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电影公司销售部经理 郭曲波

　　[论文提要]中国电影定位长期不明确，事业与产业之争由来已久，而观念、体制、政策上的种种束缚与陈旧之见亦严重阻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2003年年初，中央正式提出把中国电影作为产业来发展，实现产业化，将是中国电影在相当长时期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该文，运用大量事实与数据，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深入分析了没有产业化给中国电影造 成的重大损害以及为什么要实现产业化？并结合21世纪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向，探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方向及其内在要素。本文提出，实现产业化，就是解放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并设计了若干改革现有制片、发行体制的产业化政策。

　　在经历了“放开发行”、“放开制片”、“五元票价”、“院线制”等一轮接一轮的改革尝试以后，今天，中国电影实际上走到了一个临界点，改革的力度在日益加大，但电影市场的潜力依然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电影经济的活力依然遭受着重重束缚。中国电影依然每年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仅仅是在生存，而谈不上发展。现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为中国电影重新定位，在体制上为中国电影革除固有弊端，用符合社会进步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手段为中国电影大刀阔斧的打造出一个崭新空间。中国电影，你被谁抛弃？

　　上了年纪的中国电影人，都有属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辉煌记忆。在不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业曾经与烟草叶一样，同是共和国的利税大户；在80年代中期以前，干电影的人用几张电影票为自己找个媳妇，换个城市户口或是买来紧俏物资，也并非瞎话。可这都属于过去，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电影的现状吧，1990年全国35mm影片放映单位有11000多家，票房收入32.34亿元，观众79.37亿人次，平均票价0.4元。到2000年，35mm放映单位仅剩1000家，票房收入9.3亿元(香港同期9.6亿港元)，按平均票10元计算，观众不到1亿人次。从宏观市场来看，到2000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农村市场差不多不存在，16mm拷贝销售量从1990的10万个下降到2000年的1万个，城市市场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等省市及部分大城市的大影院。2001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国票房收入前300名影片全部集中在大城市，它们的收入占全国总票房的90%以上。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及县城影院的票房收入占不到10%，而失去这一块，中国电影市场就不再是大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1990年有23689块银幕，观众11.89亿人次，票房50.22亿美元，1998年有34186块银幕，1999年观众14.71亿人次，票房74.9美元。2002年，美国本土票房更达到101亿美元。10余年间，其银幕数、观众人次、票房收入均以超过10%—30%的速度在增长。即使法国，2000年其银幕数为5013块，票房58.58亿法朗，观众1.65亿人次，相比1990年分别上升12.95%、53.11%和36.36%。

　　而20世纪90年代的10年，是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最快的10年，中国国民经济每年都在以接近8%或更快的比例快速发展，总体经济实力翻了两番，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小康。反观中国电影市场，为何我们没有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红利，没有发展壮大相反日渐萎缩，这说明了什么？

　　说到中国电影的困境，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原因归结于人民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VCD、DVD的日益普及、侵权盗版行为的存在。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与我们同样丰富，VCD、DVD普及率更高，盗版手段甚至比我们更先进，它们的电影为什么长盛不衰？从根本上看，中国电影的困境在于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从观念到体制、从管理到经营，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国产影片难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人们正在逐步丧失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电影作为一个行业从整体上讲严重缺乏竞争力与活力。

　　即便在1998年我们拥有过《泰坦尼克号》的高潮，在2000年感受到《生死抉择》的兴奋，在2003年经历了《英雄》的热映，但这些繁荣只是个别的、短暂的，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找到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立足点，在中国电影行业甚至有“票房逢单数年份必差，逢双数年份必好”的说法。年票房10.5亿元是中国电影的生死线，低于这个数字，中国电影行业就难以正常维系，而我们现在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年票房能过10亿，但是从1990以来，连这样的年份也没几个。

　　是中国人不爱看电影了吗？中国人远离电影了吗？是中国人抛弃电影了吗？那让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幅景象吧，在所有电视、报刊、杂志、网络媒体中，电影是媒体津津乐道的一块，央视电影频道2002年覆盖人群为7.15亿，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0%。截止2000年底，中国音像市场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单位共有14万家，通过音像市场每年消费的电影产品不低于35亿元。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对中国电影人来讲，最大的不幸在于不正视现实，或盲目乐观、或丧失信心、或得过且过。在市场经济年代，在日益开放的年代，搞电影的人不去研究市场、不去分析观众、不是每天围绕着怎样发展电影经济转，而是抱着教条、抱着经验、抱着形式、抱着幻想。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落后，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脚踏实地的去奋斗，如果我们不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条件下去认真管好电影、拍好电影、经营好电影，那么我们最终将距离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远，我们终将因自己的落后、短视与无所作为而被时代抛弃。

