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王伟忠表示，《中国梦之声》的选手类型十分多样，“但这对评委来说，脑力上会很累。因为人特别多、种类也多，所以我要一直思考，怎么样的选手比较符合《中国梦之声》。”

　　在四位导师之中，王伟忠[微博]是现场最理智、冷静的一位。他通常表情不多，最后发言，但是给出的评语意见清晰、指向明确。祖籍北京的他国语字正腔圆，在喜欢的选手留下来之后，往往会格外亲切地说上一句：“留在上海吧！就留在上海！”

　　自言是在最好的时代进入电视圈的王伟忠，通常被台湾综艺圈尊称为“综艺教父”。他所制作或监制的电视节目，如《全民乱讲》、《康熙来了》、《超级星光大道》、《国光帮帮忙》等，均引领一时风潮；他也涉及经纪事业和戏剧制作，轰动两岸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就是他与赖声川[微博]合作的。而从2007年起，由其制作的台湾最大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更是捧红了一众当今台湾歌坛的新星——萧敬腾[微博]、杨宗纬、胡夏[微博]和林宥嘉[微博]。

　　此次接受《中国梦之声》的邀请担任导师，王伟忠坦言自己是周杰伦的替补，但同时“觉得大陆的选秀节目买版权、向国外的节目学习得很快，觉得来这边看看也好”。然而，《中国梦之声》选手的种类之多、选择之难仍然让习惯了电视制作行业的辛苦的伟忠哥觉得“累”，“我要一直思考，怎么样的选手比较符合《中国梦之声》。”而从《超级星光大道》谈到《中国梦之声》，王伟忠认为歌唱类真人秀节目要注重节目的后续发展，也就是如何去经营那些选手，“有产值这件事情对所有节目都是必需的。因为你如果播出来，然后就如过眼云烟过去了，没有产值，那就是散文嘛，做完了就是做完了，又不集结成册。”

　　《中国梦之声》选手更多样，选择费脑筋

　　早报记者：为什么选择《中国梦之声》作为自己大陆导师处女秀的舞台？到现在为止，当导师的感觉如何？

　　王伟忠：成为《中国梦之声》的导师完全是机缘巧合，本来他们是找到周杰伦，但是他经纪人认为杰伦的个性以及他的位置，不太适合，就推荐了我，觉得我综合方面看得比较多，比较适合。我也觉得大陆的选秀节目买版权、向国外的节目学习得很快，觉得来这边看看也好。

　　早报记者：来了以后，和台湾的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伟忠：是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这些来的选手有唱民歌的、有唱美声的、有唱流行的、有摇滚的，还有很多人唱港台音乐的，也有草原的，各式各样，有很多种类型。另外，还有很多从乡村出来的。相对而言，台湾比较小，城乡差距比较小，而这边则差距比较大，所以挺有意思的。

　　但这对评委来说，脑力上会很累。因为人特别多、种类也多，所以我要一直思考，怎么样的选手比较符合《中国梦之声》。《美国偶像》有一个讲法，可是这个讲法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的环境又不一定。而且四个评审又有四个评审不同的看法，所以就在这其中去找一些方向，一直在磨合，总算选出了一些人。海选的比例大概是四分之一点几，四个人当中有一个这个状况。

　　早报记者：从制作节目、客串导师，到现在纯粹地当导师，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王伟忠：《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前两集我有参加，后来我就没参加了，让年轻人去做，我在最后一集选冠军的时候当主审。当然两个地方很不一样，我又重新再做海选的评审。参加海选的人很不一样，台湾当时也有很多人从境外来。这边的人真的是百花齐放，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新的刺激，所以我花很多脑筋在想怎么帮这个节目选才。

　　早报记者：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选手出现？你曾经说你不喜欢“故事咖”，那么什么样的选手能真正打动你，或者说，什么样的选手在你看来既适合这类歌唱类选秀节目又能在选秀结束之后在歌唱之路上获得成功？

　　王伟忠：首先有两个问题，这边的人高中的时候都要高考，父母还是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边(选手)的年龄层都比较大，二十三四岁。对我来说，选手的年纪还是偏大一点点。

　　然后我觉得是某方面有些保守。我讲过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音乐分主流与非主流，也分为唱将型和偶像型，每个节目要的不太一样。偶像是未来的一个形象，你到底要拉到国际上，还是单纯国内消费，也有很多不同。这个偶像的标准，现在《中国梦之声》还没有定义出来。

