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先锋戏子(下)
下面这些文字，是从2000年12月至今陆续写成的，它记叙了《切》剧组的部分演员，我作为剧组的领导和排练组织者，主要的创作活动都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里收益匪浅，所以，收录在这里，作为我思想和情感的一个折射。同时，读者也可以从这些记录中了解到《切》剧组在开封、广州和上海的演出情况。
先后参加《切》剧演出的演员有：周文宏，靳志刚，魏建刚，邓超，花向红，刘天池，李梅，杜华南，杨婷。
演员在创作的时候是脆弱的
从开封到郑州的路上，两边的杨树被刷得雪白，树枝向里包拢，团着一路的雾，寒气逼人。我们穿行其中。这是2000年12月7日早晨，我们结束了在开封河南大学的演出，正坐着一辆中型面包车去郑州。据说，在前面的路口，有一辆奥迪车会等我们，并引领我们去一个图书城，剧组要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一会前两天看戏的观众，他们要为我们送行。我们的下一站是广州。
路上，我们遇见一辆出事的卡车，似乎是被撞到河里去了，交警正在指挥打捞。趁这缝隙，周文宏提出下车方便。等他一下车，几位女演员就鼓动司机踩油门，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是要看他追车的狼狈相。李梅首当其冲，她老是拿周文宏开涮。这俩在中戏上学的时候是同班，据说每次李梅生病，总是周文宏背她扛她去急诊。其实，他们友谊很深，在我看来，谁也离不开谁。
文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给他讲格瓦拉致卡斯特罗的信，我说道在“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后面，还有一层最深的情谊。我们当时有一些沟通困难，似乎争执了一番。忽然，文宏说：“演员在创作的时候是脆弱的”。他这句话触到了我内心深处柔软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思之良久。我已经好久没有感觉脆弱了，但是，我曾经有过，而且非常强烈。有一天，天上刚飘落几点雪花，妻子说，若是积雪尺许更好，可有红炉点雪之美。我说下就下吧，我没有心思想什么红炉点雪。于是，她很生气。我的妻子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也谈不上小家碧玉，她出身很苦，却比我更懂苦中取乐。
谁不想欣赏雪景呢？谁不想穿行在海棠、梨花之下消受春光呢？可是，我要说等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解放，是否有点矫情？只是创作和生活的实践使我懂得了艺术家应当首先做美的创造者，为了别人享受美而劳作。因此，为穷人做艺术更难，我们要面对创作、斗争和自我改造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必须有方法，必须理性地把握情感。我们应当直面人生、积累生活，但是，我们带到舞台上的应该是数学，用数学的思维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生活可以使这种数学更加缜密。
然而，我们如果在数学中迷失了自己，那又怎么可能在“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下面找到作为普通人的最深厚的情谊呢？因为真正懂得情感，才会悲叹情感流失之痛楚；因为悲叹这种痛楚，我们才去战斗；因为战斗，归根结底是为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神经脆弱的创作是软弱的，牺牲自我的创作是顽强的，但体验着脆弱却创作不息的，却是真正坚强的。
我相信，文宏应该是最后一种。后来，到了广州，在黄花岗72烈士墓地，依傍着苍松翠柏，在花岗岩的墓碑前，他朗诵了剧本中关于格瓦拉成长经历的那一段。我想，他选择这段，是应该懂得了“革命是为了让每个人象人，让每个家象家。”
我要感谢和他工作的这段所受的教益。
她胸前的徽章闪耀梦幻的光芒
果然有一辆车来接我们，不过不是奥迪，是别克。车主是个女老板，她在郑州经常资助学术讲座，不论左右，不论贫富，她都很欢迎。按她的说法，人气决定生意。她算得上有眼光的女人，在接下来对《切》剧组的款待中，大家都感受到了。她请我们吃的那顿午餐规格，我们20个人在开封两天吃的所有饭加起来都比不上。
在她图书城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了可以上网的电脑，我抓紧午餐前的空隙，修改一个黑板报上的稿子。在开封，网吧很多，但网络对于开封人来说，形同虚设。因为，据说有规定，一切网吧不许使用A盘软区。这样，你有稿子发不上去，别人的文章也载不下来。所以，我一直想修改的东西修改不了，只能看着电脑干瞪眼。不过，那里的上网费倒也便宜，每小时2块。
这个修改与花向红有关，我把她叫过来，让她看我改。
