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高晓松汪峰等会诊内地乐坛病症(实录)(5)

　　高晓松：第一条，作品要商业化，怎么能做到作品商业化？

　　周亚平：作品如何商业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高晓松：商业化如何做？

　　周亚平：商业化，首先是要应对商品。

　　亚东：有些东西不是我决定，我有今天的想法，这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没办法。我就是不能认同新的媒体，比如我的歌放在这个上头和一张CD是不同的。因为他是MP3，我把“MP3”叫“马屁3”，我不听，因为我的耳朵听不下这个东西。我只能听CD就跟我只能吃辣的一样，因为MP3的声音太难听了，我不愿意把我的声音放在这个里面，哪怕它再卖钱。这是不同的，其实我刚才说了半天，我觉得您的做法是非常对，现在就应该这么做，以市场作为前提。但是，好的还是应该坚持。好的还是不好的，要想清楚。比如像我这种人，我今年要发我的CD，我就想我的CD该怎么包装，我肯定不能容忍硬物在里头，我需要的是柔软的，就像我写一个音乐和出一本书一样的，我要纸张的质感，这是一个作品。

　　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我是创作人，您那儿是一个公司，我这儿也是一个公司，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在我眼里没有谁是消费者，就这么跟你说，我写歌的时候我不想它是一个卖品，我不能做这个判断，我写这个字就是写给不管是写给我妈、还是写给我爸，还是写给我爱人，仅仅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不能把它想成一个简单的消费的东西，创作和公司之间就有这个区别。

　　物以类聚，所以不要跟我谈卖给谁。我的意思是，您的做法很对，不能排除我不认为自己喜欢听CD，我就是精英了。我认为我自己也是草根，我只是有更多这种需求，仅此而已，大家各做各的事情。

　　高晓松：我来补充，亚平说的整个商业流程没有那么高深，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做卖钱的音乐，后面大家都懂，怎么去卖钱，问题出来了。美国厉害吧，四大唱片公司厉害吧，如果能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有这么容易吗？庞龙，再来来两个，再卖。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国外的唱片公司不比咱们成熟吗？来一个滨崎步，再来十个滨崎步，不就80个人滨崎步赚钱去。文化要是这儿机械就没这个产业了。

　　周亚平：现在是认为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网络阵营，一个是传统阵营。媒体也是这样，媒体觉得我们应该交给你们应该听什么东西，网络的阵营也好，音乐也好，歌手也好，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什么叫做音乐，只要有人介绍，就是好音乐，就是有审美价值，有艺术价值的。拉同样的旋律，艺术家和匠人就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拉的就是精英，匠人拉的就是草根。所以你看的这些草根，有些没学过，没上过音乐学院，但是写的歌就认为他是天才。就是说实际上网络的东西，很多是精英的，我觉得媒体应该去认识到这个问题，去推荐，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在主流的意识当中是排斥的。你看看去年这么多歌都火了，哪一年的流行乐坛有这么多歌火呢？40多亿下来了，我觉得有一大半就是这些人创作的，为什么不去推广这些歌手和这些作品呢？实际上是媒体本身抱有偏见，我们是特别感受深。

