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撰文/李森

　　品牌为明星设计一款限量版定制手机，这不算什么大事，但如果这个人是崔健，一切就不同了。

　　采访间外，平面、电视、网络媒体挤成一团，面对“再5分钟，就两个问题，问完走人”的请求，守门的宣传始终回以“不好意思”，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如此反复数次，终于有媒体败下阵来，开始收拾设备。轮到记者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大声叮嘱，“不要问和今天的主题无关的事，他没什么好说的”，话音未落，只见坐在沙发里的崔健端起茶杯，胡乱吹了一气，他低头招呼道：“没什么，都和主题有关，我就简单讲讲摇滚和商业是怎么回事儿。”

　　艺术离商业太远，会失去活力

　　还是绝对不摘的红色五角星帽子，黑色夹克衫，崔健的头一句话是，“别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说太多，可能我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说过什么我也忘了”。

　　对于身经百战的崔健，团队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竟然像保护新生儿一样保护他，三五个人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扑灭任何他们认为有威胁或是崔健不该回答的问题。但崔健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盯着某处并不存在的焦点，偶尔点点头，而后用一串话将你卷入他的逻辑里。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摇滚乐应该拒绝商业，相反，我们应该接近它。”

　　我只是这部手机的内容提供者，它只是以我的名义，做了一个能够跟我直接互动的小社区，实际上跟传统的音乐销售是一样的；而且它和我平常做的事儿非常接近，所以你不能叫它“广告代言”——我理解的广告纯属商家买我的形象。但是呢，因为手机有市场的排他性，所以大家会觉得它是商业的。

　　我一直在说，我要疏远商业广告，但并不是说我会非常轻易地把它屏蔽掉。大家也知道商业和艺术的关系，离得太远，会失去你的活力，而走得越近，你会发现它其实削弱了一种体制上的压力，你会觉得这也是一种解放。

　　商演我一直就没断过，和弄这个手机一样，等于是出什么价买我的演出，我提供什么样的演出内容和制作水平，从而联结一种商务关系。竞争环境下，没有商务是做不下去的，不然不光是我得不到保护，对方的利益也受不到保障。

　　我很早就说过，摇滚乐不应该拒绝商业。当然，在推广过程中，原则就是一条：不改变你的创作，不改变你对艺术的初衷。社会在转型，文艺和娱乐的形式也在转型，商业合作这东西是早晚的，看起来我好像站在列前，其实国外早就有先例了，比如U2和iPod。说白了，这算是音乐销售的新模式，只不过大家很难接受我去做。

　　过度消费的问题，我慎重地考虑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不要透支自己，但到目前为止，我离透支还很远。我的创作节奏很好，积压的东西非常多，我有上千个小时的素材，只不过因为我对质量的要求和我的能力不成正比，所以暂时拿不出产品来。

　　娱乐也是一种权利，一种对人性的尊重

　　聊到这里，崔健清了清嗓子。他像是打好了腹稿般，开始陷入一种漫长的自我倾吐，这时，那个被当成“精神符号”不断贩售、咀嚼，进而形成独特商业效应的崔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擅于阅读、反馈、自省，并拥有强烈说服力的中年男人。他并不看向你，也有些答非所问，但你知道，他确实在认真地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的目的不在于自我推销，而是“让人格健全起来”。

　　所以崔健变了吗？他是不是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他还有没有气力维护“这儿的空间”？答案在下面的自白中。

　　我最近在琢磨一件事儿。我发现，在人的内心深处，有潜在的3种东西，缺一不可：一个是尊崇个人自由，一个是能和大家共同互动的自我，或者说积极的自我，另外一个是理性。在我们的成长中，实际上经常会忽视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许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我的音乐充满了“红色”，比如说《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但只有“红”是不健全的，完全靠理想，人会变得很极端，所以为什么现在我强调“蓝色”，因为蓝色骨头的概念是在强行补充那份理性。我们必须聪明，必须讲方法，作为摇滚歌手，我必须和大家分享一种能够互动，能够产生持续且有效共鸣的理性的自由。

　　年轻是一种精神，当你进入摇滚的状态，你自然会想到的是“下一步”，而不是“上一步”的事，这本身就是年轻的状态了。中国的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重要的，未来才重要，和人去享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一个渴望互动的未来——因为音乐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活动，想真正地享受摇滚乐，你必须以集体的一分子的身份去享受，然后在集体给你的机会里，去释放自己，去承担不可推卸的创作的责任。

　　我希望在我的音乐里，有自由，有人性，还有严肃的思考。换句话说，听歌的人像是在经历一种特别深层次的，甚至有些宗教性的快感。如果做不到，那我宁愿满足摇滚乐最朴素的要求——娱乐感。过去，我反对卡拉OK文化，因为我以为大家只是去消费卡拉OK，会误认为卡拉OK就是音乐，但现在我承认我说得太激烈了，娱乐也是一种权利，也是对人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