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杨时旸
就在要求整改后才能重新上架的信息传播的当天，papi酱更新了一条视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这条吐槽姑娘们减肥又复吃的段子集锦，没有一句脏话，哪怕是被处理过的也没有。她和留下评论的网友谈笑风生地互动，虽然她此前的所有视频都无法显示。然后，她发了条微博，声称作为自媒体人一定会注意言行云云，像个乖巧的学生，没人知道有多少真诚有多少无奈。
对于papi酱来说，这属于飞来横祸，有人觉得，作为网红，她在不久的将来终会死于灵感枯竭和自我重复，这种高消耗，单一性的表演不可能持续太久。但没人能想到，在一个所有人都随意泄愤骂街的中国互联网上，papi酱会因为几句无伤大雅的口头禅而被教训。
在中国，内容生产从来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它不但要保证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还要保证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通常情况下，我们发布任何内容的自我审核包括，不涉及政治，情色，暴力，迷信，等等这一类比较明确的犯忌内容，这一方面参照社会习惯，一方面参照的是中国电影的审查标准。虽然官方一再强调互联网的内容审核标准不能也不会低于电视和电影，应该与线下标准保持一致，但是因为现实情况下，互联网信息过于泛滥，它无法真的完全纯净。客观地讲，papi酱从未选择故意打擦边球。她输出的内容都是生活的小槽点，职场中的小牢骚以及我们每个人身上逃不开的时代病症。说到底，她在吐槽的同时，也在自嘲。所以，那些附带的所谓脏话，不过都是语气助词，她从未真的谩骂别人。
其实，对于脏话的态度，更适当的应该是谁受害谁追责，而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以一种类似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进行语言上的清洁。在没有具体个人声称自己是被辱没者的前提下，总有人想做首席道德官。
对于脏话的管理和剪除，还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从某个角度去看，脏话是最普世的语言。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已经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的U2乐队主唱博诺，2003年就曾因为在现场直播中说了一句“真他妈的精彩”而遭到加州议员道格-欧瑟的谴责。最终，这句发生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的言辞，被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认定为，那个脏词是用作形容词使用，从而没
有对博诺受到什么严重影响。而道格-欧瑟甚至想提出一项名为“广电清洁法”的法案，要求不许在节目中说出八个不敬的词汇。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准确记载，那八个词汇到底具体指哪些。这个表演性的动议终究无法真的落地。
更有趣的是，在北美还有一个叫做“诅咒控制学院”的怪异组织，旨在强调脏话对人生活的不利影响，并致力于消除这种影响。当然，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显得有些可疑——通过收取一笔费用，来教授你“驯服口舌的十大秘诀”之类。该学院的院长还撰写了一本名为《控制诅咒：遏制诅咒的完全指南》的书，以规训为人父母的家长如何不说脏话。这些围绕着脏话的诡异的提议和行动，通常都是因为某些利益的驱动。但是也映射着人们普遍的焦虑。
脏话，其实大致能分成两类。第一，诅咒他人的；第二，作为形容词和副词以加强语气的。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尤其当下，脏话变得日益复杂和暧昧起来。婊，屌，逼，这些原本很污的词汇，如今已经变得纤薄和透明，如果说，它们的本意都是辱骂他人，那么现在，更多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自嘲、自黑，以及为了更俏皮地、更精准地形容某一群人的精神面貌。诸如，“绿茶婊”，描述了一种虚伪的表演性的状态，骨子里的世故和算计，外表却卖弄单纯，“婊”是为了阐释表里不一的心机，而不是真的映射职业；“屌丝”则更明确的是一种无奈到底的自黑和解嘲精神；“加班狗”、“矫情逼”，也都是出自类似的心态。
脏话之所以成为脏话，是因为有人因此被污名，有人受伤害。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词汇的含义进行了置换和重组，说出它的人和听到它的人，就进入了另一种语境，达成了一种另外的、超越词语传统本意上的重新理解，这个时候，很多“脏话”已经不再成其为脏话。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俚语。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在美国，nigger是个摧毁性极大的词汇，它决不能在公开场随意言说，但是那些黑人嘻哈歌手们，面向黑人兄弟自己，却可以一边说着哟哟，一边用这个词互相调侃、称呼，那成为了一种亲昵的表态。你不能说，他们是在表达种族歧视，因为，无论歌手或者听众，早已经从文化层面置换了词汇原本的含义。
我们总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言辞纯洁化。因为在那些人看来，言辞的纯洁意味着生活和思想的纯洁。但我们生活于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剔除粗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想要发泄的情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世俗化——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更何况，无论你是否愿意，互联网都还承载着情绪宣泄的作用。粗话，有时是反做作，反表演性精致的一种方式。它对于长期盘踞的，宏大虚张的词汇能进行有效的反攻倒算。那些书面语言中，很多庄严的词汇都被虚伪地污染过了。在这种背景下，有些非攻击性的脏话成为了一种真实。更多的人担心，papi酱的脏话会影响孩子，但谁都知道，她吐槽的成年人世界，有多少孩子会去关注？更何况，脏话这种东西，潜藏甚至暴露在生活之中，其他地方听到的脏词比papi酱视频中的多得多吧。
澳洲语言研究者露丝·韦津利曾在《脏话文化史》中写到，“一旦既有权力给某种说话风格加上污名，这种说话风格就变成错误的榜样。”在她看来，人们对于脏话，有三种态度，第一，毫不情绪化的看待脏话，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超语言，不属于真正的语言，更类似于黑猩猩的手势。所以，觉得它无所谓。第二，是一种审查态度。第三，纯粹是一种语言势利眼，是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对于教育和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的歧视态度。就像王尔德曾说，“情绪字眼是半文盲的避风港。”而我们对于所有公共产品中脏话的规训，基本上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中。我们过于道德主义了。
其实，随着性的禁忌早已弱化之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脏话早就无人在意了。人们开始寻找到一种新的禁忌去故意触犯，那就是针对一个族群和团体，进行污蔑和攻讦。这种有明显的歧视，会造成明确受害者的行为，应该受到限制，但那些一直被充当副词和形容词的情绪字眼，真的还是放松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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