花向红是剧组最直率的演员，平时话不多，也不爱和人嬉闹，分寸把握极好，但她是第一个有意见直接向我表达的人。一个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切就都好办。
第一次《切》剧上演她没参加，京广线巡演是我们第二次登台，她的到来使我们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她还将起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我经常和大家讲。现在还是个谜底，不好揭穿。
她是李梅、刘天池找来的，我记得我们第二轮演出在北京恭王府排练的第二天，我就对她充满信心。那时候，我经常在对台词的过程中打断大家，谈一些涉及戏剧革命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我谈到布莱希特的理性创作，我很注意她的态度，她的回答很好。
后来的演出证明了我的看法，她塑造的反面老大很内敛。当然，我们的戏重在角色而非人物，对于角色的刻划关键在于抓本质。一切都靠理性，哪怕运用点滴经验。在这方面，花向红的确很有优势。她经常能做到四两拨千斤。
怎样的人才是好演员呢？我说不出来。但我知道什么样的人不是好演员——洒狗血的不是，激情泛滥的不是，赚取观众掌声和眼泪的不是，模仿成功典范的不是，不懂得与别人合作的不是，不愿意为了整个戏剧成功而牺牲自己的不是，想当明星却不珍重荣誉的不是，只知道扬长避短不敢迎接挑战的不是，最后，不明白做戏为了做人的不是。
在从北京到郑州、又从郑州到广州、然后返回的漫长旅途中，我和大家有充裕的时间交流。有一次，花向红说到她是怎么考上中戏的。她通过初试，就是因为尴尬而踢翻了主考官面前的一张桌子；而通过复试，就只说了一句不起眼的台词。很多同时参加考试的有才华的青年都落榜了，而她却被选中了。她自己都很纳闷，后来，在中戏读了几年书后，她偶然问起原来的招生老师，老师说：没别的，一张白纸可以写字。还有，就是一股楞劲儿。
我想，最主要的也许不是这些。而是她聪明又有内秀。
我注意到，从开封到广州，每一场演出她都在创作。在来《切》剧组以前，她可是六、七年没有演戏了，在短短十几天的排练中，拿下这么重的一个诗剧，恐怕并不是仅仅是个好演员就能做到的。一个演员离开舞台有多么痛苦，而一个演员为了重登舞台而离开舞台是多么勇敢！
在紧张的排练过程中，我离开过几天，是应邀参加上海的亚洲音乐节。回来那天，我忽然发现她的装束有一点点改变，灰色的毛衣上别了一枚微小的毛主席像章。这个变化让我很激动，不由就想起了《毛泽东》里的唱词：“她胸前的徽章闪耀梦幻的光芒”。
白屋滩滩市，青林树树柑。
河南大学戏剧社的同学、郑州的进步知识分子、工人、文艺工作者都来车站送我们。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女诗人，我记得八十年代在上海看到她时，她还是深圳大学天真纯情的大学生，一袭兰色的花布裙，衬出白皙的皮肤，现在也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当了母亲，生下一对双胞胎。
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离别的时候几乎握遍了剧组所有人的手，每握一次，他都高呼：“演得好，先锋，先锋，革命万岁！”
列车启动的刹那，河南大学的学生哭了，风朝着与我们行进相反的方向刮落了她们的泪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眼前闪过了坐满剧场的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歌声刚起来，掌声就从最后一排层层推进，象洪水般直袭我的脑门；满台挥舞的红旗；响彻中原的《国际歌》充盈了黄河干涸的河床；格瓦拉忧伤而坚定的画外音象新世纪的共产主义幽灵四处飘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是一个大剧场，一个大舞台，一群代表了人民的优秀观众！
我们登上了南进的旅程，要经过武汉，经过长沙，穿越大瑶山隧道，直达木棉花开的地方。
这一程我走过好多次，90年代初，我与王以培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不同的只是我们在株州拐了个弯，朝西南方向去了。那时，我们只有两个人，却相信在我们的诗歌背后有着千千万万；今天，我们的剧组也不过是20个人，但我更加坚信，我们的文艺背后有着整个劳动者的世界。
每一个站名，我都如数家珍；每一条河流，我都熟悉它们蜿蜒的惆怅。这是我的祖国，伟大而悲伤的中国。
黄鹤楼从窗角一晃而过，湘江托载着我们的梦穿山越岭。夜，就这样被一笔带过。
第二天，阳光顺着起伏的丘陵铺展开来，我们进入了秋色俊美的南国。正象诗人所写：“白屋滩滩市，青林树树柑。”
站在车厢连接处，我一边吸烟，一边观望。魏建刚走了过来，我们对了一下火。我感叹地说：“南方和北方太不一样了，你不觉得这里象是另外一个国家？”他说，他曾经在伊犁看过的景色比这还美，那是北国江南。我很喜欢他怀念家乡的心理，这说明他重感情。
尽管他很年轻，但算是《切》剧组的老战士了。上一次，我们排除千难万险相互搀扶着走过了37场，想起来真有点不堪回首。他原来是个舞蹈演员，演以念白为主体的戏剧还是头一遭，刚到剧组的时候躲在角落里，不言不语的，我的印象是，不知怎的，他就融化到这些诗句中来，变成一个令人感伤的隐喻。
