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

　　汉字解“诗”，左边为“言”，与语言文字有关，右边为“寺”，一来取其读音，二来强调“寸”的意义。“寸”，就是分寸、节度。那么，诗，就是一种有节奏、有规则的语言。

　　我谈论“诗”字，并不是训诂、考据，也不是讲什么文字学，而是为了说明某种古老的观念对现代人的影响。如今写诗，可以有一千种定义，但只要你还用汉字写作，就摆脱不了它对你的潜移默化。哪怕你毫不顾忌章法、韵律，只为意象、心境和感觉，你也逃离不掉汉字从形象上和单音节发音方面对你首当其冲的折磨。你唯一的遁途，就是把它拉丁化，变成抽象的拼音文字。可是，不幸的是，你根本办不到！

　　你为什么办不到？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拉丁化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困境，最主要的是，差不多全体的中国人都不答应。这就是一种思想。

　　就象历史上每次外族入侵一样，一遇高山大河，军队就逡巡不前；如今，西方文明潮水般袭击中国，几乎从各个方面都瓦解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模式，但在汉字面前，他们却一筹莫展，驻足停趾。你不能说那些金发碧眼、凹目凸颧的白种人没有智慧，他们的谋略在许多地方与我们旗鼓相当。但他们最后往往会垮在野叟村童的一句不经意的诗文上。毛主席说“纸老虎”，美国人就翻译成“paper tiger”。这个“paper tiger”是什么意思？究竟是“纸和老虎”，还是“纸属性的老虎”？哪有“纸属性的老虎”？美国人弄不明白，但中国群众懂了，就联合起来积弱成强地去消灭“纸”。最后，纸之不存，虎将焉附？

　　我曾经在广告公司接触过“辉瑞”制药厂的美国老板。起先，在广告宣传方面，他连一个字都不许译成中文，理由是，只有英文才能科学地说明产品。但最后，迫于市场压力，他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可是，这位美国老板自己想到的广告词，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他去了长城，有一句话给了他勇气。那句话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听起来倒更象是句宣传春药的口号。从此以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陷入了方块字的迷乱阵仗，无以自拔。

　　印地安人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在几百个白人的血腥施虐中，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就是因为没有文字。而我们的汉字，每一笔、每一划都记载了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氏族的信念和活法。那是用强力永远无法摧毁的。普希金说：“写下来的，用斧子都砍不掉。”岂止是斧子？！

　　墨索里尼被追得穷途末路时说：“我不怕，我有但丁的骨灰。我要与但丁的骨灰共存亡。”那么，中国人在面临生败存亡的危急关头会说什么？我们会说：“还有汉字！”

　　汉字是我们本源上的宗教。若想打败我们，就要夺得汉字；而夺得汉字，你就成了我们的人。这是一个悖论重重、陷阱遍布的可怕圈套。

　　语文危机！

　　说起来，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我真正掌握以普通话为中心的汉语，是在十年以前。一次，我骑自行车撞到路障，栽了个大跟头，无意识间，出口就是一句国骂。爬起来后想，哎呀，我竟没有经过翻译，就脱口而出北方口音的骂人话，是不是母语思维发生了转变？其实，我的语文课就毕业在这个跟头上！

　　什么叫“经过翻译”呢？我们南方人到北京，原先张嘴说话，都要先从地方方言转译成普通话，在脑子里闪电般过一遍，有时甚至还要选词择句。这个过程和我们讲外语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其他南方人有没有这个体会，反正刚来北京的几年，我都是这么吃力地讲话。据语言学家研究，人在极限状态下发音，一般都是母语。曾经有个故事，说一名苏联女间谍长期潜伏德国，她的德语流利标准，毫无破绽。德国人直到她有一次生孩子，听见她在产床上用俄语嘶喊，才发现她是苏联人。

