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陈

　　一位不了解中国的加拿大华裔演员和一组不熟悉中国的美国编剧联合制造了这部流行美剧中的中国元素。

　　“在小树林的戏中，副总统安德伍德想要控制，我对他表示蔑视，我们在试探彼此的底线。”在《纸牌屋》第二季中饰演中国商人冯先生的华裔演员特瑞·陈接受《博客天下》专访时说。

　　在这个小树林里，特瑞·陈饰演的中国商人正不断挑战美国副总统的底线，并最终将中美对抗推向制高点。试探但并不突破底线也是《纸牌屋》第二季剧情中中美对抗的重要原则。

　　相较于第一季，《纸牌屋》第二季大大增加了中国元素。编剧塑造了一位有保镖待命的中国商人，他喝5000美元一瓶的威士忌，为了洗钱去参加赌场聚会，他还利用黑金影响美国白宫政治。

　　在出演这个角色前，特瑞·陈被《纸牌屋》制作方工作人员告知，这是一个有意思、具有领袖魅力的中国商人，如果非要参考一个人物，那就是杰·盖茨比。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喜欢办派对、为追求爱情挥金如土的美国富豪。但事后，特瑞·陈发现，两者唯一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认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他们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腐败之上。”

　　与剧中有红色背景的商人冯不同，特瑞·陈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1973年，他的母亲揣着100美金移民到加拿大。2年后，他在加拿大出生。因为父亲做销售，一直在各地开发市场，他们一直在加拿大各个城市之间搬家。到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换过了大约8所学校，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班里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

　　“我从小就很独立。母亲告诉我，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家里开了个便利店，我每天都会拎着一个垃圾袋到处跑，帮家里人打扫卫生，直到关门大家都走了，我才独自一人拖着垃圾袋走回家。”他告诉《博客天下》。

　　作为亚裔，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后来，他忤逆父亲的意愿，决定从高中退学，并开始环游世界，他的理由是“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自己真正投入地喜欢它”。在加勒比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后，23岁的他回到加拿大，开始重新寻找那种能够让他真正投入的事业。

　　“我想了从小到大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决定，我要做一名演员。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决定先回加拿大尝试，然后我成功了。”

　　此前，当《纸牌屋》邀请特瑞·陈出演，他感到十分兴奋与荣耀。他相信，《纸牌屋》第二季能给他的演艺生涯带来好运。

　　生活并不让人处处顺意。特瑞·陈在《纸牌屋》中的第一次亮相就让他尴尬。他被绑在床上，用塑料袋蒙住头，身体赤裸地在床上面对一男一女，在他出演的第一场戏中，编剧将他塑造成一位有特殊性癖好的中国商人。

　　“我准备这场戏的时候是开始这份工作的第一天，跟其他人都不认识。可以想象，其他人在我进组的时候就已经拍摄了半季甚至更多了，我得脱了衣服，跟那两个搭戏的演员一起，在戏中，你不能太在乎自己，你被付了钱工作，这工作有时候也需要你裸着，有时候需要你做点儿奇怪的事。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挺有乐趣。”特瑞·陈与《博客天下》分享他初次出演《纸牌屋》的心情。

　　2013年7月19日，美国东部时间0点30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处小树林，温度还在90华氏度(30℃)左右徘徊，特瑞·陈站在小树林的暗处，一堆拍摄灯打在他的脸上，显出他桀骜不驯、强势的表情，同时也让他感到燥热，他的脸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

　　朝他走来的是和他演对手戏的凯文·史派西。前一天，这位美国奥斯卡影帝凭借《纸牌屋》第一季获得了艾美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两人交锋的场景出现在《纸牌屋》第二季第5集，也是特瑞·陈所扮演的中国商人冯和凯文·史派西扮演的美国副总统安德伍德在剧中的第一次权力较量。特瑞·陈说，这是他和偶像凯文·史派西合作过程中最喜欢的一场戏。为了拍好这一幕，他们提前花了1小时来对戏。

　　拍摄片场和南北战争期间乱七八糟的军营有几分相似，满是临时帐篷。演员和导演不停地磋商，助理们来来去去，忙前忙后。

　　他们演对手戏的小树林是美国历史的转折之地，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一次血腥行军始于这里，代表美国北方军队的格兰特和维护奴隶制的李将军在这里短兵相接，最终前者击败了后者，维护了美国统一。

　　当晚在小树林，特瑞·陈与凯文·史派西也在进行第一次交锋，他们的对话被诸如“成王败寇”、“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中国也非昔日的中国”这样的句子充斥。

　　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演员特瑞·陈对中国并没有太多印象，对中国的政治更是知之不多。他不知道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总理都是谁，但出于演员的好奇心，他会顽皮地反问记者，“你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他与中国的勾连更多是他的东方面孔，他的母亲是大陆人，他的父亲是台湾人。

　　在戏中，他饰演的冯姓商人角色被编剧设置为祖父死于文化大革命、怀念毛时代家族荣光的商人，这个商人谙熟中国政治运作，并在最危险的边缘享受金钱与权力带来的刺激与荣誉。在小树林里，特瑞·陈饰演的这位中国商人告诉美国副总统安德伍德，“正是毛泽东时代，少数中国军队战胜了多数的国民党军队，统一了中国。”

　　现实生活中，特瑞·陈对毛泽东时代的印象则是自己家族的流亡。他曾经听家人们说，他的母亲在解放军进入北京时离开大陆去台湾。特瑞·陈说：“政治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更多是姥姥与姥爷的感情原因。” 因为，在他童年海市蜃楼的印象里，“家族合影中，所有照片有关于姥爷的部分都被姥姥给剪掉了。”