他的声音条件不太好，原来我为此发过愁，但后来他逐渐利用自己平朴的一面发挥出特点，成为正面符号很能打动人的一个因素。他的特点是机灵，善于观察，学起来很快。
我记得第一次演出排练，在中戏剧场的东厅，我跟他说，形式很重要，但不能脱离根基，没有底座，房子就要坍塌。我不知道，现在他是否已经明白。
但是，他的变化很大。从北京出发去郑州时，他喝了很多酒，也是在车厢连接处吸烟，我跟他谈了一会儿。我更喜欢他醉酒的样子，这时候他会很轻松，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他与弟弟不同，不愿意挣许多钱，就想演戏。他的梦想溢于言表，脸上的笑容蔓延到全身。他很会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说，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他看完《切》剧后会受到震动，但他不会承认，不会说出来。
从他身上，我正看到恶势力在怎样压迫和残害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怎样用世俗生活的软刀子强迫他们拒绝自我。
我知道他很爱《切》剧组，不想看到这份完美的事业中掺进一粒沙子。然而敌人是凶残的，江湖是险恶的，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也会跌倒，也会需要他在别人动摇的一刻快些坚强起来，好帮助扶持一下。所以，我一直在说，知恶行善。我最最害怕的是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了某种理想就高枕无忧，以为这就可以滑翔到达幸福的彼岸。没有真空的世界，即使我们要开始理想的征程，我们任何人身上都打着旧世界的烙印——理想需要我们共同来创造，不时地进行匡正，勇敢地做不断的否定。
另外，要每一个人都理解远大事业的各种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同一条路并不同样的长。
……
列车过了韶关。我们不久就要到达目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
李梅可以把人逗死。在这次排练走台的时候，她戴上了一个假头套，那看上去简直太滑稽了，整个一个台上韩磊，台下刘欢。戏剧在她身上仿佛泉流，天然地向四周涌溢。
她是属虎的，按老说法，属虎的对我有帮助。的确，在剧组左右为难的时候，总是她噌地站起来快刀斩乱麻，连珠炮似的抨击一泻千里，一切持反对意见和犹豫动摇的，都望而却步。纪苏向我问到她，我说，只要给她戏演，什么她都不需要，谁也别想拦住她。
我和她，在《切》剧以前就有不少交道。最早见她的时候，她还没毕业，在军艺的一个小教室里，她和一位朋友拿来一个剧本，他们朗诵起来，我坐在边上胡乱地弹了两个小时的钢琴，作为配乐。我印象中，除了听到她念白，没有别的。她是唯一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我从工作状态中拽出来的演员，在她面前，我除了当观众，什么也做不了。
说起她，我愿意用音乐的方式来阐述。乐谱好象剧本，指挥是导演，在整个严密的音乐结构中，我们让出不少华彩乐段让优秀的演奏家即兴表演，这些段落作曲家没有必要去写，应该彻底让独奏发挥。而李梅就是华彩乐段，一支好的萨克斯风。
如果戏剧都是萨克斯风、吉他或钢琴的华彩拼贴就彻底玩完，那导演就可以靠边站，因为在这种状态里，每一个演员就是导演，只不过他们没有处在导演的位置上。我听说李梅也是好导演，非常有想法，但我没有看过她导的戏。
花向红说我最欺负李梅了，经常在她火烧火燎地等男朋友电话的时候刺激她。其实并不这样，只不过我认为她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在戏里，我想凑进去一起玩即兴演奏，尽管我的演奏水平太低劣，但重在参与嘛。
李梅特别倔，有些劝告她总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在广州的第一场演出，尽管反应不错，但我们磨合得不好，那天演完，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找不着了，谁都躲着谁，自己找地方反省去了。我碰到李梅，告诉她“东方之子”那段念得太快，要适应大剧场，调整一下，她说“?”。这个问题，我说过无数次，不过她从来就我行我素，让我挺吃惊。
但让我更吃惊的是，第二天她居然改过来了，这是41场演出中她第一次改口，而且她充分地利用了剧场的自然混响和反射，把握得体之极。接下来，仿佛魔力推动着我们，整个演出的节奏和磨合程度都异常地好，达到了《切》剧演出史上的高峰。我甚至怀疑，所有演员背着我开了一次会，或者干脆就重新连了一遍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回来的路上，我想，执着和责任心是多么的重要，荣誉和观众对我们的培养又是多么神圣，我们从中获得的益处可以激发创造者的潜能，在关键的时刻，可以从低谷直达顶峰。摩天岭战斗是否就这样打胜的呢？