　　不是产业，是什么？

　　谈到中国电影，我们有必要先谈一谈它到底是什么？在其它行业看来这似乎不是问题，但在中国电影，这确实还是一个问题。

　　不可否认，电影是有别于其它商品的特殊商品，它不像锅碗瓢盆只是个冷冰冰的器皿，它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能影响人们意识形态的产品，但它归根结底是商品。它需要用钱生产出来，需要进入市场流通赚到钱，赚到钱才能保证电影的再生产。

　　这就要求电影像其它行业一样，减少流通环节、控制生产成本、产品适销对路，不立足于市场，电影一样会死。电影因为是商品，因为离不开市场，这就决定它是个产业，而不是政府、不是事业单位，它必须靠赢利来养活、发展自己。把电影当作产业、商品，不会减少其半点特殊性，更不会降低其半点地位。

　　电影是个产业，那就需要把它当作产业来办，还原其本性，多一点商品性，少一点特殊性。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电影企业就是企业，电影产品就是商品，而不能总在是不是“纯企业”、是不是“纯商品”上犹豫不决、争论不休。政治家可以把电影当作“工具”，艺术家可以把电影当作“艺术”，但在具体的管理和经营中，我们必须遵循世界通行的电影产业运作规律：“电影是一种商业运作的大众艺术；电影是个人消费，是竞争领域的行业；电影是一种工业，电影流通是商业贸易，须遵守服务性商贸的市场规则。”

　　电影是个产业，那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角色。政府主管部门不能“政企不分”，不能简单地把电影当作“喉舌”、“工具”。在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更多地在法制框架内管理电影，多些宏观调控、少些具体干预，政府决定拍什么影片、决定档期排片的行为应当控制。政府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提高中国电影竞争力，如何为电影发展创造良性市场环境，如何为电影制片与发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上去。对企业来讲，需要大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而是如何想办法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与竞争能力，电影企业如果不把自己当作正常企业，不立足于市场，在经营顺利时就强调自己的企业身份，在经营不顺时就忘了自己的企业身份只想着政府干预，电影企业就难以发展。

　　电影是个产业，那就需相信大众的判断力。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强调哪些电影是“主旋律”，美国电影有“主旋律”吗？在美国那样开放、讲求个人自由的社会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照样是美国电影所大力强调的，是公众所欢迎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众看作是“受教育的对象”或“被娱乐的对象”，大众是由千千万万个体组成的，他们的背景、爱好千差万别，有的看电影是为追求艺术、有的追求赏心悦目、有的纯粹是好玩，但大众选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不会影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不会影响对真正美好事物的追求。把电影当作产业，就必须相信大众的判断力，相信真善美、良知、常识在我们社会的普遍存在，使我们的电影多一点娱乐功能，少一点教化功能。

　　真正把电影当作产业来办，把电影看成是一种制造业，把电影当作是商品，电影的本来价值自然会体现出来。不管你是官员、艺术家、经营者或观众，在电影实现“创作——生产——经营——看电影”的过程，走完“投入——销售——赢利——再生产”的环节之后，各方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

　　我们为什么要变革？

　　把电影当作产业，对中国电影就是真正的变革，我们为什么要变革？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吧，1979年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影只有50部，但观众人次达到279亿，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观众人次大幅下降，2001年已降至2.2亿。与此对应，中国电影票房一路下滑，1992年全国票房收入19.9亿元，2001年则为8亿元，低于维持电影再生产的生死线——年票房总收10.5亿元。目前，中国人均看电影仅为0.5人次，不足美国的1/10，年票房收入不足美国的1/30，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空间已经萎缩到最危险程度。

　　我们为什么要变革？因为我们已生存不下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我们要变革，就必须对中国电影的体制、观念、经营管理手段全面改革。

　　首先要在中国电影行业明确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不存在也不可能调节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市场规律与自身因素的矛盾。这种模式让政府很累，让企业应对无力，使中国电影市场难以找到自身的经济运作规律，政府的政策缺乏真正的调控力、远见和洞察力，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活力。更要命的是，半计划半市场的电影经济模式使电影市场常常发生非规律性的萎缩或增长，中国电影改革找不到强劲的动力，中国电影经济找不到可靠的增长点，电影行业普遍缺乏凝聚力与积极性，日趋自我封闭与保守。

