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

郑钧

　　撰文/李森

　　按照郑钧的设想，《中国最强音》结束后，他应该恢复正常的作息，少露脸，少说话。他并不认为一档电视节目就足以令他“回”到娱乐圈，“我是指其中涉指名利的那部分，太低级。”如今的郑钧，与其说是刚刚卸下了导师身份的摇滚明星，不如说是体会了“内部的富足”的开悟者。他的心思，已经和宣传或娱乐没有太大干系，而是像从噩梦里醒过来的人那样，授人以真诚，回馈以宽恕。

　　如果非要找一个类似通俗小说的转折点，那么，6年前郑钧在“快男”西安唱区的拂袖而去，就是他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开始。

　　郑钧自己也清楚。这些年，他没有作品问世，与音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还要上网搜一下才知道我是谁”。除了偶尔现身于音乐节的摇滚舞台，郑钧当真“特别自我”地实现了一名“自由人”的诉求。他说，“活着首先得让自己高兴，如果所有人都高兴了，你不高兴，那图什么？”

　　但如此一来，宣传团队很难高兴——这里的宣传团队，是指为应付《中国最强音》繁杂而细致的程序，郑钧从妻子刘芸[微博]那儿“借”来的一拨人。节目之后，团队并没有给郑钧留出太多空档，而是像打造新人般为他制定了相对密集的下半年曝光计划。负责平面对接的宣传告诉记者，整个《中国最强音》期间，郑钧只接受了3家媒体的专访，“算上你们才第四家，而且还带棚拍，他实在不关心这方面的事。”

　　见到郑钧的下午，他感冒了，热伤风，鼻音很重。也许是服了药的关系，他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光脚趿着一双旧球鞋，窝在沙发里玩手机。助理在一旁提醒他，这儿开了空调，你把袜子穿上，他听罢挥挥手，表示知道了，却并不执行。直到采访结束，他才慢吞吞地对记者说：嗨，我该穿袜子了。

　　拍郑钧不是一件难事。在一整架样衣中，他几乎只是扫了一眼，就挑中了两件款式简单而硬朗的外套。至于搭配，则有些万年不变的意思：衬衫加圆领T恤，或皮衣加圆领T恤。这样的装扮，和《中国最强音》上穿着玫瑰色修身西服的他形成了对比，那个在荧幕里跳出了“摇滚式装束”的郑钧，和眼前造型保守的他之间，隔了一段被称之为“舒服”的距离。

　　“算是给导演组一个交代”，郑钧说，“他们三个(罗大佑、陈奕迅[微博]、章子怡[微博])都很讲究造型，我也不能一直半死不活的吧；但平时我肯定不爱那么穿，我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说完这句话，郑钧自然而然地盘起了腿，在化妆间的塑料靠椅上摆出了打坐的姿势。尽管此前就得知了他的这一习惯，但记者还是分神了片刻。仿佛是有所察觉，几分钟之后，郑钧不动声色地恢复了正常坐姿。

　　这一细节与郑钧在节目中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处。在4位导师里，郑钧的首要原则是不伤害，他极少出言不逊，最重的话也不过“我觉得可以把她扔到逆袭组试试”，甚至在罗大佑色厉声荏地批评曾一鸣时，他会出手相助。不同于陈奕迅的善良，郑钧的体贴表现在他时刻都考虑着给选手留面子，而丰富的处事经验则让他的这些举动毫不刻意。他像一剂甘草式的补药，味甜，性平，解毒，滋润于无形。

　　以往郑钧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桀骜不驯，但他认为，自己和桀骜不驯间隔了十万八千里。“我的问题是自大，脾气特别差，不能忍受别人犯错误和别人的愚蠢。我一直觉得，我身边的人应该做事很聪明，都是完美主义者，但事实上，我的包容性很差，冷漠，还有点躁”，郑钧解释道，“后来我意识到了这样不好，现在我会去顾及一些东西。”

　　他顾及选手的尊严与成长。在郑钧看来，6年前的选秀节目属于残酷的丛林战，或者说角斗场，“你把他打过就晋级了，没有你就废了，它遵从的是冷酷的生存法则。”而那一时期的郑钧，“自己也找不着北，我以为是来选‘人’的，谁知道去了发现是一堆野兽互咬，这叫什么标准？选手的尊严你顾不顾及？《中国最强音》不一样，我们拼的是怎么样让选手成长，是人性，是唤醒一部分内心的美好，所以它是真诚的。我看重的是这个。”