第41场演出结束后，我的朋友熊晓杰介绍钟健夫与我谈话。我们在我的住处东山宾馆聊了好长时间。他跟我提到了昆德拉，我说“生活在别处”的态度我是反对的。生活就在此处，有的人一辈子都不明白。我们上海老百姓说话，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孟子讲“舍身取义”，有身的活法，也有义的活法。什么是义的活法？这时候李梅和花向红进来，给我送来非常漂亮的婴儿服，是为了庆祝我儿子的诞生，我难以推却盛情——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我记得李梅始终提醒我应该给妻子孩子买些东西——我告诉钟建夫——这就是一种义的活法。
没有什么可以吓死人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掌握宇宙秘密的大学问。义的活法既易又难，你必须始终一贯老老实实。有一次观众问剧组：“贫富对立和社会发展有没有矛盾？”李梅回答：“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你自己掂量吧。”
有而无舍，废人；有一舍一，常人；有一舍二，贤人；有一舍全，圣人；无有无舍，菩萨。
智慧的道理就是要求你做。当一辈子知识分子，只解释别人的生活，自己毫无作为，这就堕落，堕落为帮忙帮闲。
弥足珍贵的礼物
广州这个季节的黄昏很美，落日后的晚霞红鲜照人，恰似晚餐的一道美味。我在人民路的小铺子里吃了两碗馄饨，在上海妻子说小时候她吃过的馄饨与现在不一个味，我不相信，吃过广州的，我忽然回忆起来，这种感觉告诉你——哦，这才叫馄饨，你常吃的那种不是。
空气里的分子相互间的距离似乎很宽松，人的呼吸穿行其间怡然自得。40年前同样的季节，切.格瓦拉同志也在这样的空气里行走——他访问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广州，在这里有人请他吃龙虎斗。我想他的命运要比聂鲁达好些，聂鲁达在北京饭店可没有什么龙虎斗吃，按他的说法——你们一天到晚拿殖民主义时期的蹩脚西餐糊弄我——直到三峡，在游轮上为了庆祝他的生日，他才羞羞答答地向兄弟党同志提出可以吃一只鸡吗。他终于吃到了那只鸡，一点给人吃的东西。
这次，我们带着切的亡灵，带着切不死的精神，重返故地。2000年12月，切.格瓦拉第二次到达广州。他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沉没了，但是他的中国支队扩展了。接下来，我们要沿着他去北京的路，再回首都。在路上，我对纪苏说：“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人，我们的剧组应该是21人。”
在人民路附近的步行街，我遇到了杜华南、魏建刚一行，他们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因为我剃掉了邋遢的长发，换了干净的衬衫，还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样子的确有很大改观，大家适应不了。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演员们，在这里我们应该打个漂亮仗。也许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结果气氛有点紧张，弄得首场演出错误百出。
华南最早是来做化妆的，因为先期到来的演员有不少对我们的戏没有信心，纷纷离去，她顶了上来，参加到反角的队伍。其实，她并不是所谓的梨园科班出身，只是热爱和追求戏剧。为了内心的目标，她挣扎拼杀，自己演过戏，也导过戏，也算个老戏剧人了。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热爱艺术，追求梦想，不愿意按照老一代为他们设计好的路子走。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经常为这样的青年激动——我放眼望去，似乎满街都是这样的青年，男孩子弹吉他，女孩子画画，物质生活很贫困，有的三五成群一个馒头互相掰着吃，有的白天在外、夜里偷偷回家，躲过家人的白眼，吃几口剩饭，再打个盹。从十七、八岁开始，几乎总是这样的生活，但颓唐失落之后，还是向前。
也有跌倒的，从一种迷信陷入到另一种迷信。
怀疑课堂教育，怀疑老师、家长和传统道德，这些都很容易，但是，从此处生活的迷信摆脱出来，却并不等于识破了彼处生活的迷信。比如，大家都知道法轮功是迷信，却看不透摇滚乐也是迷信。其实，那个摇滚乐就是“摇法轮”。在北京的十几年里，我看到不少无知幼稚的青年跌落到摇法轮的迷信中不能自拔——酗酒、吸毒、吃摇头丸、迷恋感官刺激，最后精尽血枯，心死身亡。当我们为音乐学院的女生痴迷法轮功而自焚感到震惊的时候，是否想过，还有多少类似的女青年，因为痴迷错误的音乐观念和人生态度，正在摇法轮的控制下无法自主？摇滚乐在音乐史上的革命意义自然不容分说，但就象独裁分子利用政治革命一样，别有用心的摇法轮分子同样可以利用音乐革命。他们一面私下里周密地实施着自己阴险的扬名立腕的计划，另一面欺骗头脑狂热的青年，告诉他们无须读书、无须思考，只消听摇法轮的唱片就可以找到希望和出路，结果成群结队的外地青年疯狂地涌入京城，学着几个摇法轮分子表演的模样，也穿破衣烂衫，也留长发乱须，也食大麻海洛因，也去三里屯酒吧消费，而直至最后不知不觉进了戒毒所时，竟仍然丝毫不懂吉他、贝司、鼓怎么演奏。他们告诉我，老摇法轮某曰：“关键不是音乐，关键是一种生活。”