　　我们方言地区的人，基本都是口语思维，也就是以语音交流为手段，我们很少会去想我们的发音记录下来会怎样。尽管我们受着教育的人是学习普通话语文课的，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普通话思维交流，是被认为可笑的。普通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地位是边缘性的，只有日常口语无法表达的时候，我们才借助普通话。比如，诵诗，说专业术语，涉及复杂的外国地名、人名等。我们上海的老师，不论教授哪种课程，都用的是上海方言。你能想象他们用上海话说，“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会是怎样？或“X2+Y2=(x+y)(x-y)”？或“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冲击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如今我回到上海，和上海人说话一年比一年费劲，我也开始反过来，要从普通话转译为上海话了。想来，真是件滑稽的事情。

　　我发现，一般西方人是学不会汉语书写和阅读的，他们有些能说很漂亮的京片子，却实际上是文盲。而我们外地来京的移民，和他们的水平也不相上下，都只是努力记住普通话的发音，却没有标准汉语的基本思维。我的汉语写作，直到90年代初，才达到一个马马虎虎的程度。我曾经拿出以往的诗文和小说给妻子看，她中肯地给了一个评价，就是“生动”。我对此“生动”二字琢磨良久，后来才醒悟，这乃是骂我没有文采。所谓“质胜文则野”。

　　历经千难万险，我这才明白，汉语的语文，重“文”而轻“语”。任何一种成熟的语文，都由“文体文”和“语体文”两部分构成。在古代，中国的文体文，就是文言文，因为文字记录的功劳，我们能很清晰地看见它发展的脉络，但不幸的是，它死了，没有实际作用了；而“语体文”，除了历代小说、笔记、佛经、禅语、戏文等记载了一些，基本面貌现在还不清楚，那是因为历史上的精英们不重视这个问题。

　　那么，现代汉语到底是什么？当然，重文轻语是不现实的。但也不能发展到重语轻文的地步。“五四”以来，我们大喊白话文革命的口号，意思就是要了语体文，扔掉文体文。而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同意不扔掉那个已经腐朽的文言文的，只是有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疑问——没有现代文体文的白话语音记录，能构成真正的现代汉语吗？只是偷懒地借来古代语体文和现代民间口语，就完成现代汉语再造了吗？

　　其实，孔夫子是反对重文轻语和重语轻文的，他说要“文质彬彬”。我是同意他这个主张的。如今，语体文的路已经走到尽头，质胜文的野气几近蛮荒的地步，很多人按照《马氏文通》或英文语法套用汉语字词，基本上是在写蹩脚的西文。我们终究应该走走文体文那条路了！

　　以前，因为阶级压迫，语文分裂。精英阶层霸占着文体文飞扬跋扈，草民阶层守着语体文自成一统。这个局面，在今天的语言革命下，应该被打破。真正紧要的，既不是扬文抑语，也不是抑文扬语，语文割裂的病态要结束，我们要建设语文统一的现代汉语。精英的成就，本是草民创造的，为什么不夺过来为我所用？

　　什么是语文统一？就是音形义的统一。以前的文言，有形义而无音。赴京会考的各地书生，方言不通，只好书写笔谈；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们，也往往为了听不懂领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绞肠挠心。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一声“大家都讲普通话”的口号是不够的。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应努力去寻找在文采和听觉上都相称的语词；我们在文法上，也不可忽视西文的缜密和中文的机动。有这样几个例子，可以供参考：

　　翁偶虹写《红灯记》，李奶奶唱“十七年怕谈以往”一句，“以往”二字，用得出神入化，既有听觉的敞亮，也有书面的儒雅，又在意义上体现出动态。

　　侯德健写《喂，老张！》，其中有唱，“姑娘新娘还不都一样，前前后后都嫁给你老张”，文法上不求准确，讲究的是通顺，这就有了意义的机动。

　　越剧《血手印》有词：“扎彩花轿到门前，高头大马骑郎君。”后一句显然是不符合“主谓宾定状补”的叠床架屋，但却顺理成章，活气森森。若改成“高头大马上骑着我的郎君”或“我的郎君骑在高头大马上”，那简直惨不忍睹。

　　……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说出来只是一种启示。

　　集体逐肉的民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是我国书面史上最早的歌谣，也是狩猎部族的生活写照。漫山遍野的人群，如狼似虎地奔突，石头土块满天飞舞，为的是追逐一头惊慌赶命的野猪，追到追不到还是个问题，但在追逐的人眼里，那却早已不是什么猪，而是一摊可以饕餮的肉。

