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

　　编者按

　　生于1964年的余隆， 20年前从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学成归国，自言正经历着中国梦实现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们沾边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我们也沾边了”。在这个无论是国家还是余隆个人的黄金二十年里，他成就了古典音乐在中国发展的多个奇迹，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卡拉扬”。但就余隆而言，影响至深的，或许更是他在本文中所说的五个梦想。

　　在筹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时，余隆做了连自己老婆都认为是疯了的举动——停掉了所有的演出，拒绝很多优厚待遇的工作机会，钱不赚了，一头扎进友谊宾馆。梦圆的今天，余隆说：“实现梦想就要走过艰辛，就要甘于奉献，就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

　　追梦之一

　　创办北京首个新年音乐会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你的梦想，但不能因为别人不认同就没有梦想。实现梦想是一种人生挑战，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赌博。

　　很多人都知道，余隆的外祖父丁善德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余隆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外祖父有一部著名的交响乐作品《长征》，这也是余隆最喜欢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之一。

　　余隆和当年很多有志之士一样怀揣着梦想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回到北京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新年音乐会。

　　我从最初学指挥就开始追梦。我原来是先学钢琴后学打击乐，1979年看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演出后，对指挥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80年代作为第一批到海外留学的学子，90年代回来创业。到今天，我们经历着中国梦实现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们沾边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我们也沾边了。我们真正看到了梦想一点点实现的过程。

　　创办北京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中国的古典音乐环境还不是很丰富，观众也不是很多。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以一个大家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方式，打开音乐与人之间的平台？我选择了在中国创建新年音乐会。事实证明，新年音乐会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很难想象如果当年不创建中国新年音乐会，如今会是个什么状况。

　　记得当时在北京创办新年音乐会很不容易。那会儿我还没有从国外回来。虽然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转播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但是我没有什么名气，怎么可能回来指挥新年音乐会？1991年，我与中央歌剧院合作，在中国大饭店举办了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也能亲身体验这样的音乐会。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各界的欢迎，使得“新年音乐会”逐渐成为北京演出市场每年新年的一道景观。

　　通过新年音乐会的创办，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梦想的实施，都带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巨大的承受力来完成。当人家不了解你的梦想的时候，要做到在一个孤独的环境里实现梦想，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悲观。人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实现梦想是一种人生挑战，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赌博。讲大道理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你的梦想，但不能因为别人不认同就没有梦想、就不去付诸实施。正因为付诸实施，才有了改变世界的机会。

　　追梦之二

　　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

　　到了做音乐节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随性，随性就有很多创造力。

　　在北京创办新年音乐会是余隆完成的第一个梦想，在这个梦想完成的同时，他看到了北京古典音乐发展的机遇，他觉得北京这个大都市未来国际化的发展一定会与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

　　做完新年音乐会的第二年，我开始思考，在中国，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都市，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音乐节？1992年开始梦想，到1998年才实现，碰壁、失败，中间的过程有多困难可想而知。

　　到了做音乐节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我把演出停掉，拒绝很多优厚待遇的工作机会，钱不赚了，一心扎到友谊宾馆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连我老婆都认为我疯了。以前只有有钱人家的少爷才干这种事，书不念了唱戏去。随性，随性就有很多创造力。

　　当时我在海外有很多合同，固定工作都有了，但我就觉得这事儿好玩、有意思，就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当时我夹着个包到北京音乐电台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一起研究创办一个高水准的、国际性的古典音乐节。

　　那一段创业的时候，刚刚回国的学子应该落地落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合作？怎么开始第一届？怎么工作？起初这些事我都不是很清楚。我特别感谢当年那些有眼光的与我合作的项目志愿者和领导者。

　　音乐节邀请到曾在1979年来华演出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20年后重回中国。邀请斯特恩再次来华这件事，从第一届音乐节开办的时候就开始筹划。那时候我年纪轻，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飞到纽约去找他。人家说斯特恩很难见到的，但我非常执着，非常想请他再来中国。

　　见到他时，我带着一种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斯特恩当时问我：“我为什么要去北京音乐节？”我说：“北京音乐节对所有的中国青年音乐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希望你能和20年前随你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音乐人一起再回来演出，让今天的青年人也能获得与梦想接近的机会，使他们看到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句关于梦想的话，他接受了我的邀请。

　　追梦之三

　　按照国际惯例，打造中国音乐管理模式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一部字典，成为后来其他活动邀请世界级音乐家的操作样本。

　　如今，每年的9月和10月是余隆最忙碌的日子，他要在自己担任艺术总监的三个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新的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上指挥演出，同时每年的10月是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的日子。在这期间，他还要穿插各种有关国际音乐的业务往来，参加各种会议和谈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段时间里，每天只能睡很少的几个小时，整天满脑子都是工作。”

　　今年10月4日，第十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开幕。翻阅着今年音乐节的节目册，余隆告诉记者，音乐节的运作已经上了轨道，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北京国际音乐节建立起了与国际接轨的音乐节职业运作团队工作模式，这在过去中国演出市场是没有的。因为有了这个专业的工作团队，北京国际音乐节才能有十六届的历程。

　　早年刚回来做音乐节的过程中，所有的事情都无案例可循。中国邀请世界级音乐家是从音乐节开始的，在法律程序、实施过程等方面，音乐节是一部字典，成为后来其他活动邀请世界级音乐家的操作样本。

　　最初我们面临很多的艰难困苦，需要从原有的体制和机制里找到可突破的空间。当然，没有各界的支持，没有领导的关怀，这也很难实施。

　　北京国际音乐节打造了一个中国音乐管理模式。国际互动的产生、国际音乐的管理制式、合同的签订、法律的保障以及国际定价的标准制式。过去都是拍脑袋乱来，要不就瞎忽悠瞎砍价，都不合理。而版权意识是对艺术家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音乐节是先驱机构和引领机构，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后人能在上面跑车。在音乐节之前，中国的演出市场确实很少有人懂得国际音乐演出市场是怎么回事。有些演出商为了拿到演出，互相攀比哄抬价格；也有的国外演出商为了在中国赚到更多的钱，一味定高价。而北京国际音乐节却是根据国际同行的规则，按照国际惯例给艺术家出价，每一份合同、每一个约定都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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