无数纯洁美丽的青年前仆后继地倒下了……一边是官文化的腐臭，另一边是洋文化的堕落。为什么这一代人要遭受如此深重的压迫和折磨？追求理想要被利用，追求欲望也要被利用！
想一想吧，在如此残酷的环境里，华南这样的演员，要抵制多少诱惑，要挣脱多少羁绊，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加入到格瓦拉的中国支队里来？无疑，她的到来，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并不是一只松软的沙发，让你做一个职业性躺靠的优雅姿势。专业是创造！如果你丧失了创造力，即便你出自梨园科班，即便你奔忙于舞榭歌台，你都会流落到仰人鼻息的业余境地；而如果你不懈探索，勇于创造，即便一时缺乏些必要的知识，即便起初作品还有粗放简陋的不足，你都会上升到令人崇敬的专业境界。
我请大家回忆一下，梨园科班是谁发明的？戏剧学院是谁创造的？以前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但从来我们就不缺伟大的艺术品和杰出的艺术家！
华南在背后夸过我，也在背后说我太左。但我知道，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些日子，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磨难中挺立。
马克鼠——女流氓
生肖里面，距离六个是相冲的，叫做“六冲”；而且，还有说法，年岁大的克年岁小的。这话是老旧的推算，未必可信。但我和刘天池之间的许多事，按此说来，倒有些灵验。
我属马，天池属鼠，我比她整整大6岁，正应了六冲大忌。
最早认识她，是在90年代中。那时，我常去中戏玩，大晚上坐在院子里弹琴唱歌，许多学生围着听，她也是中间的一个。中戏的学生和我还比较投缘，久而久之，他们就和我熟起来。一次，戏文系的关山要排毕业大戏，就对我说：“你不妨为我们的戏作曲吧。”于是，我就替他们写曲子。这是我第一次做戏剧音乐，那个戏叫《安道尔》。天池也在其中。
之后，这一批就毕业了。天池从中戏毕业后，就去了日本留学，学习音乐剧。此后大概有三、四年时间我没有见到她。一日，我和纪苏散步到宽街十字路口，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刘天池。她可是模样大变，一改从前愣头愣脑、大大咧咧的冲劲，学起斯文来了，还配了一付镜子，大有女知识青年的架势。我一下子适应不了。天池说：“咱合作弄音乐剧吧。”我说：“好，我一直跃跃欲试呢。”没多久，果然有个机会，孟京辉要排《恋爱的犀牛》。这戏的音乐成分很大，有点音乐剧的意思，我和天池都去了。我每天给演员做视唱合唱训练，天池最认真了，颇有卯足了劲大干一场的态势。可是，没几天，孟京辉告诉我，说换人了，天池不来了。这事对她的影响很大，将近一年都缓不过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就算冲克？马在鼠去，走不到一块儿来。
接着排练《切.格瓦拉》，我也有几分紧张。因为，起先已经走了不少演员。这刘天池本来就和我六冲，莫非她也要离开？说实在的，一直到进剧场合成以前，天池的戏毫无进展。我记得，每每排练的间隙，她总是找我私聊，研究她那一部分戏的状态，找人物脸谱。她那个唠唠叨叨，没把我烦死，差不多所有我们身边有点个性的人，她都拿来给我模仿了一遍，“这个对吗？”“那个对吗？”非常不幸的是，都不对！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在进剧场那天，奇迹发生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乐队一起来，灯光一亮堂，格瓦拉的标准像被投射到银幕上时，我眼前忽然出现一个亮点——这刘天池在舞台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台词也对了，节奏也合上了，戏路子也踩准了。她反而出彩了！
说来也奇怪，在《切》剧的60场演出中，我们相安无事。说不定这格瓦拉果真和我们在一起，他的造反天性要的就是冲克。不冲不克，无以成戏。
要说冲克，还是有的，只是这台戏气太盛，冲不垮。
首演那轮，有次不知为什么，我憋着一肚子火，就往化妆间闯。我见到天池，张口就说：“你这个刘天池，完全变了，与以前判若两人。从前你是直肠子，现在没心没肺，老奸巨滑。”没想，我话音未落，她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泗涕滂沱，呜哇咿呀，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这男人一见到女人的眼泪，心就软了下来。我先前满腹的火气不知跑哪儿去了，语调一拐，说出来的话，居然变成了劝慰。可是，不劝还好，一劝她倒更加来劲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地追问我，她到底怎么老奸巨滑了。我能怎么解释？只好且劝且退，一路退到墙根。这周围的几个女演员也趁势落井下石，把我团团围在中间。我只听得众人排山倒海的深揭狠批，差点没喊救命。