　　这可要比今天那几位狂呼“下半身”的“勇士”生猛得多的野性。

　　有识之士讲：中国没有民歌，人民不知欢娱，蹦迪的舞姿尴尬，唱歌的声腔抑郁，即使小孩子玩乐，腿脚屈伸也显僵硬，实在是缺乏生气；哪有西域诸邦的潇洒？人家突胸抬臀，劲歌狂舞，恣意寻欢，爱憎分明，真乃性情中人。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几千年的教化！若没有这中原教化，吾等亿万人民该是在日夜狂欢的盛大节日里把酒临风、男女乱媾，一派无为而治的开放景象。

　　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二十五史的最后一部还墨迹未干。我们知道，历代统治集团在庙堂上对老百姓板着面孔，在自家后院却笙歌不绝、荒淫纵欲，甚至禽兽不如；而河湖港汊、山林乡野之间，草民愚氓在生活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彼此交往之中却知礼仗义、通情达理。所谓“教化”，那是奴役的工具，是对别人的明火执仗。这个东西难道只在我们中土之地才有吗？西域欧陆不是也遭受过一千年的黑暗吗？直至现在，他们一面“自由解放”，另一面不还是依仗“上帝之爱”四面出兵吗？

　　要说中国没有民歌，那是无知。我们的确很少西洋音乐学定义中的“民歌”，但大量民间的吟唱都在勾栏瓦舍、青楼红窑和寺庙书院。元代蒙古统治者害怕汉人造反，取缔了科举，大批文人墨客仕途无望，纷纷流散民间，创写了数量繁多的优秀戏文，这才真正发展起戏曲艺术。而戏曲，却是我国独有的民间文艺形式。在各地剧种中，最后京剧获得了炉火纯青的成就。

　　京剧是什么？京剧又叫“皮黄”，“西皮”和“二黄”，这是两个基本的调子，好比曲调公式。西皮集中了黄河流域民间音乐的精华，二黄浓缩了长江流域民间音乐的粹髓，江河上下，千古风雅，由此皮黄合二为一，最终集了大成。

　　要学习中国的民间音乐，不应钻西学的牛角尖，去找“飞土、逐肉”之类的歌谣。你要是按此费尽毕生心血，编就满满一书架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不过就是北方《小白菜》、南方《茉莉花》这两个曲调，万变不离其宗。倘若你还有余生，接着可做些去芜存精、梳脉理络的工作；倘若你还有来世，就有可能又走到戏曲前辈两百年以前走过的老路上去，结论还是西皮、二黄。

　　所以，不知京剧，不通皮黄，就永远不可能接近中国民间音乐，永远只是蜻蜓点水的门外汉。我这句话放出来，一定要得罪音乐学院的那些学富五车的大教授了，他们会比照戏剧界同道的口吻，说张广天完全不懂音乐，是个音乐白痴。没有关系，我这是说给尚有才情和活气的后生听的，有人不相信，愿走冤枉路，是怪罪不得我的。但要是准备害人，我也是藏着匕首、投枪，随时都可迎刺你那三十六位致命软穴的。

　　京剧自然博大精深，而皮黄乃是紧要之处；皮黄自然也是理法广大，但腔词关系乃是紧要的紧要。

　　汉语是声调语言，属于汉藏语系。通俗地讲，就是以四声区别语义。一字多义，一字多音，一音多声，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语言功能。声调的抑扬，决定了曲调的起伏。这个道理，我们戏曲界的前辈早就发现了，于是提出“按字行腔”。这四个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作曲：曲调的发展要依照字声的高低，字起调起，字落调落，比如“平声高唱”，就是说，第一声的字，要写相对前后较高的音；二是说演唱：发声要遵照字的声调，要把字唱清楚，要服从于字的意义，曲调是为字服务的，字的意义比曲的意义重要。关于后面一点，许多有经验的歌唱家都深有体会。他们告诉我，只要字咬清楚了，发声自然就对头了。按照这个原理再伸发出去，就是要强调词句的逻辑重音。词句的逻辑重音比曲调的逻辑重音更为关键，当然，曲调和词句统一在一个逻辑上是最佳状态。但是，往往我们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们是按照德奥或俄罗斯的音乐逻辑来规范我们的汉语逻辑的，这就不得不使优秀的歌唱家们一辈子都在自相矛盾的痛苦境地里抑扬倒错地嘶吼。

