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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它行业比较，电影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

　　作为电影主管部门，电影局希望成为电影工作者的一个可以停靠的温馨的港湾；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希望能为电影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

　　中国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

　　中国电影的现状不尽如人意，绝不是简单的因为电影没有分级。

　　青年电影人才是中国电影创作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国电影未来的重要力量，我们鼓励青年电影人才投身中国电影的主流队伍之中。

　　如果说去年年底发布的四项总局令是中国电影改革的一个标志，那么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将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从政策层面上看，无论是电影梗概的立项审批还是属地审查，无论是中外合拍影片的机制完善还是引入外资进行影院建设，再到中国电影市场制片、发行、放映、院线建设的资格准入问题，都体现出中国电影改革的力度与决心。

　　而在这场电影改革中，中国电影局(全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无疑成为了业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四项总局令的出台背景以及具体的操作过程，政策改革的目的与目标，总局令施行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值得中国电影业关心的话题。带着以上的疑问，本报记者对中国电影局的领导进行了采访，以童刚局长为代表的有关领导详细耐心地对中国电影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对话当中还谈到了电影分级、电影奖项等热点话题。

　　政策背景：

　　改革步伐相对滞后

　　新京报：童局长，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去年四个“广电总局令”出台的具体背景？

　　童刚：自1993年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电影业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探索。但是与其他行业比较，电影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电影界存在着偏重意识形态属性，忽略产业属性的倾向，由此产生了全行业市场意识和经营意识相对欠缺，市场主体不明确，产业结构不合理，所有制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偏低，明显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等问题。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在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电影观念，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电影发展观。

　　出台过程：

　　认识差距更新观念

　　新京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四大文件的出台经过了怎样的过程？

　　童刚：去年一年，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对电影产业发展的有关指示精神，总结历史经验，寻找认识差距，更新观念，深化改革，积极探索电影向产业化目标迈进的多种可能性和有效途径。在去年1月份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之后，我们分别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福建、辽宁、上海和北京等地进行了电影市场调研。这样的工作，不仅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目前电影市场的一些具体情况，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电影体制存在的弊端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完成了调研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和发展繁荣的对策》。

　　在调研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电影改革政策，轮廓性的电影改革政策框架开始逐渐建立起来。

　　文件目的：

　　对内协作对外服务

　　新京报：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并且极其关注的这四个总局令都有明确的指向性，您能否从电影主管部门的角度说明这些文件的具体目的？

　　童刚：除了四个总局令之外，我们还有相应配套的文件十几个，这是电影事业向产业过渡的桥梁。总体来说这些文件的目的是：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资格准入门槛，吸纳一切有实力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生产和电影产业；拓宽电影的融资渠道，调整并且完善电影的融资制度；促进国产影片的制作、发行和放映；减少政府审批程序；鼓励电影产品创新，让电影产品更好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

　　作为电影主管部门，电影局希望成为电影工作者的一个可以停靠的温馨的港湾；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希望能为电影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按照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要求，电影局对内强调协作，对外强调服务，中心任务是要团结、带动各方力量，群策群力，使电影产业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例。

　　电影现状：

　　正在进步、存在问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现状？您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信心吗？您对前景是否乐观？

　　童刚：目前中国电影的现状一是正在进步；二是存在问题。在目前的基础上，我们有信心深化改革，不断探索，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力争使电影产业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从目前的10亿多产值跃升到数十亿乃至百亿目标。在电影产业目标不断提高的同时，力争让国产影片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品格也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提高和进步。