　　其次政企职能要分开。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建立科学管理制度，制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制片、审查和发行政策。一个制片厂一年拍几部什么题材的影片，一个档期上几部影片，是用不着政府操心的。政府的文件应当具有权威性，这个权威应更多地体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上，而不是用文件来推荐哪些影片必须观看或指定哪些影片是优秀影片。

　　其三行业管理上下错位要理顺。中国电影行业国家级的属广电部门主管、省级和省以下的属文化部门主管，这就难免造成管理上的局限性和部门性，好像谁都在管，但真正要管的就缺乏统一和协调了。制片、发行、放映同属一个市场链，“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早在1993年就提出来了，但因为上下错位、首尾相异而很难实现。管理上下错位，还使全国电影市场缺乏完整的规划和公平的改革方案，比如省级和省以下发行部门为发行改革付出的巨大成本就无人问津，也无从补偿。

　　其四要根除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电影行业来讲，这是根本性的。电影行业落后于时代发展，主要就是思想观念的落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这么多年以来，政府主管部门、电影企业都想把电影搞好，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明确，在坚持“二为”方向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没有真正认识到，电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相协调的，在新形势下，电影没有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有社会效益。电影制片企业，整天考虑的是从政府那儿申请多少补贴，拍影片获奖，对影片制作、资本回收、市场营销考虑甚少，而政府对企业的考核，经济指标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走过场的多。这就造成恶性循环，政府给制片业大量补贴，许多影片获奖，但根本就进不了市场；发行企业对国产影片发行没信心，观众更不买账。电影发行企业的落后主要在于不懂市场、人员老化、素质差，特别缺乏既懂电影创作知识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人才。这就造成发行环节那么难减少，院线制有其名而无其实，偷瞒漏报票房难以制止。

　　中国电影要实行从体制到观念的彻底变革，难度太大，电影行业不仅有一般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通病和困难，也有一般国有企业所没有的毛病和困难。但是再不作彻底变革，中国电影将会彻底丧失发展机遇。

　　新的定位

　　我们对中国电影要有新的定位，电影行业是产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部门是企业，电影是商品。在按照市场规律去经营、管理，适应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方面，没有半点特殊性可言。

　　那中国电影是什么产业？不可否认，中国电影是大文化产业的一种，文化产业是国际公认的朝阳产业。我们要高度意识到，21世纪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世代，就像火、蒸气机、石油曾经深刻改变过人类文明进程、经济生活和政治版图一样,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成为21世纪最明显的两个标志，并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科技和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知识经济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正以前所未有深度和广度进入经济领域，而且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它不再是过去狭义的文化，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包括电影、音乐，也包括衣食住行，以互联网络作支持，“它表现为一种要将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的吸引消费的任何东西连在一起的愿望”。[i]经济将会文化化，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

　　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生活方式一道成为其霸权的标志，美国视听产品的出口额占到国际市场40%以上份额。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600亿英磅，从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日本文化产业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其汽车工业产值。我国截止2001年度，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门类的单位达到22.3万个，从业人员91.9万人，年上缴各种税金20.2亿元，创增加值118.9亿元。加上传媒、出版、培训教育和文化旅游等产业的1000多亿消费规模，已经具备了进一步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据估计，我国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在3000亿元以上，到2005年可达到5500亿元左右的水平。