　　我必须老实交代，在字腔方面，我做得还可以，但在词句和曲调的逻辑统一上，我也有不少毛病。

　　“按字行腔”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艺人经验，它实际上构筑了汉藏音乐体系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语言决定音乐。字的起落决定了曲调的走向，词句的逻辑决定了乐句的逻辑。于是，调式、曲式与和声等观念就与德奥或俄罗斯的音乐体系不一样了。比方说，我们的和声不强调融合，而是强调对比，可以拿侗族大歌的“公声”和“母声”来考证。不过，这些内容已经与本书无关，将来我会在音乐的论著中专门提及。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汉藏音乐体系”。这个名词是我创立的，来自于上述音乐理念。既然语言决定音乐，那么同一语系的各民族音乐，当属一个体系。千万请与“汉族”或“藏族”的民族音乐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念区别开来。

　　古老的新生命

　　古话说：习文者，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习文与从政的关联，一般人都能体味出来，但习文与从医，难道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我们中国的医学，主要是一种“儒医”。这个儒医，并不是讲医生要有多大的文才，病历处方要有多么好的行文，而是讲究一种观察事物和解决问题的特别思维。“儒”字左边是个“人”，右边是“雨”和“而”，“而”就是“止”的意思，所谓一个人遇雨而止，是一种柔曲之道。所以，儒是方法论，不是本体论。这种柔曲之道贯彻到医学中，即是抓住主要矛盾，集中优势资源和手段，逐步解决病情。

　　我听说琉璃厂一带活跃着一位老中医，处方布阵一定要符合八卦图，药名称呼必须合辙押韵，而且还常常信徒云集，病家趋之若骛。结果却不见什么神效，治残治伤的倒有几位。另外还有些庸医，就象鲁迅所说的，药引须用蟋蟀，蟋蟀还必须是公母一对的处子；或由鼓胀病联想到鼓皮，取陈年鼓皮医治肚腹水胀；或所谓“医者意也”，医学即是臆测，“丸者缓也”，药丸就是药效缓慢。这些牵强附会的做法，如同障翳一般迷糊了医学的眉目，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我不是中医至上主义，但我知道，中医是唯一存活的仍有生命力的传统学科，目前若是取缔中医，很多疾病都将令人手足无措。比方肝炎、感冒、癌症、粉碎性骨折、绝大部分妇女病等。但中医究竟是怎么来治病的？

　　感冒主要是邪毒侵犯人体肌表，要用发散的药物发汗以祛邪。而四季气候不同，外感邪毒也随时而易。春季主风，夏季主湿，秋季主燥，冬季主寒。比方治疗秋季感冒，不但要以发散润燥的药物为主，最好加一片桐叶，以感应秋气，增强疗效。所谓“一叶知秋”。

　　我在临床上接触过一例病毒性脑膜炎，患者是一名9岁的儿童，西医各科都来会诊，一切先进的抗生素都用尽了，病人仍然昏迷不醒，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后来转到中医科，我们带班的老师详细询问了病情，又仔细观察了一阵，得出一个令人惊诧的结论。他认为，这是大便不通造成的腹热上炎，即热毒攻心，心遭毒侵，则不省人事，通了大便就安然无恙。他开了“大承气汤”峻下急泻，不过是大黄、芒硝一类催泻药。一剂下去，毫无动静。我们大家都认为这药简直就是加速死亡，可老师镇定自若地说：“加大剂量，再来一帖。”又一帖下去，还是不见动静。我们都有些慌了，老师却沉着地要求把药渣倒出来，敷贴到病人的肚脐上。敷了药渣不久，病人的肚子就开始蠕动，一小时后拉出几条黑油油的粪便，测量体温，开始下降。第二天苏醒，神志清爽，思维正常。接下来是滋补气阴，调理脾胃。一星期后，所有指标都显示健康，孩子出院了。你可以惊叹，这是奇迹；但中医认为，这是极其普通的里热实证。

