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喻若然

　　本次分账风波中，理该担起“沟通”角色的协会，沉默不见。行业合理的“中间环节”是被遗忘，还是自主消失了？

　　“5个卖苹果的一起去跟13家超市讲价。”好几位受访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这次分账争端。

　　微博时代，大家都似乎习惯于在网络上彼此“喊话”。星美影业总裁覃宏在华谊宣布《一九四二》采用动态分账比例后不到三十分钟，便在微博上公布了《王的盛宴》分账比例，引起一片哗然。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总经理赵军也通过微博制造声势，引发院线纷纷响应。

　　双方都选择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公布动向，这一方面说明目前产业各方在博弈的时候，手段和思路都产生了变化，学会借用舆论力量实现自我诉求。但这样“灵活”“即时”的沟通也凸显出稳定协调机制的缺失。

　　有协会，无调解

　　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微博]介绍，从2011年开始，业内要求提高发行方分账比例的呼声就强烈起来。2012年8月，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召开理事大会，在“提升发行方票房分账比例至50%左右”上达成了共识，准备“择机提出”，贺岁档被认为是一个合适时机。然而，根据记者调查采访，这次的事件，五大发行公司自始至终并没有通过制片人协会进行沟通。

　　发行放映协会2012年11月16日在深圳召开了一次副会长级会议，此后十三条院线发布“意见”，这是否是协会介入的结果？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杨步亭对记者表示：“出于责任感，我当时给参与的代表提建议：要冷静谈，不要闹僵。但最终这个事件的整个沟通协调过程，并没有通过我们，也没有通过政府相关部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协会的职能。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EPA)在官方微博上介绍如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是由国家广电总局主管，全国电影制片企事业单位自愿联合组成的行业性社团机构。现有团体会员133家。协会下设影视制作者(分会)联盟，现有个人会员309人。”

　　据秘书长王凤麟介绍，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成立于1989年，加入协会的制片人是制片机构或团体的法人，通常不是自然人。制片人有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中影、上影、长影、八一等几家国有制片集群，还有华谊等民营电影制作集团的老总。第二梯队包括西影、峨影、潇湘、珠江、天津等改制后的省级制片企业；第三梯队是近三年影视产业扩张较快的民营公司，比如金英马、小马奔腾、华录百纳等。第四方阵是除了第二梯队以外的其他27个省级电影制片厂，还包括中小规模的民营公司。王凤麟认为，这四个方阵的产品、产量及市场占有率达到全国市场的2/3以上。

　　百度百科“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的词条解释中，罗列了八项主要任务。其中“加强产业交流，开展国际合作”，以及建立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公司等项目都罗列了不少事迹，而其中有一条“维护行业利益，保护电影制片人的知识产权”，却没有详细资料。

　　根据相关资料介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是由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器材、技术研发、影视文化及相关企业法人自愿组成的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包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华夏电影发行公司等骨干企业及全国城市院线、实力影院、器材设备厂商，以及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十余年来，协会围绕行业在政策调研、开展各类交流研讨活动、宣传国产电影、培训技术人才等许多方面办了不少实事，尤其是倡议发起“全国周二电影半价日”，以及运作“中国电影一卡通”这两个惠民项目。

　　“反映会员诉求，维护会员合法权益”这项内容也明文写在“协会宗旨”里。原则上，它是具有调节产业内部矛盾的义务的。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认为，中国电影产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规则都不明确，行会的角色多数还停留在上传下达、沟通联络，以及组织活动等方面，尚且无法真正承担起产业内部的协调工作。

　　他山之石

　　在调节产业内部争端的问题上，不妨了解一下国外同行的做法。

　　2007年10月底，美国编剧界掀起了一场大罢工。美国编剧协会协商委员会主席John F.Bowman代表美国编剧协会(WGA)以及东西部编剧协会(WGAW&WGAE)，针对2007年合约协商发表声明，文中指出：“要想继续合作，电影及电视制片联盟(AMPTP)必须就此次协商中的各项问题与我们进行商议。”在影视监制联盟接受了编剧协会的新的利益分配方案后，美国编剧的罢工行动在次年2月告终。