从此，我和纪苏就送给这帮女演员一个雅号——“女流氓”。可是，人家女流氓气度非凡，居然神悦情怡地笑纳了。
还有一次，那可是真把天池给克惨了。
01年夏秋，人艺排《无常.女吊》，我和天池、花向红都参加了。一天排练结束，大家约好去某饭馆吃饭。小花和其他几人一路，他们开车去；我借了小花的跑车，和天池一块儿骑车去。路上，我在前，天池在后。我嘱咐她，我的车技不好，让她别和我说话，以免分心。可她不听，一路上唧唧咕咕、没完没了地说。结果，在宽街十字路口拐弯的时候，我忽然眼前一黑，感觉被铁块重重地撞了一下。然后，我看到，先是一辆自行车飞出去了，再是一双拖鞋飞出去了，最后是刘天池也跟着飞出去了。原来，她从后面突然加速，笼头没把紧，冲到了我的前轮上。我倒稳若泰山，完好无损，她被狠狠地弹到了街沿。大概过了一分钟，我才反应过来。我看见她闷闷地蹲在地上，大气不喘一口。我走过去搀扶她，问伤着没有。她摇摇头，说没事，随后掸掸裤子上的灰，就站起来了。我们找回拖鞋，整顿好自行车，继续上路。几分钟后，剧组全体在餐馆聚合。在餐桌上，天池还口若悬河、添油加醋地大谈刚才的历险。可说着说着，她面色煞白，骤然间，腿上血流如注。这下好，说倒就倒，全面崩溃。剧组的人吓坏了，赶紧帮着找伤口，总算还不严重，没伤着要紧的地方，只是膝盖上掉了一块皮肉。要在平常，这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马上要连续演出30场，而每场天池都有双膝下跪的戏。跪还不能慢慢地跪，得扑通一下跪倒，一步到位。简直倒霉透顶！
这就是六冲，似乎不信还不行。
《切》剧在广州连演了两场，我们是受小剧场戏剧节的邀请前去的。差不多全国的戏剧工作者都看了演出，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不论褒贬，大家对我们的演出给了最大的支持。第二天，我们确实也比前一场演得好，引得好多同志都纷纷到后台来和我们拥抱。我们在化妆间里欢呼，演员们把我抛了起来。我真的很高兴，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友谊。而我们演出的剧场就叫友谊剧场。
给我们装台的工人久久不愿离去，拿着从外面墙上撕下来的广告画，让我们在上面签名。有个工人说：“这个戏我们看懂了，就是为我们穷人说话。”
友谊剧场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戏。”
很多人用眼光默默向我们致敬。
但也有其他的声音，说：“这是戏吗？这是胡闹！”
演出结束后，剧组庆祝了一番，在东山的一个小饭馆，这回沈林、纪苏都在，钟健夫也应邀参加，席间，他回忆起许多老歌，一首连着一首唱。尽管钟先生与我们观点不同，但却是性情中人。他是唯一作为非剧组人士介入我们内部活动的。这是破例。
回来的路上，我和天池同行。在宾馆门口的一个水池边，我们坐了一会儿。天池说：“演戏多好啊，我没有任何要求，只想站在舞台上。”说真的，她站在舞台上的神态，的确令人心碎。每次舞台灯打亮的时候，我总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些湿润的东西。她的眼睛很大，大得有点茫然，有点不知所措，很适合悲剧的气氛。我妻子很喜欢她，常常为她的眼睛而感动。而有时候，我却会忽视这点。但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了。还有一次，就是演出《无常.女吊》，结尾的时候，演员们唱我写的歌：“走，走，走，走啊，不回来，不回来了；在，在，在，我总在，我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是我体受到的先生内心的绝唱，而天池的眼睛软散了复仇的恨事。顿时，一切不可宽恕的都宽恕了。
我和天池正说着，一道手电光破黑而入，走过来一名保安。他说：“差不多了，可以回家了，要注意影响。”
我掏出表一看，已经深夜两点。显然，广州人把我们当成了私奔苟且的不良少年。于是，我们乖乖起身，改邪归正，各自回屋休息去了。
明天我们就要奔赴下一站。这一程并没有完，北京的观众还等着看我们的复演呢。
一份新世纪的文艺传单
第二天，一行人拖着各类宣传品和大小道具打道回府，我们登上了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
一般情况，女流氓坐软卧，男演员坐硬卧，舞台队和主创坐硬座。但这次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大家都一律平等，在一个硬卧车厢里。
车上，我们又唱又闹，把乘警和列车员折腾得够戗。但旅客们很支持我们，大家反对夜间关灯，喜欢听我们侃大山。
车过长沙，我们接到河南朋友的电话，说一部分观众准备汇聚郑州，要在列车停靠郑州车站时与剧组会一面。这个消息让北上渐冷的空气暖了起来，但我们考虑到大家从河南境内各个不同城市集合到郑州，只为中途停靠的5分钟劳累，实在有所不值，便婉言谢绝了。
