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编剧之间是否涉及抄袭,已成近日文化热点事件。4月15日,76岁的琼瑶因不满于正[微博]新戏《宫锁连城》抄袭其旧作《梅花烙》,怒发公开信给广电总局,要求停播《宫3》。琼瑶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一气之下,已经病倒”。而于正方面,除了心平气和否认抄袭,更说明一切“只是巧合和误伤”。琼瑶后又接受某媒体采访,再谈于正抄袭事件,饱含深情地道出心声:“真的是很心痛!很心痛!很心痛!”4月22日下午,香港著名编剧李碧华通过上海华严文化控诉编剧芦苇“罔顾电影《霸王别姬》团队合作的事实,就李碧华著作权所散布歪曲、失实言辞”,并在“不拥有《霸王别姬》电影剧本出版权的情况下发布拟出版《霸王别姬》电影剧本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于正抄袭事件被曝后,编剧李亚玲和微博ID为“瞬间倾城的微博”的编剧又挺身“补刀”,回忆当初作为编剧界的小虾米是如何被于正要求代笔抄袭的。这揭开了抄袭事件的另一维度:在国产电视剧遍地开花的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为知名大编剧代笔的小编剧?中国当下编剧生物链又是如何:谁在最底层?如何被剥削?怎样往上爬?
中国民营影视公司出现至今已近二十年,催生了国内影视业大发展。在此之前,中国影视公司极少,电视剧生产量屈指可数,编剧大都由名作家如王朔之流担任。影视编剧专业科班出生的,出路往往是各级电视台—哪怕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们,也未必指望能有活儿干。
2000年,中国影视业大发展,投资方开始意识到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剧集成败。一时间,剧本需求量增大,编剧门槛降低—只要有人引你入门,无论是文学爱好者还是网络写手,谁都可以成为编剧。
市场繁荣催生行业乱象。如今,没有人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编剧。一个流传较广的数字是几十万。但几十万人里,真正能为人记住的名字寥寥可数—因为没有署名,大部分编剧仍在“枪手”之路上辛苦跋涉。他们的名字从来不会在某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或者片尾出现,但正是这些人撑起了大部分影视剧剧本的写作工程。
外人看来,“枪手”定义相当模糊;但在行内,“枪手”明确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代笔。只收稿酬,无其他诉求,真正意义上的“枪手”;第二种是参与讨论和执笔,完成后再由成熟编剧定二稿;第三种人负责贡献闪光点,具备基本文字功底。
最底层:与纠纷相伴的压抑枪手
2014年春,北京,25岁的春晓正四处求职。他在微博“编剧帮”上发布个人信息:三年电视剧枪手经验,独立编剧署名《姑娘》,2013年山东院线上映。擅长古装和文艺清新以及喜剧。
在中国影视圈,像春晓这样为知名大编剧代笔的小编剧比比皆是。有时候,大编剧写好剧本分集大纲,让代笔的小编剧写作分集剧本;有时候,大编剧什么也不写,无论大纲、分集大纲还是分集剧本,统统交给小编剧。唯一不变的是,这些代笔的小编剧从来没有版权,也没有署名权。时代周报记者在微博上联系到了春晓,想跟他聊聊“三年电视剧枪手”的经历,没想到他很爽快:“关于枪手,我有一份合同可以提供给。你大概就了解了。”
过去几年里,一些知名编剧的个人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编剧工作室通过招揽门徒,以“团队合作”方式谋取利益最大化。师傅和门徒之间,更多是一种老板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关系。对于没门路没关系的新人来说,先做“枪手”是敲开编剧这扇大门的唯一投名状,随后一切除了勤奋,就看运气:也许有出头日,也许永远没有。
春晓原先就在一家知名编剧工作室当“枪手”。干了两年多,写过三个电视剧。他不肯透露知名编剧的姓名,只说“在国内获过不少奖项”,且是他的老乡。
该知名编剧也是带他入行的老师。两年多前,大学刚毕业的春晓在北京某剧组做剧务人员,偶然之下认识了该老师,心生敬仰之心,在对方提出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工作时,春晓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在剧组工作,一年四季都可能非常辛苦。如果做编剧,工作量上好不少。”春晓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即便是最底层的“枪手”,尽管赶稿子的时候通宵达旦,但闲下来也可能一两个月无所事事。