　　在好莱坞，三大工会(演员工会、编剧工会、导演工会)与制片人工会签订的合同三年一期，几乎每次到期都要轰轰烈烈地闹一场，就利益切割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动不动就以罢工相要挟，但最后一般都能协商解决。

　　韩国电影界也遇到过类似状况。韩国电影研究学者范小青对记者介绍，韩国电影业的各个工会完全是民间组织，不由政府监管。

　　2004年左右，由于韩国的明星片酬居高不下，使电影制作费受到压缩。于是，两大颇具实力的制片公司SIDUS(制作过《杀人回忆》《八月照相馆》等影片)和Cinema Service(制作过《阿罗汉》《下流人生》等影片)的老板作为行业“一哥”级人物，以制片人工会的名义，向薛景求、崔岷植两大明星提出降低片酬的要求，并为此专门举办新闻发布会。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随后介入调停。据称，最后两位明星私下求和，此事也在业内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在成熟的电影产业体系中，行会是协商沟通机制的重要平台。

　　协会需要调整“角色感”

　　范小青为记者介绍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情况。这个委员会时常介入产业矛盾，负责调停，然而，它并非政府管理机构，而是服务性质的、半官半民的机构，不代表矛盾任何一方，完全中立。“金大中(时任韩国总统)上台的时候就提出：‘国家政策和电影有一个胳膊的距离。’”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运转经费，政府和文化部各出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从电影票房3.3%的专项资金里收取。

　　范小青还举了一个案例：韩国对小制作电影有保护法令，至少要上映一个礼拜。前段时间，低成本电影《Touch》在首周放映期间，导演闵秉勋要求中止上映，并将影院方告上法庭，声称影院给这部电影排无效场次，影响了票房成绩。韩国电影振兴委员随后介入，进行调查取证后，法院判导演败诉，因为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实在太少，影院不得不减少场次。

　　范小青认为，把行会交还给市场，将会更有活力，更能促进产业发展。

　　杨步亭表示：“我们现在仍然是‘大政府，小行会’，行会力量不足。实际上，‘十八大’也提出来，要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是发展方向。”。

　　中国电影业主要协会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现有团体会员133家；协会下设影视制作者(分会)联盟，现有个人会员309人。主要职责和任务是沟通、联络、协调、调研和服务，是政府联系全国电影制片人(团体)以及电影制片人衔接电影市场、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国产电影直接进入市场的服务载体和交易平台之一。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协会现有会员700多家，包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华夏电影发行公司等骨干企业及全国城市院线、实力影院、器材设备厂商，以及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现设四个分支机构：电影发行与城市院线分会、城市影院分会、电影技术分会、农村电影院线分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

　　成立于1949年，曾使用过“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等名称，现有会员6000余名。成员大多是作品颇丰、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评奖中获奖的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摄影师、美术师、录音师、作曲家、评论家、事业家和教育家，以及电影发行放映、科研等方面的专家。

　　承办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主办《电影艺术》《世界电影》《中国电影年鉴》《大众电影》等期刊。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中国电影导演行业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奖”是该协会设立的专业奖。2012年8月，协会向国家新闻总署版权局法规司提交了相关修正提案，希望能将“导演是电影的作者”明确写入新的《著作权法》。针对近期沸沸扬扬的“电影水军”事件，协会于12月5日晚发表公开声明，称“反对任何导演参与领导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电影宣传”，并呼吁协会会员自律。

　　中国编剧协会

　　中国编剧协会是中国编剧自愿结合的专业性非盈利性群众团体。协会每年评选一次“年度十佳电影编剧”和“年度十佳电视剧编剧”，分别给予奖励。从2012年起，协会设立9月24日(曹禺诞辰)为中国编剧节。

　　中国影视演员协会

　　由中国及海外影视界中青老华人影视演员及影视爱好者共同组成发起，目前会员千余人，有许多是目前活跃的影视演员。主要活动包括规范行业管理，艺术交流研究，组织赛事活动，编辑专刊，专业技术评定，影视剧策划投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