　　交换最差的秘密，唤醒真实的痛感

　　回顾《中国最强音》，最令郑钧感动的是逆袭战的最后一场。那些没有通过小考，无法登台演唱的选手，经何炅[微博]协调，获得了额外谢幕的机会。导演组给每位导师发了一根荧光棒，让这些在选手心中高如神祗般的“命运决定者”充当那些暂时未能“获得命运垂青”之人的观众。“等他们唱完，大家都意犹未尽，这时候子怡起哄，该谁啦该谁啦？Eason就被推上台了，然后是大佑哥，再是我。本来我不想唱，因为嗓子的状态不稳，加上合约里写的是不用唱歌的，但都开心嘛，也很感慨，有种人生如梦的错觉，正好乐队吉他手直接就弹了《赤裸裸》，那就唱吧，不唱没机会了。”

　　在其他3位导师和全体学员的尖叫中，郑钧酣畅淋漓地展示了一个老派摇滚歌手的魅力。在他登台前，罗大佑信手拈来了一曲《爱的箴言》。前者一出声，郑钧就被“感动坏了”，“因为我大学特别喜欢那首歌，听大佑哥唱的时候，你完全忘了技巧，忘了唱歌的形式主义”。回味起来，郑钧依旧感慨，“那就叫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剑气直接把我打倒了，有点想哭得稀里哗啦的。”

　　但郑钧成功地将气氛从“箴言”里带了出来，他的表演浓醇、甘洌，有种将一切伤感驱逐至天际的放肆，又有一种真实的，“不为任何目的，只为美好”的纯洁。那一刻，他想到了“人生不过如此”6个字。

　　这6个字在总决赛过后的庆功宴上再度闪现，待领导们陆续离场后，前十二强选手簇拥着四名导师，杀向了酒店附近的KTV。他们在一间宽敞的包房里轮番唱歌、弹吉他、喝酒，敞亮且亲密，直到天色泛白才带着一股“美好得有些不真实”的醉意，拥抱，告别。

　　“它特别像人生”，郑钧反复向记者强调《中国最强音》的性质，“有些人以为自己活在冠军组里，养尊处优，完全是温室的花朵，一旦把他们打到逆袭组，他们就懵了，特别失落，特别不平衡；而有些人一个劲儿地成长，最后他未必是唱得最好的，但他磨出了斗志。最强，比的是谁的心灵更强大，谁的心灵更美好，这才是真诚的人生。”

　　联系到湖南卫视[微博]总监张华立的解读——“《中国最强音》的根本内涵是用音乐做媒介来阐释，它是人生的隐喻，甚至是一个时代的隐喻”——这场历时3个月的“励志真人秀”在很大程度上与郑钧的育人理念不谋而合。当然，郑钧的手段与电视台秉持的“导向性”有所不同，但二者却殊途同归地抓住了这档在网上嘘声一片的节目的要义：真诚。郑钧对选手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正是这两个字，但他不会像罗大佑那样，严厉地对“不真诚”发起攻击。节目的总冠军曾一鸣，在最初的阶段，高傲、自负，“觉得自己牛，别人都是来给他当炮灰的”，郑钧说，“我记得一个细节是，当天轮他唱了，他突然问，‘我能不能跳过去不唱？因为太累。’我听完都震惊了，这种态度对他的歌手生涯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力主导师们联手把他打到逆袭组去。”

　　而面对自己手下的“大龄组”选手刘明辉[微博]、秦妮和林军，郑钧做得最多的是将心比心地点拨。他最常说的话是，“你们先把我打动一下，可是不要讨好任何人，你讨好不了”。“因为我理解的真诚特别简单，首先是真实，真实地挖掘内心的状态，完全赤裸的。人类最早唱歌，跟功利没有任何关系，是祭天、祈祷和狂欢嘛，它来自于生命最直接的需求，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当你找到了最真实的状态——真实的悲伤，真实的欲望——然后把它表达出来，就成了属于你的个性。”

