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库斯图里卡在《黑猫，白猫》拍摄现场

2011 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被授予了荣誉勋章。他的《爸爸去出差》(1985)和《地下》(1995)曾两获戛纳金棕榈大奖

库斯图里卡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库斯图里卡与马拉多纳，2008 年前者拍摄了纪录片《球王马拉多纳》

库斯图里卡在 2009 年《再见》中出任男主角，饰演一位前苏联克格勃叛逃者，过了一把戏瘾

　　在对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铺天盖地的评论中，有一条写道：“莫言的小说——比如《酒国》和《蛙》中的狂放、恣肆、魔幻和嘲讽，有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味道。”诺奖委员会评价莫言的作品为“魔幻现实主义”，正符合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标签。

　　库斯图里卡 1954 年出生于一战爆发地萨拉热窝。家乡的政治动荡，注定使他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独特的一支分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库斯图里卡几乎是南斯拉夫电影的代名词。

　　《爸爸去出差》、《流浪者之歌》、《地下》、《黑猫白猫》等影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其中《爸爸去出差》(1985)和《地下》(1995)曾两获戛纳金棕榈。

　　“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邪恶也是如此。”库斯图里卡曾如是说。即便经历解体和内战，南斯拉夫始终是库斯图里卡永不舍弃的创作源泉，而他对国家无处安放的情绪则转化为他电影中的荒诞、讽喻，和吉普赛式的浪漫。混乱与喧闹几乎是他电影的常态。

　　在《爸爸去出差》中，他把时间拉回 1948 年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以孩子的天真视角表现极权社会里的家庭悲欢；在《流浪者之歌》中，他用魔幻和超现实主义——片中有救济村民的巫医和靠意念控制餐具的男孩——讲述了吉普赛人苦中作乐的辛酸和天真无拘的浪漫；在他的顶峰之作《地下》中，他以一出不可思议的荒诞喜剧，描绘了南斯拉夫从 1941 年纳粹占领时期至 1995 年内战结束的曲折历史，也隐隐透着对祖国分崩离析的撕裂之痛。正如片尾表现的那样，一块陆地被割裂开，成为一座漂浮的孤岛，在电影中相继死去的人在岛上依旧狂欢不已。导演借其中一个主人公伊万之口，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南斯拉夫，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库斯图里卡成长在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家庭，父亲是一位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工作的记者。库斯图里卡坦言，父亲扮演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类似《爸爸去出差》中搜捕政治犯的舅舅，但他仍然感激父亲，是他把青年时的库斯图里卡送到著名的捷克电影学院(FAMU)念书，这段经历日后对库斯图里卡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那里，库斯图里卡看遍世界电影，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费里尼、塔可夫斯基和让·雷诺阿。“我的电影融合了法国电影的优雅、俄罗斯电影的激情和对自我牺牲的哲思，以及费里尼电影里的那种旋律性、充满忧郁而又强有力的讽刺。”库斯图里卡说。

“我的电影无关政治，我只关心普通人和人性。”库斯图里卡曾这样说过。然而，当《地下》遭到一些西方媒体恶评，攻击他为“米洛舍维奇的同党”时，库斯图里卡心灰意冷，曾扬言从此不再拍片。但三年后，库斯图里卡还是按捺不住寂寞，重执导筒拍出了《黑猫白猫》，并获得 1998 年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该片的原声由库斯图里卡本人的乐队“无烟地带”(Kusturica & No Smoking Orchestra)亲自完成，他是其中的贝斯手。

　　相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他的音乐延续了他电影中的喧闹和狂欢——归根到底，他认为这两种艺术 “非常相近”。毕竟当今世界一线导演都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贾木许和汤姆·威兹、文德斯和古巴音乐。

　　“无烟地带”的音乐风格集朋克、爵士和吉普赛音乐于一体，库斯图里卡把它称之为“融合了希腊、犹太和拜占庭时期音乐元素的塞尔维亚音乐”，是一种“含酒精的爵士”，让你“不喝酒，也会醉”。他们鲜少在录音棚灌制唱片，而是靠吉普赛式的世界巡演获得观众，至今足迹已踏遍世界各地。

　　9 月 30 日中秋夜，这位大导演变身乐队贝斯手，出现在上海西岸音乐节的舞台上。开场第一首便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 Bella Ciao，“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引台下观众热血沸腾。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随性舞蹈，与同伴开着玩笑，把后半场演出变成了吉普赛式的狂欢。在独一无二的小提琴演奏和变装魔术的杂耍中，我们能看到唯有东欧人身上才具备的马戏团气质。

　　演出前一天，库斯图里卡在酒店接受了本报的专访。听说，几个月前他在申请来中国的签证时，居然拿着一张前南斯拉夫护照，递交给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官。记者开玩笑道：“这就像你在自己的电影里。”库斯图里卡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整个人生都活在自己的电影里，我想尽可能地浪漫。”

　　B = 《外滩画报》

　　K = 库斯图里卡

　　“可惜没人邀请我拍《百年孤独》！”

　　B: 有人说你是电影导演里最好的吉他手。你在哪学的吉他和贝斯？

　　K: 我就在家和朋友一起学的。我觉得很有趣，认真开始学之后，我很快发现玩音乐不在于你弹奏乐器的技巧多高超，而在于你能向大众传递多少正面的能量，无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吉他手还是最糟糕的吉他手。重要的是一种交流。我很幸运，能用手指和琴弦产生和听众感情上的共鸣。所以说到音乐，我的重点并不是和弦和旋律。虽然我的音乐本身影响力并不大，但我知道它们自有它们的作用。

