教我乐理，就是自己琢磨，然后听广播的音乐把节奏、旋律强行记下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摸索，去找规律和诀窍，慢慢达到独奏水平。后来县里文工团招人，我就去报名了，成了文工团的长笛演奏者。当时在文工团主要还是参加样板戏的表演，后来遇到当地中学招老师，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然后就当了9年的老师。

　　二写作

　　“我是作品的奴隶”

　　成都商报：看书的人有很多，其中大部分虽然看了很多的书，却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启迪，你平时是怎么看书的？

　　刘和平：这方面我特别推崇曾国藩对看书和读书的心得。曾国藩一生很长一段时间带兵打仗，所以他就把看书和打仗联系在一起。他说，看书就像开疆扩土，一路赶着马驰骋过去不需停步；读书犹如守城防隘，你把城攻下来之后得守住。

　　成都商报：那写作呢？听说你以前喜欢在寺庙写东西？

　　刘和平：我在做电视剧剧本时就是以口述来创作。寺庙是以前在湖南写舞台剧的时候常去的地方，1993年在成都获得文化部大奖的《甲申祭》就是在寺庙里写的，我认为写作处于一种比较痛苦的状态是最好的。杜甫曾深有感慨地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写作的人不能命太好，活得太滋润，就不能写出好文章。每天去写作前我都愁眉苦脸，因为知道今天又要苦一天了，可以说，我是作品的奴隶。

　　成都商报：这么痛苦的写作还会持续多久？

　　刘和平：我写东西，往大说是带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往小的说是心怀感恩，一般我写完之后，都不相信这是我自己写的，比如《大明王朝1566》中王用汲说的那段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之饥也。大禹想到天下有这么多人被淹了，就像自己被淹了一样，而剧本中淳安县刚刚被淹了，那么多灾民，除了这句话，没有第二句更适合王用汲说了，但我到现在还想不起从那里看到的。因此我就有感恩心，不知道谁给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个发挥完，发挥完了，收回之后，我就变成我自己。

　　成都商报：你的作品很有节奏感，有何诀窍？

　　刘和平：应该说当初学的音乐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艺术都是相同，尤其对戏剧创作，音乐里面的节奏是最精确、最自然的节奏，戏剧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节奏。

　　成都商报：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1566》，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那么，你的思想武器是什么？

　　刘和平：我认为文、史、哲不能分家，尤其搞文艺创作的人，一定要好好学哲学、学历史。哲学让我的作品更有思想深度，没有哲学命题的作品也就没有思想深度。

　　成都商报：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你好像对西方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

　　刘和平：对，我特别喜欢西方哲学家，比如康德、黑格尔，包括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罗素等人，他们的著作我都读。我认为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历史比较好，西方是解释史学，中国是考证史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文学艺术的表现需要最适合用解释历史，比如《大明王朝1566》剧中的“改稻为桑”为什么可以获得广电总局重大办的认可，就是因为我用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来看待明朝那段历史，我用这个来解释当时明朝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尖锐矛盾。

　　三历史观

　　把自己放在下跪的状态

　　成都商报：有人说你是历史实用主义者，给历史上的事情赋予现实意义。

　　刘和平：从理论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因为今天而存在，既然历史因今天而存在，今天的人看历史，那就是当代史，这在西方哲学历史界早就有这样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成都商报：为什么不就史论史呢？这样也许写起来还更简单。

　　刘和平：司马迁在写《史记》已经树了这个标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写《史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创作态度和创作理念。我们今天还不能继承他的这个传统么？写历史不能只看历史，要看当代。我曾经说过，作品等于作者加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创作者必须关注现实生活。我平时会看一些最前沿的、最新锐的、最有见解的文章，把古今联系在一起思考。

　　成都商报：你在创作时，会把自己置于什么样的位置？

　　刘和平：真正搞文化建设的人，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下跪的状态，我看历史人物都是仰视，看历史出于宏观才是俯视。不是说我达到他们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创作状态，和刘和平没有多大关系。

　　四作品

　　“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

　　成都商报：作为湖南衡阳艺术研究所所长，当年怎么会到北京担任《雍正王朝》的编剧？

　　刘和平：因为我编剧的《甲申祭》在成都得奖后又在北京演出，有些反响。到后来长沙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把它拍摄成了一个戏曲电视剧，因此中央台比较了解我，《雍正王朝》准备拍的时候他们就想到我了。当时由于我父亲刚刚去世，我的身体也不好，坐在桌前就头晕，于是用自己躺在床上口述，打字员边听边录入电脑的方式来创作，这种方式也一直使用至现在。

　　成都商报：听说《雍正王朝》播出之后，你当时在北京吃饭都不用掏钱了？

　　刘和平：那还不至于，主要认识的朋友多，朋友对我好。在北京，做电视剧，演员和导演知道的人会多一点，编剧的出镜率、知名度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当时就是圈里的朋友很关心我，知道我从湖南漂到北京了，所以对我照顾一点。

　　成都商报：怎么比较当年的《雍正王朝》和现在的《大明王朝1566》？

　　刘和平：改编《雍正王朝》时，因为有二月河的小说在那里，我知道该写到哪儿，而《大明王朝1566》则是没有原著的，完全是自己创作，写到哪儿算哪儿，有比较自由的创作状态。当然，在写《雍正王朝》时，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停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但当我再来认识嘉靖皇帝的时候，我发现“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了。至于还有什么区别，我想，《雍正王朝》基本上就是小学毕业之后就都能看懂，而《大明王朝》对观众的要求就要更高一点了。

　　“和平很有抱负，总想为我们的民族写点新东西，我认为，在这部作品（《大明王朝1566》）里，他做到了，他确实为我们的民族和历史争得了一份荣誉。”

　　－－－刘泽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

　　过去看过刘和平编剧的《雍正王朝》，我认为那是写清王朝皇帝戏中最好的一部，而《大明王朝1566》无论从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度、广度，还是从其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感染力，均比《雍正王朝》有了更大的进步。他对历史的把握是准确的、可信的。我们急需这样具有较强的历史感，有新鲜感，有力度，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作。

　　－－－邢贲思（《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本书（《大明王朝1566》）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手记

　　写作留下后遗症

　　住在武侯祠博物馆幽静的小院子里，刘和平并没有休息好，他的说法是：我的安眠药忘带了。睡觉前服用安眠药是刘和平在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留下的后遗症，创作剧本对身体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刘和平每个月都会推掉好几个影视公司的邀请，因为他一旦答应，“就要变成作品的奴隶，并不会顾及自己的身体”。

　　昨天早上，刘和平先在武侯祠拜谒三义庙，然后乘车到

三星堆，他最近正留意观察各地的图腾。刘和平对展厅里的摇钱铜树感慨颇多：“古人把钱和树结合起来，表达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树上能产生财富，也应该算是他们的商业文化。可惜现在的商业文化更多是掠夺式的，希望付出的越少，得到的越多。”对比古人的金钱观，刘和平认为自己属于“温饱足矣”型，“我可以做作品的奴隶，做观众和读者的奴隶，但从不做钱的奴隶。”

　　在外界面前，刘和平对自己的家庭始终保持低调，不过从记者的观察来看，刘和平在家里应该是“老爷”型，他昨天四处问哪里有剃须刀卖，因为这次出来妻子没有在行李箱里放剃须刀，让他为迅速生长的胡子烦恼不已。

　　（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