　　现有问题：

　　数量质量有待提高

　　新京报：随着改革的推进还有哪些问题暴露出来？

　　童刚：中国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我可以给出这样一组数字：从1997到2002年，平均年产电影92部，这与中国拥有的庞大的观众市场是不成比例的。目前来看，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使电影生产在数量上有明显突破。2003年第四季度已经初见成效，截至12月中旬，全年生产电影140部以上，还有110部电视电影———按照国外的统计方法，电视电影也应包含在电影数量之内。目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电影数量的提高并没有与电影质量的提高形成同步关系。电影题材、风格、样式单一；有些作品还存在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非商业性甚至非艺术性的创作还大量出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音像制品对电影票房的冲击。以北京的华星影城为例：《无间道Ⅲ：终极无间》首日放映的票房高达26万，但是第四天，电影的DVD面市，当日票房只有5万。正版音像制品的过早投放，使得刚刚有所好转的影院市场受到很大的损害。

　　电影分级：

　　年内拿出具体意见

　　新京报：去年，电影分级制一直是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请问电影主管部门对电影分级的态度？这项工作进展如何？哪些因素制约了分级制的推行？

　　童刚：对建立分级制，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探讨，调研、征求意见等工作一直都在进行。我曾在新加坡接受境外电视台采访时，说过应该分级；在香港，也曾说过香港电检制度值得借鉴。这些话后来都被媒体过分渲染了。我们要进行的分级和社会上一些人对分级的认识有所不同。必须强调，分级绝不是说要在电影中允许色情和暴力不恰当的渲染，更不是允许三级片的存在。

　　今年内我们会拿出具体的电影分级意见。电影分级涉及社会方方面面，还要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分级是国际惯例，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创作人员的要求，也是规范电影市场的手段之一，我们会积极推进。但大家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分级并非“救市”良药。中国电影的现状不尽如人意，绝不是简单的因为电影没有分级；也不是说分级了就能对中国电影或者电影市场起到多少决定性的作用。

　　电影奖项：

　　不断改进完善机制

　　新京报：国内的几大电影奖项，如金鸡、百花等，都曾因评奖机制引起过种种非议，您个人怎么看这些评选和奖项？

　　童刚：确实存在有些全国性奖项观众认可程度不高的现象。我们已经对电影政府奖即“华表奖”的评奖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如去年在“华表奖”的评选标准中就加入了需参照影片市场反应的新条款。今后，我们还将本着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按照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不断改进、完善评奖机制。

　　新京报：曾经有人提议把“金鸡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的电影金马奖合成一个奖项，共同鼓励华语电影，电影局方面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和意见？

　　童刚：目前还没有这种统一奖项的想法，但是不排除合作的可能。

　　青年导演：

　　中国电影重要力量

　　新京报：去年电影局曾经和一批青年导演，包括贾樟柯、王小帅等有过违规行为的导演进行了座谈。对这些电影力量，电影局持怎样的态度？

　　童刚：我们始终认为，青年电影人才是中国电影创作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国电影未来的重要力量，我们鼓励青年电影人才投身中国电影的主流队伍之中。前一段时间，贾樟柯有剧本送交审查，我们已经顺利批复。中国电影要发展和繁荣需要全体电影工作者共同肩负起责任。我们真切希望青年电影人才迅速成长为中国电影创作的生力军。

　　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创作人员要潜下心来做事，以多出优秀作品为己任，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提高业务能力和创作水平上来。2004年我们将建立青年电影基金，鼓励、扶持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电影业。

　　发展模式：

　　会有变化、不能照搬

　　新京报：在全球一体化市场背景下，中国电影发展模式是什么？

　　童刚：对于发展民族电影，很多国家都有先进的经验，例如法国，还有你们《新京报》做过很大篇幅的韩国电影。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但是国外的成功模式不能够完全照搬，我们还是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本民族电影的发展道路。徐光春部长说，5年之内，中国电影将会有巨大变化。我也坚信这一点。采写/本报记者　冯睿　张栋

　　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受访者是站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风头浪尖的人，也是推动这些变革的人。在采访正式开始前，童刚局长要求我关掉采访机，我照办了，这意味着其后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是真实而对等的。

　　作为受访者，童刚局长表现出足够的诚意：理解是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我必须承认，最后整理出的采访文案和我们采访的真实的过程有着无法避免的差距，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努力和尝试让我明显地感到来自官方的真诚和勇气。本报记者　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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