　　但什么是西医呢？准确地说，应是实验医学。

　　法国人克洛德.贝尔纳写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说，真正的医生，当恪守神圣的实验精神，不可向江湖验方投降，倘患者垂危，而手足无措，即便有民间良方可令起死回生，亦弃之不用，以待实证科学的发展，来“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

　　何谓“实证”？比方说，棉花是白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你看了世界上一百个地区的棉花，发现都是白的。可是，你却不可轻率断言。因为，万一尚有一百零一处的棉花是黑的，怎么办？于是，必须实证推导，用数学归纳的办法，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定论一出，万事大吉，再不必相信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以此定论指导实践，百战百胜。

　　(好象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的。)

　　但实证主义者的祖先们却也是很看重生死的，他们著有《希波克拉底誓言》，要从医者宣誓效忠患者的利益。接下来的岁月，他们通过野蛮的手段，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实验，才到达今天的文明。我可以说一两个类似的实验事例，以供读者参考：

　　医生与患者家属同谋，手执大棒藏匿门后，待病人回家，乱棍齐下，击至昏迷，趁其昏迷失觉，开膛剖肚，直捣病灶。

　　高烧昏迷，放血；癫狂谵语，放血；失眠难寐，放血；心神焦虑，放血；胃病，放血；肾病，放血；阳痿，放血；产后感染，放血；……一切的一切，都是放血！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685年的一天突然中风，而宫廷御医们的处方，就是割开左右胳膊血管，放血各一品脱。折腾整整一夜，翌日，可怜的国王无奈地撒手尘寰。

　　商贾与回教国家贸易，货物须靠驼队运输。穿越沙漠，往往一年半载。其间，若母骆驼怀孕，则耽搁旅行。为此，商贾们把沉重的石块置入母骆驼的子宫，以阻止受孕。这个做法启示了实验医生，于是有人效法在妇女子宫中放入石子——当然，石子的质量可以提升，比如红、蓝宝石一类——以期达到避孕的目的。目前，女孩子们放置大小不一的金属环的计划生育手段，离母骆驼的悲惨命运，只差几步之遥。

　　这类野蛮的医疗手段，目前在文明的白大褂下，还可瞥见其毛茸茸的尾巴。

　　我曾经在妇产科见习数月。一日，我们去学习做碘油造影。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少妇长得清秀动人，面色如缟裹朱，不幸的是，她患有不孕症。

　　医生要求做碘油造影，通过X光透视，来检查生殖器官。这个检查是往病人的阴道注入碘油，让碘油顺着子宫流向输卵管。若碘油顺利经过输卵管达到卵巢之下的壶腹部，则X光屏幕呈现伞状图形；若达不到，则呈现“丁”字型图案。

　　少妇极不情愿地躺到检查的床上，劈开双腿，任大夫将冰冷的“鸭嘴”探入私处，为数众多的男女见习生簇拥一旁，评头论足地指指点点。而大夫还要用冷静理智的口吻大声向我们介绍她生殖器的细微部件。

　　终于，碘油注射进去了。我走到屏幕前审视，因为我很替这位少妇担心，希望看到她健康的结果。糟糕的是，我看到了“丁”字型图案，这就证明她输卵管堵塞，卵子无法正常到达子宫，可能会终生不孕。当我失望地离开屏幕、想要走出去时，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象是在招呼我。我回头，看见那个少妇绵薄的眼神，她的确是在对我说话。我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个眼神，那是丝帛将裂的一刹。她问：“要紧吗？”我摇摇头，努力给她一个宽慰的眼色。然后，我迅速离开X光室，去到门外吸烟。