　　王长田：我讲一个事，大家都讲音乐届要落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概半年前，成立的一个首都广播电视制作音乐协会，这是国内比较少见的纯粹是行业企业构成的一个协会。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在国家中央的层面，但是手续办起来比较难。后来就在北京市去办，有30个唱片公司，每家唱片公司交点会费，推举会长、秘书长，到民政部批一下，给你一个上报，到民政局那个地方的报纸登才能批下来，这个作用确实很大。北京市50个最大的电视剧的制作公司全部在里面，基本上占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的70%、80%以上的局面，所以力量就非常大。比如今天我们说北京的唱片公司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同样会提高绝大多数的音乐质量，所以非常有力量。我们做了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有的电视台在跟电视制作公司交易的时候很不公平，比如价格定得非常低，但是他有他的优势。大家50个公司联名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认为有问题，希望您能改正。协会秘书处又代表这50家公司跟这家电视台台长商量，当时他很重视，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件事情，就是更多范围的沟通，发起了一个电视剧制播的对话会，把欢迎大概30个最重要的电视台的领导请到北京，50家公司跟他们一起对话，我们认为电视台播的时候存在这些问题，想听到一些建议和意见，大家一起沟通，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想，音乐行业也许需要这样一个制作业的协会，他跟音响协会不太一样，这个协会的存在是因为制作公司、唱片，它的经费是唱片公司出的，人是唱片公司选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政府色彩的。现在可能是这样一个时候，平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郝舫：我是觉得在场有业界的代表，也乐评人，也媒体的代表，我觉得我我们还缺一个中国代表。我们在做评论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视野也不能太狭隘。上个月S (英)到北京演出，上个星期采访他说，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成立别的乐队，你想成为一个什么乐队？他说他想成立一个乐团公司，在上海是没有人知道的。音乐有时候是一种文化传承，可能现在没人听，听的人很少。刚才我们看的数字是100多张。比如举个例子，窦唯，这是媒体的听众和我们共同导致的一个视野的严重狭隘，我们盯住了音乐的某个大型的板块，我们没有把更多的视野投向更需要的关注的音乐，它其实也是流行音乐，它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工业体制，也会在某些人群当中得到传唱，这是不管做媒体还是做什么应该看到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我觉得说到网络有很多争议，实际上看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在70年代初，流行音乐差点失败。70年不初卡带刚出来的时候，唱片公司的焦虑跟紧张跟今天面对网络的时候一模一样，因为卡带是可以复制的，甚至可以出现高档的卡带，唱片公司非常紧张，这个怎么办？回头看历史，整个80年代的音响唱片的历史是时代的历史，构成了这个产业进一步壮大的最重要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看到。你想当每一种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音乐的发行、制作器具都已经变了。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音乐不能太适用，音乐中间还是有金钱和一般的普通的价值观念没办法获得的荣耀和价值。那种荣耀感和光荣感，在座的好多都是创作者，那个东西是超越某一个超产业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然应该是创作者，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由于我们有时候还是应该放开身份，不能纯粹以音乐的眼光看一些东西，可能心态更平和一些。

　　科尔：我觉得大家基本都说完了，刚才最后郝舫说的我很赞同，很多东西是一个心态问题，我觉得对于个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卖钱，对一个公司来讲运营可能有问题，但是我想并非是世界末日。台湾也有很多小创作歌手，每个小的循环，他也能够自己活下来，并分头指导，他有自己的乐观。你的小的分类的人群还没有办法直接听到你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所有东西都需要过程，包括向无线的推广，包括像超女，都有这种问题存在，但是要有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它。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说超女，超女能不能拯救歌坛，无线音乐能不能拯救歌坛，无线音乐能否毁掉歌坛？歌坛不是谁能够毁得了的。就像打麻将一样，清一色，你胡了一把大的，肯定会一片低迷，但大了以后，一定会小的一片小批胡。所有人都有一个跟风的趋势，2005年超女很火，她们也很热爱音乐，不一定那么高深，但是喜欢她的歌，喜欢玩，玩了之后李宇春(blog)、何洁(blog)突然红了。第二届的时候，比赛开始之前，李宇春已经赚了几百万的现金了。大家朝着钱都来了，所有酒吧歌手都出现了，整个比赛就变了味了。这种味道潜移默化，歌迷听得到、观众也听得到，它一定是反映歌曲的影响过程。筹办公司也出来了，这个比赛一路下滑，突然告诉你五年以后，大家都忘记了这天的时候，那么小孩又来了，可能不是冲着钱来的，但我觉得是一个循环，我今天说这么多，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说出来互相一个交流，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一点，音乐风云榜，我刚才提了一个关于未来颁奖的方向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我是觉得就有一个心态在某些方向，我觉得心态一直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一点我不大赞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听众团，这个事就是，人越多越权威，我不同意，我觉得只能是导致结果越扯淡。这两年我看到光线的非常恐怖的事情，整个投票有几十页，我绝对相信，比如在北京，真正一年听我们的流行音乐唱片50张的，在业内人士里面不超过30人，包括所有天天在放音乐的人，没有人听得过来。其实我倒觉得某种程度讲，未来颁奖可能有一种方向，就是大而全。我就是做一个小的，比如说有7个人，我写了27个人，这样才有可能集中起来。我觉得奖项有说服力才是真正的颁奖有说服力。评奖又不是打架，人太多未必是一件好事。