　　特瑞·陈记不清，自己第一次来到北京是2001年还是2002年。当时，他去了天安门、天坛。在北京的十来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不是中国人，我的气味不一样，我看起来有点儿不一样，我穿的也不一样。” 

　　特瑞·陈饰演的中国商人的打造者是一群不那么熟悉中国的编剧组。

　　“执行制片人、首席编剧威利蒙也只是在本科时修了一门《中国近代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吕晓波告诉《博客天下》。威利蒙也是《纸牌屋》第二季要将中国元素编进剧情的提出者。

　　威利蒙是哥伦比亚大学1999届毕业生。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他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需要捡起关于中国的知识。

　　他从书中学到的知识明显不够用，索性拿起电话约见当年教他的历史课老师，老师让他的同事吕晓波一起给威利蒙补课。

　　2012年2月底，威利蒙一行十多人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此时，重返母校的威利蒙已经小有名气。他因担任电影《总统杀局》的编剧被第6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编剧提名，《总统杀局》影片本身也多次被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国际奖项提名为最佳改编剧本。

　　“威利蒙有一张孩子气的脸，看上去很年轻。”2014年2月底，在德国柏林讲学的吕晓波向《博客天下》忆起那次见面。第一次与编剧打交道的吕晓波只记得这群人穿着随意、不起眼，甚至跟学生没什么区别。

　　在学校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吕晓波和编剧组凑在一起交流与中美关系相关的议题，现场的氛围更像是一场研讨会。

　　“他们没有提及具体的剧情或角色设置，更多的是了解中美关系有什么大事，比如他们问我汇率重不重要。”吕晓波回忆。

　　一年后，吕晓波看到第二季中与中国相关的情节大约占了一半。稀土危机、网络黑客、人民币汇率争执、贸易纠纷、中日岛屿冲突等近年来的中美重要议题都被纳入剧中。

　　“有些事儿是2013年新近发生的，可见编剧们是在不停地添加新东西。”吕晓波说。

　　编剧之一肯尼思·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威利蒙在写《纸牌屋》第二季前就确定要加入中国元素了。林负责写第二季第5集，在那一集，中国商人冯出场。 

　　吕晓波了解到，威利蒙和他的编剧组想要在剧中加入中国元素是因为“这部涉及美国政治的讽刺剧，一定会卖给中国。”

　　旅美20多年的吕晓波认为，在美剧中添加中国元素一点也不奇怪、也不突然。“20年前或冷战时期，如果写美国的国际关系，可能会提到苏联。中国元素在美国的电影作品中早就有了，虽然在美国的电视剧中大量谈及，这可能是第一次。”他说。

　　史派西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也说，“中美关系这么重要。在美国政治中不提中国，我觉得不可能。”

　　36岁的威利蒙花了4年来创作《纸牌屋》第一季和第二季。即便是在第二季拍摄期间，“我要么待在巴尔的摩的特里贝卡酒店房间(被用来当做写作室)，要么就是待在片场附近的简陋拖车里，跟着剧组到处走，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创作或重写新一集的剧本，只是偶尔才打个瞌睡。”威利蒙在个人Twitter上说。

　　华裔演员特瑞·陈用务实来形容这位编剧。“威利蒙总是在片场监督拍摄，以确保影片的拍摄按照他所期待的方式进行。”特瑞·陈告诉《博客天下》。

　　威利蒙组织编剧开了好多次角色塑造研讨会。他们在一张白板上写每一集的分解图，以及每个角色的最新命运进展，连那些小角色们也不会被遗漏。

　　除了中美重要议题，他和编剧组笔下的美国人表现得很了解中国、甚至能洞察人性。他们张嘴就能说出“和中国人打交道，坚持比妥协更能赢得尊重”、“中国人不吃敬酒我们就上罚酒”、“以和为贵”。

　　沉浸在创作世界中的威利蒙一到外景地，立刻露出苦恼的表情，开始为各种细节操心。

　　他在意片场那些金属立柱护栏的摆放位置，他会亲自撰写《纸牌屋》在Nexflix播放时每集150字的内容提要。

　　当他看到安德伍德的办公室几乎和现实美国政治生活中，众议院多数党督导的办公室一模一样时，他兴奋不已地说，“连照明灯开关高度都一样。”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记者探班时看到他头发梳向后面，乱七八糟的，衬衫没有扎进腰带里，散着鞋带，牛仔裤的口袋破烂得钱包要掉出来。 

　　尽管中国情节的比重很大，但只有几个院落的镜头在中国拍摄。中国镜头的执行导演科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整个筹备和拍摄流程用了三周半的时间，预算超出了原计划的3倍。

　　第2季第7集中，中国商人冯的花园外景取自云南丽江悦榕庄。这家豪华的五星级度假村显然不是中国人眼里的富豪家。科林解释，“它其实是西方人概念中的土豪豪宅，而中国人的观念反而会比较西化。”

　　特瑞·陈不知道自己扮演的中国商人是否符合现实中的中国商人形象。“好莱坞始终对中国人的形象有刻板印象。对于每一个来自少数种族的美国人，比如非裔、南美裔、华裔这些有色人种在好莱坞总会遇到很多挑战。因为好莱坞总会把他们区分开来，从而更好地推广并市场化。”特瑞·陈说。

　　在现实世界里，出生在加拿大、生活在白人文化里的第二代华裔特瑞·陈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异乡人。“我在加拿大长大时，看起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现在，年纪渐长的特瑞·陈开始思考身份归属。他希望等岁数大点能多去几次北京和台北。“我深深地被那里的文化吸引，这文化就存在于我的基因和血液中。”他还希望好莱坞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能慢慢改变。

　　本刊记者 | 周琼媛 吕昊

　　图 | Rob Gilbert

　　(杨弋、杨迪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