　　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占到全球市场92.3%的份额，不能简单地说美国电影好看，好看是很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电影自身是个大产业，是将信息传媒业和娱乐业紧密结合的产业。真正支持美国电影征战天下的是其先进的产业理念、雄厚的资本、强大的媒体影响能力特别是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美国电影始终借助高科技手段，特别是数字技术，创造出种种超出想象的视觉奇观。同时，其电影品牌可开发的商业价值极丰富：除影片的海外版权、家庭录像制品、电视播映以外，还包括与影片内容相关的图书出版、服装鞋帽、海报、珠宝、游戏、玩具、文具、日常用品、原声音乐和主题公园等。电影是国人在20世纪给人类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美国电影能从小到大，是因为一开始便没有把电影当作纯艺术，而是当作工业。美国电影还始终抓住了娱乐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契机，走了娱乐产业和信息传媒产业相结合的道路，其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传播媒体，在与其它传媒和娱乐形式的竞争中有独到优势。如著名的时代华纳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个片头拥有WB标志的华纳电影公司，它靠电影发家然后涉足传媒，通过与老牌传媒公司-----时代公司合并，形成全球最大的娱乐传媒公司，旗下拥有《时代》、《财富》、《人物》、CNN电视网、华纳兄弟电影公司、HBO电视频道、卡通网络、华纳音乐集团、《娱乐周刊》等著名品牌。2000年1月10日，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合并，不管今日结果如何，当时这两家巨无霸公司的合并，是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迅速普及的21世纪的头一件大事，它对全球经济、文化走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表明，尽管前途未卜，但在当今世界，娱乐产业和信息产业走向整合是一种必然，并将构成“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柱。

　　作为大文化产业的一种，中国电影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紧紧抓住21世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学创新的主流，始终考虑电影产业发展的规模、市场、前景及其与经济、科技和大众的关系，才能脱胎换骨并且不继续被淘汰。美国电影发展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深层次来讲，是其将娱乐产业和信息传媒产业相结合，发展成以文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设计中国电影的产业方向，不能就电影论电影，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中国电影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文化产业，是大文化产业中居首要地位的娱乐产业。借助高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中国电影将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娱乐信息产业”。

　　《英雄》的运作是中国电影朝“娱乐信息产业”方向发展的成功尝试。《英雄》的成功表明，中国电影首先要做成一个品牌，这个品牌自身成为新闻点，媒体需要借《英雄》的新闻来吸引受众。《英雄》的高知名度在信息社会引来无数注意力，这自然为其票房成功奠定基础，而成功的票房进一步带动了其附属产品的开发，因而《英雄》的商业价值在市场中得到丰厚回报。《英雄》的成功还表明，高科技手段是中国电影制作不可或缺的，没有大量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精美画面，《英雄》的吸引力是要大打折扣的。

　　走信息产业和娱乐产业相结合的道路，首先要求中国电影强化娱乐功能，形成有商业价值的品牌，然后要和信息传媒产业特别是网络紧密相联系，使中国电影保持高度的新闻性、文化性与时尚性，成为“新闻富矿”、“大众话题”、“社会时尚”、“娱乐先锋”。这里面，娱乐是内容、数字技术令内容更好看、传媒令内容广为传播，商业把这些都综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产业。丰厚的商业利益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将推动电影、电视、报纸、杂志、音像等娱乐传媒产业和以数字技术网络产业为主体的信息产业走到一起，而电影最有能力将多样化的娱乐产业、信息产业综合起来使电影成为全新的娱乐信息产业。

　　全力拼经济

　　发展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什么叫发展？发展的硬指标只有一个，就是经济实力。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其竞选口号只有简明扼要的一句话“傻瓜，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正是经济，让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输掉大选，让丑闻不断的克林顿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第一个连任成功的民主党总统。对中国来讲，不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理想便会落空。

　　对中国电影来讲，最大的、最迫切的任务便是经济问题。没有经济实力，电影就不能发展，不发展，电影就始终行业穷、人落后。与同属文化产业的其它行业相比，电影产业规模简直不成比例，中国电影总体资产规模约38.2亿元，而2001年一家上市公司电广传媒公司总资产为32亿，净资产为24亿元。同美国相比更悬殊，1999年时代华纳电影公司营业收入达8亿美元，大约是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2倍，2000年，美国电影产业总产值400亿美元，同期中国电影产业总产值只有9.6亿元，只是美国电影产业总产值的0.3%。

　　而我们潜在的市场空间有多大？按13亿人口计算，只算5亿左右的城市市场平均票价5元，只要人均看电影2场，就是50个亿的票房，不说中国电影年票房做到100个亿，即便只有50个亿，那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于现在了。我们已丧失了多次宝贵的发展机遇，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三心二意，不集中注意力建设电影经济，不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的畸形繁荣，为中国电影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和认识水平，中国电影并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相反从业人员膨胀到50万大军，电影发行企业集行业管理与市场经营于一身，发行环节重重设立，影片生产经营成本大大提高，这造成了以后“制片与发行”、“发行与发行”、“发行与放映”的层层分配矛盾，并留下垄断经营、不公平竞争的隐患。