　　门外站着她丈夫，小伙子又是递烟又是点火，满脸堆笑，逢迎着我。我是谁？我不就是里面那些“神圣的实验勇士”的同谋吗？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正在冰凉的器械和无情的分析汇集起来的苦海中沉沦吗？连一株救命稻草都没有！她是那样的柔弱无助，而最终的检查结果，却将给这对新婚燕尔的男女以沉重的打击！

　　我逃离了现场。

　　而中医治疗妇女疾病，要比实验医学文明得多。经带胎产，除了生孩子不得不接触生殖器官，一般是绝对不进行下体检查的。通过望闻问切，充分收集病人的外在信息，以推寻内部病因。《伤寒杂病论》有十二字方针：“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就是中医的灵魂思想。而这十二字方针尤其适合解决妇女病症。中医认为，充其内而现于外，内部的变化完全可以从外部找到征候。比如，年轻女子手背呈紫红点，就提示月经不调，体内有淤血；同居中的女子脉象滑数，按之如珠，而身体其它方面没有异常，则提示有喜。当然，望闻问切，并不意味着“隔帘诊治”、“牵线切脉”。除却置人于尴尬境地的“前检”、“后检”之外，全面收集尽可能多的病征信息，对医生做出准确的判断，是极为必要的。

　　有很多妇女病，实验医学无法解释，也无法处理。例如，有的妇女一月之内数次见红，其实并非来了几次例假，而是一种带下病，称做“赤带”，赤带的主要病因，是热毒下行；还有，某些青春期少女患有痛经，其面色苍白，神情恍惚，嗜睡厌食，中医诊断为痰阻，以化痰通络为主要治疗方向。

　　这些，一般人听起来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临床实践却一再证明是准确无误的。

　　中医能够活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切实有效的作用，说来应归功于明成祖的开放政策。明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甚少，疾病种类也相应有限，几乎没有细菌性和病毒性的传染病，所谓“中原净土”。那时候的医学，基本延续《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思想，主要是调理阴阳、气血，维持体内平衡。但明成祖通海以后，进出中原的外国商贾、学者、仆役、旅人日益增多，在交往的同时，也带来热带的多种病菌病毒。其间，瘟疫横行，疠症不止。医生们发现，用传统的方法和药物对此毫无作用，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明清两代(17至19世纪)，传染性疾病尤其严重地危害南方各省，所以，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医学流派，称做“温病学派”。温病学派在儒医精神的大框架下，经过几代医药学家的摸索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和一整套新的理论。这些药物，就是以清热解毒为主的苦寒之品；这个理论，就是以“卫气营血”为中心的疾病发展阶段说。医家们通过观察大量传染性疾病的案例，找出了菌毒入侵肌体的基本规律，即由卫及气至营达血的路线。菌毒每到一处，都有特征性病理征候，而只要表现出征候，就可辨证施治。这个学派的重大发明，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证明了传统中国医学思想在近、现代的胜利；另一方面，它解决了在没有抗生素的条件下治疗传染病的棘手课题(要知道，青霉素的发明，是1928年的事情。)。温病学派的革命，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攻占巴士底监狱，它超越了内部调理的医学思维，以攻为守，转被动为主动，把中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它的成功，说明了古老的生命学科，只要给以挑战的机会，就有依靠体系内自我完善的机制而焕发青春的强劲生命力。

　　顺便说一句，实验医学目前还没有发明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温病学派却有不少针对病毒性疾病的良方。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医可以完全治疗病毒性肝炎。

　　当归补血汤

　　中医有一张方剂，叫做“当归补血汤”。这张方剂只有两味药，就是当归和黄芪，但用量却标明：当归一份，黄芪六份。从药学上说，当归补血，黄芪补气。为什么补血的药方里补气的药分量更重呢？

　　气血乃人体之本。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有了血，却没有气领着遍布全身，也是万万不行的。我在这里记载了自己学习语文、京剧和中医的体会，这些知识，相对于我家族的血脉，就好比是帅血周行的气。

　　我7岁开始拜师学习京剧，一直延续到17岁；

　　我1982年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师从温病学派学医四年半，将近毕业被校方迫害而辍学；

　　我从1972年开始学习语文，迄今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