但列车到达郑州时，我们都下车了。看着空空的站台，回想着几天前与河南观众分别的场面，我们思绪万千，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鼓舞。
北京的复演其实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内容，只不过曾经对我们不屑一顾的政界、军界、文化思想界诸“名流”闻风而动，补睹一下先锋戏子的风采而已。看过的人或许很失望，究竟也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某高层神秘人士说：“他们叫嚷的那些腐败算得了什么？我说出来的，你恐怕想都想不到。小儿科！”
而我们之所以故地重演，只是为了填补巡演的入不敷出。因为，开封河南大学和广州戏剧节的演出，都不是商业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化交流性走动。
我们在中央戏剧学院的逸夫剧场演了15场，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切.格瓦拉》带领着我们全体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纪。元旦那天，将近一千名观众在《切.格瓦拉》主题歌的旋律中与我们一起辞旧迎新。但旧世纪去了，新世界究竟何时来临？
在剧院门口，我们向观众散发一份传单，其中写道：
“一个贩卖‘自由主义’旧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跟着别人彷徨、为别人的痛苦落泪、为别人的成功奴颜欢笑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实验主义、先锋前卫主义、结构解构主义的荒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板起面孔教训人，躲在书斋里说与世界接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酸气十足的、落后保守的、自以为是的、看人脸色过日子的精英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世纪的太阳已经升起，世界的铁轨从我们这里向外延伸。
“智利诗人聂鲁达曾说：‘21世纪是个史诗的年代’。《切.格瓦拉》为他实践了这个预言。
“同志们，在我们已经是主人却没有学会当主人的2000年冬天，一起来荣登《切.格瓦拉》的大舞台，一起鸣响新文艺火车头的汽笛！
“开路者们，让敌人的漫骂和旧势力的喧嚣成为我们前进的巨大摩擦力吧！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摘自《切.格瓦拉》剧组《一份新世纪的文艺传单》)
其间，上海搞演出的吕经理来看戏，说很喜欢。于是，我们约定春天在上海再演几场。
《格瓦拉带我回上海》
这是2001年3月16日《新民晚报》对我们上海演出的报道标题。的确，从1989年我最后一次在交通大学演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的舞台上亮相。而上海，是我的家。
我提前10天来到上海，为预先解决装台材料和乐队排练等问题。“太阳同伴”时期的老同伴叶亏夫，率领他的“同步音乐制作”全体，加入到格瓦拉的中国支队，我们的力量又壮大了。
演出地点在蓝馨剧场，以前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淮海路后面，锦江饭店附近。这个地带正是我中学成长的地方，我读书的长乐中学就在不远处，很多少年时期的同学、玩伴都住在这一片。
我看见《切.格瓦拉》的演出预告早早地贴在剧院门口，而上面赫然就写着我的名字。我心里很害怕，怕被同学或故旧认出来，进进出出总是低头遮颜。一个人在外乡，自然可以壮着胆气说三道四，而回到家里，总不免有些心虚。所谓“近乡情更怯”。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一个家伙盯上了。一天，我正在剧场指导走台，某工作人员来找我，说有声称是我的“战友”者“求见”。我一阵发晕，腿下虚软，心里猜测，这会是谁呢？
我上楼来到票务处，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战友”。他叫卢国生，是监狱里的难友。那年，在殷皋路收容站等候发配时，我和他同处一监。他是一名老官司，对如何与狱警周旋很有一套。我当时正患足疾，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已经化脓感染，整条腿都肿胀起来。卢国生和其他犯人都很同情我，一致主张应该绝食抗议。他出主意，让我在发饭的时候，把腿搁到铁窗上的传递口上，这样，狱警就不得不处理。开饭时间到了，一切准备停当，我的腿按计划放到了指定位置，全监室的人与我同舟共济，绝食开始了。这下可不得了，顿时，收容站里警哨呼啸，大队人马出动，我被拉出去专政了。狱警们先是给了我一顿长短不一的电警棍，杀杀我的威风，然后居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只好乖乖送我去医务室。我终于得到了恰当的治疗，可我以温和的方式整整要求了一个星期都没人搭理我。随后，每天狱医都准时来给我注射抗生素，我的病渐渐好转。绝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不仅我没有遭到报复，其他人也安然无事。从这个事件中，我受到了教育，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斗争。只有斗争，才可以成全双方。