　　1993年推行的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把制片、发行一齐推向市场，但没有实现公平分配，更没有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这使电影发行企业在“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虽然之后，放开制片、引进分帐发行方式、建立电影集团、减少发行中间环节实行院线制成为改革大势，但我们做的还不够彻底。中国电影还处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模式中，而且形成了政府介入企业具体经营、企业亏损无人负责的局面。

　　“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ii]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又到来了，电影行业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整个社会在改革大潮推动下前进而故步自封，借口电影的特殊性而强调种种电影行业不能彻底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全面变革的理由。不作彻底变革，整个行业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收缩将进一步抵消政府种种改革政策的正面效应，而迫使政府更深地介入到电影企业困难的日常经营中去。

　　中国电影要全力拼经济，把经济效益作为考核电影企业的重要标准。全力拼经济与实现电影的社会效益并不矛盾，国产影片不能再指望通过文件组织团体观看，电影票房不能把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在党费、团费、工会会费和学费上，一部影片思想价值再高，假如没有人买票观看，它的社会效益就无从实现。

　　中国电影要全力拼经济，就必须在电影行业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全行业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统一开放、有法律保障的大市场环境，使电影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电影如果不全力拼经济，电影经济将得不到可持续发展，

　　不实现产业化，就没有未来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从体制和观念上革除一切阻碍发展的弊端，不实现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就没有未来。实现产业化，就是解放中国电影的生产力。

　　市场竞争、品牌、资本与专业化是实行中国电影产业化所需借重的手段。

　　要在电影行业搞竞争，就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电影市场，使所有干电影和愿意干电影的人在一样的条件下竞争。搞竞争，政府必须减少对国有制片企业的补贴，多鼓励制片厂拍既赚钱又好看的影片，在用法律保障国产影片放映空间的前提下逐步不再依靠红头文件组织观看影片。使国产影片参与市场竞争，有必要逐步淘汰现有的陈旧发行框架，敞开发行，打造出新的市场空间，使院线制名符其实，而不是现有电影发行公司的翻版。相反，政府要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年轻一代优秀电影制作人、经营者的成长，扶持电影院的发展。在公开、透明、平等、申请的原则下，用来自电影行业的财政收入对电影艺术创作以补贴；对电影艺术创新和新人新作给予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各种电影节和基金会要重视电影艺术创新、处女作；制定激励措施，鼓励发行商多发行国产影片和新人新作；建立多渠道、多样化、透明的电影投资体制。

　　电影市场竞争在对外开放之前，对内完全可以彻底取消对主体资格的所有制限制，给予经营主体平等待遇。符合规定条件的社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依法取得制片、发行、放映活动的资格。在电影市场资格准入及经营项目审批上，一视同仁。彻底取消发行许可制度，以签约或代理方式自由发行取得通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全面推行签约制度和专业代理制度，规范并发展电影市场。

　　市场竞争能力来自于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中国电影行业特别需要用专业化的手段来经营管理。《英雄》的市场运作是中国电影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运作的典范，是中国电影在实现产业化之前按照产业化方式运作的第一次尝试。《英雄》投资3000万美元，在上映期间控制住了盗版行为，影片国内票房2亿左右，加上海外版权、音像版权、贴片广告后产品附加值，其利润估计超过40%。这说明：在现有的庞大发行框架之外，很少的人用专业化手段可以做成多数人做不成的事；国产影片的巨额投资不仅可回收，还可赢得巨额利润，但须运用资本运作，严格控制成本；盗版是可以想办法杜绝的；电影要当作商业完全市场化运作；具备了市场竞争条件和专业化运作手段，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牌并打通融资渠道。

　　实现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是一个从根本上深入改革的过程，是对电影行业重新洗牌、全面开放的过程，是对市场进行重组、细分的过程。实现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将解放电影的生产力，促进电影的新发展。比如，一部重大题材影片，为什么不可以像“申奥片”那样来招标制作并招标发行呢？在保证影片质量和放映空间的同时，向影院让利，鼓励影院多放映，这样做，重大题材影片的成本就不会全部摊在政府头上，而且也许能赚到钱。

　　市场竞争、品牌、资本、专业化手段是实现中国电影产业化缺一不可的，因为没有钱、没有智慧是做不好电影的。做电影需要钱、需要智慧，是因为电影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注：本文数字来自新华网数据中心索引) [i]引自2000年《时代周刊》摘译[ii]摘自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