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是顾长卫的处女作,镜头沉稳朴实,意蕴丰厚。叙事怀人,细而不碎;余味缭绕里深藏最好的东西,就像国画里的留白,是境界,也是技法。绵延不尽,欲语又止。影片的结尾,三个家庭走过孔雀园,都企盼孔雀在他们面前开屏,然而他们都是匆匆过客,还未来得及看到绽放的美丽便消逝在人海当中。生活的平淡遮掩了生活的绚烂,匆匆过客终究会错失其中的韵味,人生的幻妙与奇迹,几度蹉跎而又几度沉浮,也许都尽在这孔雀开屏之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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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的开始,就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它有着北方小镇晨曦的暮霭,清冷的街道上落下了一些零星的足迹。窗格子被秋风吹得瑟瑟作响,漆边褪掉了鲜艳,却缓缓韵动出秋的脉搏。
一栋楼走廊的一隅,泛着古旧的暗光,斜倚在碓屋灰褐而退了皮的石灰墙角,姐姐独自拉着手风琴。水已经烧得滚烫,壶盖声也催得急切,琴声却仍然连绵不绝从姐姐指尖流淌出来。姐姐是一个安静的人,骨子里的倔劲和叛逆凸现了一种清高与脱俗。那个年代的她,静静地等待着麦穗的生长及熟稔,不愿成长中坠入平凡与庸俗;直到有一天,空中飘来一朵朵降落伞,天空的颜色被渲染得分外明媚和清朗。从天而降的伞翼,将梦想陡然带到了她身旁,罩住了她的视觉,也拢住了她的心。理想和朦胧的爱情一起来到了,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的双重诱惑,然而这种诱惑越是诱人,当有一天它消失的时候就越是让人无法面对。姐姐的梦离去就像梦来到一样的突如其来,她委曲求全、孤注一掷的付出在另一种她所鄙夷的“色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她用另一种孤注一掷将所有的梦想推落到河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破灭吧。
在羁绊她的力量面前,外表柔弱的姐姐总是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而不懂得辗转与腾挪的技巧。于是一天,她用缝纫机针尖的跳动编织起一段未了的梦。但是虽然自行车后手工缝制的降落伞撑开了一朵绚烂的花朵,惹得整个小镇的注目,却迎来了更为激烈的反击,而反击的制造者却残忍地落在母亲的头上。姐姐的人生支点设置得太高,人物命运的坍塌是姐姐性格使然。
姐姐与局长司机的结合成为姐姐故事的节点,它昭示了一种妥协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随后的离婚又让这特殊年代姗姗来迟的醒悟充满了悲剧的无奈与信念的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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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力存在障碍的人,或许就如失明或失聪的人一般,身体缺乏一种必不可少的机能,却又如常人一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失去听觉的人,让人觉得就像一栋年久失修、大而无当的老房子,有着油漆斑驳的窗棂和白蚁悄悄蛀空了的柱子;就连落进厅堂的阳光也是喑哑的,零散的。而一个有智障的人,就像一艘失去舵手、漫无目的漂泊的小船,它的沉浮与荣辱都好似游离于身外的符号,对待万事万物都肆意的,懒散的;有些随意,更有些深藏不露。
哥哥是个有些智障的胖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感情好像越来越荒芜,表达也越来越词不达意,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一种委身静默的方式,或者说那是唯唯诺诺、浑浑噩噩的处世态度,有种与世无争的清白。作为小镇中的“异类”,小镇并没有因为愚笨所带来的错误而疏远他,在他的脸上,也总保持着谦卑而惶惑的笑容,哪怕对欺负他、戏弄他的人也是这样。
与小镇中众多青年相比,他没有众多痞子的狂妄与无知,他也没有弟弟整天的忧心忡忡、认命和迷惘,他用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事件,也正是这种简单弥补了他先天的不足。由于大哥疏忽害得刘师傅差点冻死在冰窖中,他将善后的工作推给父亲,不废唇舌也不担责任;找不到对象时,他会回家给母亲诉苦,将责任归咎于母亲。虽然智障阻碍了哥哥生命的成熟,却成为他惹人同情、赚人眼泪的法宝,也成为他夹缝中生存的法则。影片结尾,文革结束后,如鱼得水的哥哥做起了买卖,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以前那些欺负他的人来找他借钱,但他一分钱都没借,他的精明与务实让自作聪明的人顿时黯然失色,原来平淡的生活也会换来夺目的光彩。
影片的比喻很隐讳,大哥小时候得过病,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智力缺失。大哥精神的缺陷不仅映射了在成长过程中的受尽了压制和委曲求全,大哥的处世态度更深层次映射了文革中“反右”斗争造成知识分子的噤若寒蝉。大哥行为上看似鲁莽,却完全不是一个粗人,影片中他戴上眼镜表明了他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文革打压最为严重的大哥,集中了知识分子本性中的软弱和韧性,显示出大智若愚的智慧与诙谐。
大哥与金枝的结合是影片中唯一不让人怜惜的结合,他们看似身份相差悬殊,却在身体机能上都存在某种缺陷,也正是这种共有的缺陷成为了两人结合的契合点,使他们在生命的旅途中相依为命、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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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这样的干枯与凄冷,除了情感突受到外方的激动,徒然浮涨着狂热的幻想外,大抵只有走上萧条空渺的回忆之道了。弟弟的独白深沉而忧郁,人如其言,他是那种容易感伤的人,不经意望一眼落花,便会牵扯了愁肠百结。
时间倏忽而过,正如弟弟所说的,“一觉醒来,仿佛已到了六十岁”。这样的倾诉,这样的心灵自白,这样的祈祷,在生命成熟时期的表现欲望里如同喘息,如同哭泣。的确,文革就像一场大梦,醒来后,尘埃落定。
弟弟正处于那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年纪,他时常会倒挂在学校的单杠上,一个人享受大脑充斥过血液后的麻木,慨叹过眼云烟的匆匆与无奈。虽然他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年岁相仿,然而马小军虽然处于文革动荡时期,但画外音说道“城市是我们的”,这群少年俨然是那座“空城”的主人。与《孔雀》不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像构置上,家里父亲的形象基本是缺失的,这意味着作为家庭深层同构的社会,权威也是缺失的。所以在其中,人物所处的政治环境被悄然淡化,青春的悸动和个性的张扬让我们捍卫了青春的记忆。
然而,《孔雀》中弟弟是被强硬的父亲管制,任何超越父亲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青春期躁动都被理解为大逆不道。父亲无意看到夹藏在弟弟书本中的裸女画像,是整个社会的暴力向家庭暴力转化的标志。束缚青春性冲动是社会对人压抑在父亲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小弟叛离家庭的导火索。但是,更为隐晦的原因却出现在社会的公平性上,父母处理子女三人关系的不公平现象映射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公平。影片中父亲对哥哥的偏爱让弟弟在感情上缺失了父爱,残缺的人格使得他在另一个男人那里找到了这种父爱的关怀,于是弟弟与果子的同性恋情是青春期性冲动被压抑被扭曲的结果,父爱的缺失也让弟弟的人格方面并不健全,他软弱的个性使他在随后的两性关系中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他甘愿在家里“抱孩子”、“做饭”,成为了女性的附庸和婚姻的傀儡。故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