　　在《美国偶像》的宝典里面是说选出来的选手要能够卖票的，能够聚光的。而我认为的偶像是这样的，一个是有特色，特别帅、特别高、特别会唱、特别漂亮，特别怪或特别能够自我创造。我现在比较在乎自我创造，就是说他有某方面的特质是你赶不上的，所以你才会想去看他。那他如果既有偶像特质又有唱将的能力，主流音乐又能够表演，另类音乐又能够去欣赏甚至能够涉猎，那我认为就完美了，然后年龄层又不是很高，加上他有国际性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就非常完美了。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几个小孩子还不错，年龄大概21、16、17岁，有三四个，但是22岁到30岁的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我觉得音乐人从幕后想转幕前的也还可以。但是歌舞型的很少。比如说韩国歌舞型就很强，它没有很强的地域性，国际性很强，纯娱乐，不要求有什么意义，也不关心是否有梦想，这样的纯娱乐的选手还是比较少。

　　大陆有成本去学习 台湾没成本靠摸索

　　早报记者：你和歌唱类真人秀的渊源实际上匪浅，制作了在台湾大火的《超级星光大道》节目，也在其中的决赛环节担任导师。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类节目的？你认为这类节目在全球走红到底是因为什么？

　　王伟忠：我们在1983、1984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歌唱名人排行榜，就开始做选秀。选秀节目基本上十年就是一个轮回，人才的聚集也是十年一个轮回。台湾就有一个“五灯奖”，张惠妹[微博]就是“五灯奖”出来的。所以选秀节目都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只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形式。比如说《美国偶像》，就基本把选秀节目变成了一个真人秀。但选秀本身不是一件新的事情。

　　2007年，当我看到《超级女声》的时候，我发现大陆的这一种流行音乐的状况已经在发生了。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赶快做，通过节目来多培养一点人。所以《超级女声》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当时台湾已经很久没做选秀节目了，所以做了《超级星光大道》就很轰动。

　　早报记者：和大陆引进外国版权进行制作相比，《超级星光大道》有自立门派的感觉。制作这一节目时，对国外节目有无借鉴？有没有动过买版权这样的念头？

　　王伟忠：除了借鉴《超级女声》外，我们也会去看、去了解国外的一些选秀节目，因为要做一个真人秀其实需要太多太多的成本，我们不大可能用这么大的成本来做。所以我们基本还是录影播出，我们只有最后一场是直播；也不大可能有现场十几个轨的摄影在录，二十几台机器在追踪。

　　我们比较特别的在于，因为台湾比较小，我们对歌手的背景、环境、家庭、生活的介绍会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台湾这个小孩子可能骑着摩托车到摄影棚都会被人看到，这个特别有趣，这就好像你家邻居在进行比赛一样，那种感觉很特别也很亲切。而且选手的水平也不错。因为台湾大概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卡拉OK，唱歌成为全民运动，所以现在80后、90后基本都会唱上百首歌，因此选出来的水平也比较整齐。

　　早报记者：《超级星光大道》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几乎每一季出来的选手都会在主流的流行音乐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片、被人们喜欢。听说你们每一季的节目都会和唱片公司有合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合作模式？为什么会想到这样操作？

　　王伟忠：对，它是一个有产值的节目，我们的选手发的单曲、专辑迄今为止大概有快接近50张了。《超级星光大道》是比较有产值的，唱片公司一开始跟我们一起合作发掘新人，比如说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关诗敏都是这样的选出来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和唱片公司合作，而现在我们打算自己制作。有产值这件事情对所有节目都是必需的。因为你如果播出来，然后就如过眼云烟过去了，没有产值，那就是散文嘛，做完了就是做完了，又不集结成册。

　　选手选出来之后，我们还会签约，有些经纪约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唱片约在唱片公司身上，经纪约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互相制衡，所以和唱片公司的合作对我们很重要。他们负责做唱片、做演唱会，我们从中抽成，我们负责广告、电影等，他们也会抽我们的成，双方经营，但是主要的经纪权还是在我们身上，出唱片等权力在他们身上，分得很清楚，但是互相做许多协调工作。

　　早报记者：从录《中国梦之声》的过程看来，台湾和大陆制作节目的差异是在变大还是在缩小？

　　王伟忠：从奥运以来，大陆制作技术手段进步很快，我觉得这个是聪明的手法，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成本，把外国的团队引进，先把技术学好，以后就能把节目做得更仔细。我们台湾在摸索，台湾也没有这样的成本，我们到了国外学习之后，很多技术没办法模仿，但是学习回来之后加入一些因子，慢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