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一把青
这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展映了两部电影：1993年的台湾电影，蔡明亮处女作《青少年哪吒》，和2014年根据绿妖短篇小说改变的李霄峰处女作《少女哪吒》。相隔二十年，大陆和台湾交相辉映，就连蔡明亮导演也开玩笑说，“听到人谈论《少女哪吒》的时候，我还以为记错了我的戏名。”哪吒“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的形象，一时间成为叛逆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对于逝去的青春，两部作品中所呈现的抒情与怀念，也是让人不禁对比，回味再三的。
《少女哪吒》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女主角王晓冰在指着家中的大人们痛斥虚伪之后割腕自杀，决绝高呼“还给你们”的画面，更有它费尽心思的家庭场景。那小小的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每一件器物几乎都有它的渊源和讲究：搪瓷茶缸、铁皮铅笔盒、绿琉璃台灯、矮冰箱上的勾花台布、臃肿宽大的校服，还有军训、食堂、放学路上的自行车，就如同一支支小锤子，唤醒观众关于九十年代的记忆。可是良苦用心的另一面也许就是过犹不及。记得阿城在探班《海上花》拍摄的时候对侯孝贤说，现场布置的很好，就是太“有用”了，侯孝贤反问，那么何为“无用”呢？阿城以李翰祥的电影作为例证，同样是在摄影棚内的方寸之地运用古董营造明清时代的古典气象，他懂得恰当的铺陈与留白，太过密集的“怀旧”，像是一场对观众的视觉绑架，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反观《青少年哪吒》，它的确是陈旧的九十年代作品。重新修复过后，那湿漉漉的台北、街头少年的生活显得格外真实。餐桌上的大同电锅、红色万宝路，街道上杂乱的摊位与机车，划拳中的黄色笑话皆历历在目。和《少女哪吒》中两个初中女生王晓冰和李小路一样，《青少年哪吒》中的小康对于同龄人阿泽，也有一份暧昧幽微的同性情谊，甚至在两个故事中，主人公与家庭关系的设置也是出奇的相似：一个关系紧张，父母对其来说意味着禁锢与矛盾，另一个的家庭则像是被抹去的，几乎不知亲情为何物，这大概反映了青春片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那一段惨绿漫长的时光，除了父母同学，还有自以为懂得爱情，也是狭窄的，别无他物。
两部电影，可谓分别是怀旧与旧，然而在对于“哪吒”的描画上，同为处女作，二十年前的蔡明亮则是明显娴熟过李霄峰的。《青少年哪吒》中的小康虽然身处台北，他却像是个我们身边的人物，联考在即，想要逃离压抑的补习班，在被迷信的母亲说成哪吒转世的时候，他放肆地恶作剧，颤抖着模仿哪吒的动作，陶醉在吊诡的快乐中，每一个行为都指向不言自明的空虚与躁动；而《少女哪吒》中的王晓冰，她起初也是个我们所熟悉的，在班级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浪漫单纯，奉三毛为人生导师，在堕入了与教官突如其来的爱情之后，因为父母阻止她参军追随那个男人，便在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审判她的时候，以自杀结束生命。她给好朋友李小路留下一盒烟头，对方多年后在回乡的时候打开，看了一眼就猛地合上，触目惊心，好像在倾诉着那个死去的少女所经历的许多彷徨的时刻。
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小康代言的是普罗大众的青春，而王晓冰的挥刀自尽，则是一系列偶然之下的产物，她不是“少女”而是“作女”，与“哪吒”的联系，除了最后一刻的爆发，其余时间里都显得牵强，这个青春故事没有说服力，观众们在生活里总会遇上许多的小康，却偶尔在文艺片和梦幻小说中，才能看到王晓冰的影子。
这大概也正是大陆青春片的症结所在，一方面，身为文艺青年的导演不同意《致青春》、《匆匆那年》把九十年代校园生活刻画的过于俗气，另一方面，由于想说的太多，人物刻画又显得单薄而脸谱化，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堆叠了太多的怀旧、太多的意像和隐喻。这怎么会是件简单的事情呢？说到底，关于青春，讲好一个真情流露的故事，已经颇为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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