　　他不惜拿自己举例，“你们听我以前的歌非常感动，对吗？因为我敢把最丑陋的部分拿出来给你们看，把伤口扒开。当我和你分享这些的时候，你会惊讶，原来还有人这么做，原来他没有把软弱藏起来。虚情假意的情歌是种很大的恶，它让人麻木、残忍，那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一名艺术创作者与受众间产生亲密联系的“开关”就在这里。他们交换彼此最差劲的秘密，唤醒真实的痛感，然后结成颠扑不破的联盟。而作为想要进入艺术创作的选手，如果能“哪怕万分之一秒地开了窍，体会了那种真诚和撕裂，并且记住了当时的感觉，我觉得《中国最强音》就算圆满了”，郑钧总结说。

　　第一次有真正活着的感觉

　　有媒体用“散仙”来形容郑钧目前的状态，并认为他虽然正“懒洋洋地在山上休息”，但依旧具备“造神”的能力。对此，郑钧的回答相当直白：我没这本事，也没想点化他人。

　　因为郑钧不是佛陀，他的慈悲心仅仅源自于他的快乐和自由。8年前，郑钧出版了半自传体小说《菜刀温暖》，他用“为了让这些青春的秘籍不致失传，也为了防止我的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我决定把它们制成标本，放在书架上，供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研究玩赏”般的自嘲来掩盖痛苦。他把当时的生活描述为：跟他人较劲，跟环境较劲，跟家庭较劲，始终活在一股糟糕的惯性里。这种惯性，或者说，长久以来，郑钧依靠这种惯性所收获的荣耀，让他变得刻薄而挑剔，“只要谁让我不满意，我就把他炒了。”

　　“结果是什么呢？生活样样都让你不高兴，出门就不高兴，堵车、红灯、雾霾，什么都令你崩溃和愤怒”，郑钧说，“感觉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童年的郑钧也有类似的沮丧，不同的是，当年的沮丧更接近于一种自毁的倾向。父亲因病去世后，郑钧的母亲忙于还债，无暇顾及兄弟二人，而此时，为了保证原有的生活秩序不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散，长郑钧4岁的哥哥开始有模有样地“管教”弟弟，他将身为稚嫩的少年，却不得不扮演“父亲”一角的压力转化成了对郑钧的体罚，后者莫名其妙地挨打，莫名其妙地反抗，又莫名其妙地顺从了这种暴力。“所以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的心态就老了，觉得悲观，没什么可快乐的，该死就死吧”，郑钧说，“别人只觉得我闷闷不乐，其实我是未老先衰。”

　　当一首《赤裸裸》以翻江倒海之势重新勾勒了郑钧的人生轨迹时，他拧巴了。一方面，他仍然感到“生命是沉重的，人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另一方面，他决定“虐待自己的同时虐待别人，有机会就‘造’，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造’不了了”。当这种心态与成功的快慰混合起来时，终于，悲观主义制造出了一个名叫郑钧的摇滚“怪物”，他懂得真诚，洞悉人性的罪，却止不住地“想把一切美好摧毁得一干二净”。

　　“真的，那不叫生活，而是罪”，郑钧低头道，“当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敌人时，他受的苦，就叫活罪。”

　　由于这种痛苦留下的烙印过于刻骨，因此，当郑钧“极为偶然”地邂逅了自己的上师时，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剧烈。用郑钧的话来说，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甜”。他开始打坐，开始观照，开始承认他的自私与冷漠，承认过去的稀里糊涂，并追寻智慧。这一过程，就是郑钧口中“发现了自己原来有条尾巴”的过程。

　　记者问他，你把尾巴切掉了吗？他摇头，“我直接带着尾巴活下来了。”至于发现尾巴，害怕尾巴，觉得尾巴是丑陋的、恶心的，甚至一度想要切断尾巴的心理斗争，郑钧用“现在，我就是自由地活着，不是一辆失控的列车”一笔带过。和过去的40多年相比，他自觉已经“从噩梦里醒过来了”，“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有真正活着的感觉，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放松和快乐。”

　　聊到修行的回响时，郑钧的状态是平静的，他没有陷入欣喜若狂下的亢奋，也没有强迫他人认同其价值观的凶狠。他好像已经从童年起便不停累积的“活罪”里走了出来，走向了更大的宽恕。他的状态是分享，是一名处于创作“蛰伏期”的歌手，在遇到了一批比他更迷茫、更绝望，同时无处逃遁之人时，悄悄流淌的关怀。“信仰”，郑钧强调，“它不等于宗教，它的目的是让人安宁、快乐，它是内部的富足。我不能让每个人进步，我只是希望他们有进步。”

　　当然，“他们”，不止是在《中国最强音》和郑钧结下了缘分的选手。包不包括你，你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