　　金鸡奖也就那么十个、八个人，到那个时候所有得票数是可以公开的。比如最佳男歌手这块，高晓松你没有选刘欢，你选的是“世言”，这能站得出去吗？这是有约束力的。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不能光说想做格莱美，要每个人都有侧重点，我想这样会更好。

　　科尔：我印象中最成功的就是第三届，因为那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说没有发片之前，没有红起来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很难想象它，但那年我们的评委并不多。我们那年选也很容易，我们五个人的提名出来之前，有八到十个人。无非是我们三个人选出来的而已，为什么有一年五月天得了摇滚奖大家觉得很不靠谱。但那年就是投票，因为你扩大了很多评委加入，他不了解。是不是内地评审评内地，香港评审评香港，那么出来是正常的结果。台湾乐评人选了五月天，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高晓松：我参加过一个评审，大陆七个、台湾七个、香港七个，大家都不知道朴树是干嘛？我们变成了各自介绍自己的音乐。

　　科尔：台湾的评委认识五月天，肯定评五月天。但大家评各自喜欢的。

　　戴方：这没办法，谁让你的知名度没人家高呢。

　　最近几年也没太关注，但我觉得这确实有一个大的趋势，郝老师说从磁带会不会变成其他的载体。我觉得这个需要考虑。具体怎么样，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只是提出来，看看和大家学习一下。还有就是传统流行音乐，还有民族摇滚，我确实从来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特摇滚的人，但却是以摇滚的形式做了很多年。后来这几年也是比较关注朋友的乐队。但是，从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之后，我觉得音乐没有什么风格可言，当我接触国外的无论是看演出还是乐队以外，我觉得很多音乐想拿出去挺难的，我做了很多尝试，自己做尝试确实很心虚，第一是我们的节奏占优势，第二我觉得我们选择的商品不沾优势。我找了很多感觉以后，我发现我们旋律上有丰富的民族素材，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流行音乐和文化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我知道的在美国有很多人做一些民族题材也好、历史题材也好、戏剧题材也好，相关的形式，包括我也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团队是在做动画版的中国的西游记，我觉得这对我们说是发展方面的一个现象，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陈科：我听了这么多老师的发言，觉得受益匪浅。我觉得还是我们主要的音乐在路上，在三里屯酒吧的好多店都在为人民的娱乐服务，我们就继续为人民服务吧。

　　刘静植：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得特别好，我只是想说一个现象，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现在北京青年报刊载每个礼拜有五个作品评论版，因为他们到处找，就想找到比较符合今天读者和歌迷感兴趣的作者和文章，一个是作者不太好开掘，他们就想再读者里挖掘，在网上广泛征集，但征集什么的都是看碟的，没有人写乐评。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挺值得关注的。包括现在很多乐评，之所以能够出来，当初都是非常热情的给媒体写稿、投稿，最后大家很认可。但无论我们如何征集，都是没有人愿意写乐评。从歌迷的角度来说，大家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过去的人认为听流行音乐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他有一个精神需求，音乐触动了心灵的东西。我也问过很多小孩，为什么你们现在听歌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说，听完了就完了，然后再下别的歌曲，觉得没话可说，仅仅是娱乐而已。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面临的一个疲软的和很娱乐的时代，我觉得心态平和一点，像亚东所说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在以过去传统的心态看今天时代的发展，也许现在的人有新的发达方式。所以很多东西，如果各个方面都不必苛责太多，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对于媒体有很大的责任。而且确实应该起到应该有好的导向，应该给大众有好的鉴赏能力。但也不必看重传媒的作用，因为我们从20多年的历程来看，没有哪一首歌的走红，媒体先出来说这首歌特别好，然后它流行的。媒体只不过是在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作出一个本能的反应而已。媒体能做的就是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而不是说像刚才他们说的跟唱片公司巩共谋，唱片公司成为媒体炒作的一个提供商，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已，所以希望大家心态尽量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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