促使春晓辞职的原因,是今年年初工作室下发的《×××工作室行为规范》, “我们工作室之前有三四个像我这样的枪手,今年人数忽然多了,所以就让我们签这份合同”。春晓觉得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
早在这份“不平等条约”之前,春晓说,已有多次纠纷为辞职埋下伏笔—如提成没有发到约定的数额,如工资拖延,如作为枪手的他想要争一个署名权。
近四年前,春晓写过一个随笔《姑娘》,后来作为约稿发表在报纸上。几个月后,经人指点,春晓将其改编成剧本。2012年1月份,剧本《姑娘》拿到了国家广播电视电影局的审批文件,10月,在春晓家乡、山东栖霞开机。在此期间,春晓加入了知名老乡编剧的工作室。
“这部独立电影是我进入工作室之前就已经跟影视公司签约的,但我还是向工作室上缴了百分之六十的稿费,相当于我在工作室第一年的全部收入。纵然这样,因为署名的问题,还一度闹过纠纷。工作室跟影视公司为了署名的事情打起了官司,影视公司按照最开始的合同给了我独立署名,但是工作室不乐意。人对名利的欲望是很难控制的,为了获得有力证据,我被逼做了伪证。后来有人调停,官司才停了。”春晓回忆。
春晓向记者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经历。“并不是所有工作室都这样。有些工作室的待遇或许是很好的。”他说,“但是我们年轻编剧缺少机会,有很多时候要忍受不公正待遇。或许有人会讲,你完全可以不忍受这种不公平啊。但是如果不忍受,你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喜欢的文字维持下去,只能一边忍一边寻找机会。”
春晓说,他认识的很多剧本枪手已经四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出头之日,过得很压抑。“有时候深夜打电话,他们会告诉我一定不要屈服,但是他们自己都已经屈服了。”
中层:成立工作室的幸运儿甘世佳
在位于上海乌鲁木齐北路靠近愚园路的咖啡馆里,甘世佳躲在角落里吃肯德基,桌上摆着两个手机、一包烟,以及随手一扔的食品包装袋和纸巾。灌了几口咖啡后,白色鸭舌帽仍然盖住了甘世佳的大半个脸。他说他刚在附近参加完活动,吃相因为着急而显得“狼吞虎咽”。
“我很愿意跟你聊聊编剧的工作和生活。”来之前时代周报记者用微信跟他联系,因为影视圈的朋友说,“上海地区三分之一的剧本出自甘世佳工作室”。记者拿这句调侃他,他回应“这肯定是胡说,三分之一是不可能的”。见面后,他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大概十分之一应该是有的”。
1982年出生的甘世佳,属于靠新概念大赛获奖出道的那一拨“少年成名者”。在他的“写作生涯”里,顶过各种各样的头衔:填词人、作家、各大名人传记的“捉刀人”……编剧是甘世佳近几年才开始干的行当。他参与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是《爱情公寓3》,也正因为这部作品以及多年积攒的小名气,甘世佳少走了大部分新编剧原本应该走的弯路。一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工作室。
在过去的一年间,甘世佳的工作室总共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主要编剧,生产了10多个影视剧编剧项目。今年年景更好:到目前为止,同时运作的项目已达14个,超过了去年全年总数。
甘世佳称,由于工作室特殊的运作机制,能够确保14个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同时运行。这一机制有些很炫的名字如“云编剧”、“三权分立”编剧制度等,不过本质上依然是团队合作。三个主要编剧各有特长,并主导剧本进程。此外,编剧们还配有编剧助理、行政、财务等等。在署名问题上,他们统一在片头署名“甘世佳工作室”,但在片尾部分,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要求打上字幕。“很多制作公司觉得我们很奇怪,有些合作者跟我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流程编剧。就像杂志出版有流程编辑一样,我们的流程编剧控制着各个成员的项目进度。” 甘世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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