　　B: 你的乐队成立于 1980 年，也就是铁托去世的那年，也是欧美朋克时代的巅峰，你觉得无烟乐队是那个年代自然的产物吗？

　　K: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式。乐队刚成立时我并没有参与演出，那时我正在筹拍第一部电影，在萨拉热窝拍摄，那部电影很内敛，而乐队却模仿了 Clash、Sex Pistols 这些朋克乐队。

　　随着时间的流逝，乐队一直在表演，而我仍然没有加入，因为我在拍另一部电影。但我发现新的乐队是对历史另一面的回应。我在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开始参加乐队的演出，但我希望带儿子远离轰炸。我们最后去了一个希腊的小岛，在那里我们制作了详细的计划，基于南斯拉夫的传统文化创作了歌曲。信不信由你，经过 13 年，我们还在巡回演出，几乎和当时是一样的曲目。在没有主流大公司的支持，没有任何商业化运作的前提下，我们几乎跑遍世界每一个国家。

　　这很有趣，你可以拍电影，但不能一辈子只做电影，你总要有点其他事情。我们的乐队巡演没有电视台支持，没有赞助商，全凭自己的表演，每场演唱会都很成功，让我们有机会演下一次。这是我们存活这么久的原因。

　　B: 你提到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你参加了演出。你是真的想在那种环境下表演吗？

　　K: 这正是对轰炸的一种回应。因为在西方的新闻里，他们渲染出一种感觉，让别人以为我们是屠杀者，而非正常人。我觉得你不能这样称呼一个拥有如此悠久文化和历史的民族。

　　B: 听说你拿着南斯拉夫的护照去塞尔维亚领事馆申请签证，这有点像你在出演自己的电影。

　　K: 我的整个人生都活在自己的电影里。这部分来自我的情感，部分来自我的思维，希望能远离一段可能是非常罪恶的历史进程，并且尽可能地浪漫，尽可能地未来主义。因此就有了这样顺理成章的行为。

    B: 你是个浪漫的人？

　　K: 是的，我是有点浪漫。不过我的浪漫是脚踏实地的。我曾经在山顶建造了一个村庄。我把那里所有的房子都买了下来，然后全部重新改造。我常开玩笑说，我搭建了我人生第二个沙滩城堡。

　　B: 你为电影《生命是个奇迹》建造了一个木头镇，去年又为新电影开始建石头村庄，那项计划进展如何？

　　K: 非常好。2014 年，我们要建成一个要塞，融合各种中世纪小镇的特色。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自给自足的小村庄表达一个概念，如果想要拯救我们的地球，就要站到现代生活的对立面。

　　B: 你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就像《地下》这部电影最后的水中孤岛一样？

　　K: 当然。首先，我建造的村庄就是曾经的乌托邦，我还会继续建造未来的乌托邦。问题交给真正的资本家们，他们负责找到赚大钱的办法，而我就用这钱想办法创造让大家快乐的东西。这是我最大的特权。

    B: 你的电影充满了黑色幽默和拉美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人说如果把《百年独孤》搬上银幕，你是最佳人选。

　　K：我就是！但没人邀请我拍。

　　B: 你很喜欢这本小说？

　　K: 当然！我非常能理解马尔克斯，我和他小说里游走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有些许相似之处。所以有人这么说，我非常高兴。

　　B: 你毕业于著名的布拉格电影学院，戈兰·马克维奇、杰里·闵采尔等导演也毕业于那所学校，正是这批人后来开启了捷克新浪潮。

　　K: 我受他们影响非常大！受捷克文学影响也很大，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作品非常人性化，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比整个捷克电影更大。我觉得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应该得诺贝尔奖，可惜没有。

　　B: 最喜欢他的哪本小说？

　　K：《严密监视的列车》、《温柔的野蛮人》等等，但同样遗憾的是没有人找我翻拍他的小说。但他有本小说被杰里·闵采尔导演拍成了电影——《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

　　B: 南斯拉夫经历动荡，你的电影风格有没有随着政治局势发生变化？

　　K: 没有！我必须要说，我或多或少在坚持自己。当然，电影的风格会因为拍电影的目的而变，我相信电影的新时代正在来临。技术的改变让你相信，可以用 iPhone 来拍一部电影。这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正是各事物之间的和谐状态，还有你的热情造就了一部电影。我正在拍第一部数码长片。

　　B: 你是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常胜将军，但似乎你的电影在家乡反而不被理解，比如《地下》。

　　K: 不是这样的，除了法国，其他地方都理解我。一些法国公知表现得像资深波斯尼亚穆斯林一样，他们错误理解了《地下》，觉得它冒犯了部分人，但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讲的是领导者通过谎言控制人们的生活，电影里的人甚至欺骗说战争还没有结束。你没有办法阻挡电影发挥它的影响力。我曾到世界的另一端智利表演我们的音乐，他们听到说，噢！这是《地下》里的音乐，这部电影在那里非常有名。并不是说它有多流行，但其中的确有许多展现人性的内容。

    B: 你曾说不再拍片，不过还是在三年后拍了《黑猫白猫》，是什么给了你继续的动力？

　　K: 我非常享受拍电影的过程，那种从沉重的现实逃离到超现实世界的感觉。拍电影正是构造超现实世界的工作，非常接近纯粹的精神世界。所以我又回到了拍摄中。

　　B: 除了导演和音乐，你当演员的生涯如何？最喜欢你自己演的哪个角色？

　　K: 我其实并不享受。我只是发现我还能演简单的戏，可以和一个有趣的团队合作，我只需要背好自己的台词。

　　B：你自己包办了电影中大部分台词，所以你还是个编剧。

　　K：我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是我的第二本书。我还在写一本新书，名叫《婚姻中的陌生人》。

　　B：写这本书的灵感从何而来？

　　K：来自我听到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是自己的婚姻，而是整个生活。这本书年底会在塞尔维亚出版，之后是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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