所以，卢国生的确是我的战友，甚至是战斗的教员。
学生见到老师，哪有不毕恭毕敬的？再说，卢国生比我年长，我理当以老前辈相称。票务处的同志告诉我，卢国生现在是一个票务大腕，大小演出都得靠他经营，我们《切》剧还没演，3场的戏票已经售罄，这和卢国生的运做是密不可分的。
当着人面，我和卢兄自然只好说些寒暄话，也没机会叙旧。不过，我们心里有某个地方是紧紧拧在一起的。我送他走的时候，在楼下僻静处，他说了一句：“广天，好样的，努力干！”
回到剧场，我顿感神清气爽，嗓门也大了，腰杆也硬了。
紧接着，我的亲朋故友以各种支援的形式纷纷出现：有帮找舞台材料的，有帮印宣传单的，有免费借给我们设备的，有热心组织演后交流的，有献花的，有到后台致意的……；
上海的运输工人也对我们特别关照，为了装台，连夜出车奔走，连一口点心都不吃；
复旦大学的学生更是热情，先后和我、和纪苏进行过多次讨论，为这轮演出自豪、兴奋，奔走相告，四方张罗。
有时候，我竟觉得有点梦幻。这是上海吗？是那个谨小慎微、功利市侩的上海吗？是那个“美女作家”笔下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吗？
我不知道。反正，《国际歌》在黄浦江畔奏响了！
3,000多上海观众看到了演出，更多的市民了解到这个文化活动，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热烈报道，电视广告也滚动播出——显然，我们在上海的演出成功了。
为了庆祝成功，剧组夜里去了复兴公园的酒吧。不知为什么，去时兴致勃勃，玩时却蔫头耷脑的。照说，我不该没有情绪，复兴公园是我少年时代的重要活动据点，这天怪了，居然触景不生情，故地无游兴。
于是，一行人决定换地，又去了马当路附近一家迪厅。结果，更加没劲。只好做鸟兽散，回旅馆睡觉。
回去的路上，三个女流氓和个别男演员决意步行，而其他人打车先走。
谁知这几个步行的，走着走着，来了状态，竟借着路灯，在马路上演起了剧中片段。上海人哪见过这架势，稀奇得不得了，紧随着后面看热闹。先是出租司机用车灯帮着照明，再是街两边的居民开窗探头。演员们发了人来疯，你越稀奇，他们就越来劲。走一段，演一段，正剧演完再反串，只见后面长龙般的队伍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租司机，演员们步行，他们就缓驶护驾，互相推波助澜，气氛很是壮烈。不觉，天色将晓，队伍已经走到旅店门口。
这是《切》剧演出史上不见经传的第61场演出，真正的广场剧，马路戏台，淋漓痛快！
与此同时，另一幕丑剧却在旅店某房间上演。
我与几个打车的同路返回，那天因时间太晚，我就没有回家，去旅店借铺。他们领我去音响师武长友的房间，没想到老武的呼噜声实在太大，闹人心慌。刘天池便说，她和华南同屋，不如钢琴手金佛和我与她们同宿，在地板上打个铺凑乎一晚。
也只能这样了。我和金佛就去了刘天池的房间。此时，华南还没回来，正在路上与他们一起演街头戏剧呢。进屋后，我脱了鞋，靠着椅子看电视。天池说我脚太臭，让我赶紧去洗洗。我便进了浴室洗脚。可是，一开笼头，水从头上喷泻而下，我一紧张，脚下打滑，栽倒进浴缸。出来时，已变成个水人，金佛和天池忍俊不止。我抓起一床棉被，紧裹着，象海滩浴女更衣那样，艰难地脱光浸湿的衣服。他们俩却在旁边起哄，扬言要剥光了看。我惊呼惨叫，可惜群众正在路上。但也恰好群众正在路上，要是女流氓集体到场，还指不定会有怎样不堪的下场。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令我非常尴尬，满屋子都垂挂着我的衣服，从内衣短裤到毛衣外套，象是万国旌旗，而我只能羞缠棉被，动弹不得。可又担心棉被不干净，便向金佛求条内裤护身。金佛说，都穿光了。天池急忙插话，说她的不能借。我说，那怎么办？总不能看我身染性病而见死不救。天池又说，办法倒有一个，就是华南还有一条纸内裤，但得等她回来，征得同意才行。我说，都到这份上了，还等她同意？赶紧拿来我穿。就这样，我穿上了华南的纸内裤。费尽周折，总算惊魂稍安。忽然，女流氓和众男演员集体闯入，闻知我浴缸落难，兴奋不已。他们蜂拥而上，要扯我的被子。好在早有华南的纸内裤定心安神，我也就不紧不慢与他们周旋。这时，李梅腾地一跃，喝止众人，迅即打开摄象机，把我狼狈局促的样子拍得一览无遗。
闹够了，大家各回各房，倒头香睡。
一觉醒来，已是晌午。我看看衣服都干得差不多了，胆子就壮了起来。我蹑手蹑脚穿戴完毕，把换下的纸内裤再按原样团好，外加透明胶条封口，然后拿着它推搡着一边的华南，说：“华南，还给你。”
华南当场绝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