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开玩笑的说，2002年的“高枫之死”是中国娱乐新闻真正步入“狗仔化”时代的一个标志，它也成为了2002年一个极具“爆炸性”和探讨意义的新闻事件。在整个事件当中，高枫是讨论的新闻由头，而在“高枫之死”的整个事件当中，他的经纪人大唐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主角”和舆论中心，当然，也意味着他必须扮演一个处在事件危机最前沿的人。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将笔指向了大唐，认为高枫就是因为爱滋病而死，而大唐是在带头撒谎。如果用“四面楚歌”来描述他当时的处境，一点也不夸张。大唐说：“在整件事情的
处理上，如果我稍有不慎，可能后果难以想象，比如身败名裂。”当时，很多人认为大唐处境绝对“劣势”，连一些经纪同行也这么认为。可事后很多人才猛然的发现，其实他才是“高枫之死”的真正受益者，虽然经济上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他却巧妙的利用了这个契机，为自己赢来了用几百万都无法买回的名气和地位。那么，他是如何利用“高枫之死”化危机为契机的呢？本刊对他进行了采访，力求从中寻找答案。
所谓的“劣势”，有时只是一种假想
记：你觉得你在整个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大唐：我扮演的角色很多，是他的经纪人，同时也是他的新闻发言人。我真正的身份是经纪人，所以我没有义务去回答任何不利于高枫的任何问题，作为一个文化经纪人，他首先做的是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他所的服务的对象（明星）的一切权利。在高枫刚开始发病的时候，我的确动过借这个良好的机会去炒作高枫的念头，这是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敢说：如果高枫不死，他现在的出场价起码是20万。
记：当时在协和医院的门口，日夜的蹲守了几十名国内外记者嗷嗷待哺。面对这种阵势，你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
大唐：在高枫病后，我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虽然脑袋清醒，但也不能保证不说漏嘴。所以，我尽量保持能说清楚的就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说。
记：从刚开始媒体对你的报道来看，你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境遇，你怎样面对的？
所谓的“劣势”，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很多经纪人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精力用去对付媒体了，实际上，解决媒体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娱乐新闻，媒体只能代表某个时期的某种舆论，不能代表一种永恒的结论。如果你只将心思放在对付媒体上。那么，你便冷落了那些真正需要你去解释的人，比如，高枫的家人、亲戚和娱乐圈的朋友。我首先得安慰他们。如果他们要在言论上和我有所出入或者和我唱反调，我可能跳到黄河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在遇到此类危机的时候，你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知你发现了没有,说我不好的就这几类人:一是老百姓,二是记者,三是高枫以前公司的一些人,我们分析他们:第一种人是不知道真相人云亦云;第二种人是要搅混水的人,因为越乱他们的报纸就卖得多;第三种人当然是嫉妒我和高枫的合作,这点大家都会心里有数的.可是那些去病房看过高枫的那些明星们,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些东西,但是谁都没有说我什么,大家为什么不分析分析哪?我如果是一个极坏的人,他们都是高枫多年的朋友,难道他们不会在媒体指责我吗?
其实从头至尾我都没有在乎过记者们怎么说,因为我当过记者,记者在我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权威性,尤其是娱乐记者,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笔是他们的,听说有的记者因为连篇累牍的骂我结果他们的报纸销量很好,他也因此受到了报社的奖励,我祝贺他.
在高枫病房外日夜蹲守的很多记者都是我朋友,有的是认识近十年的老朋友,还有我的老乡,有的人当上记者还是我推荐的,我理解他们的工作,为了报纸的销量他必须写危言耸听的事情,现在我和这几个朋友还经常来往,但是我们都不再谈高枫的话题.
我在无意中完成了一个“分担危机”的案例
记：有意思的是，当你正处于被舆论“围攻”的时候，你却拉着高枫的舅舅去了新浪网和其它网站，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和网友见面。你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
大唐：当时，给我打电话的记者很多，我没有时间去一一解释，就算你一一解释，也未必能将问题解释清楚，甚至会陷入将问题越解释越复杂的怪圈里面去。于是，我决定通过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新浪网，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去说明事情原委。
记：那为什么要选择和高枫的舅舅和你一道去？
大唐：在那种时候，如果我选择了高枫的父母，显然不太合适。一、当时高枫的父母正处于极度悲伤的状态中，我怕他们谈到伤心处情绪失控。二、他父母也没有心思去应付媒体。而他的舅舅可能在谈问题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客观和冷静，也会有说服力。
记：可问题是新浪访谈之后，很多人连他舅舅也一块骂了，说他在借自己外甥病逝之机出风头。
大唐：的确如此，事后他舅舅也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事实来纠正当时的舆论导向，可到后来的结果却出乎我们预料，舆论导向非但没有纠正过来，还变本加厉，但这一次舆论却将枪头指向了高枫的舅舅。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危机分担”案例。所以，在遇到此类危机的时候，作为一名精明的经纪人，要善于分担舆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