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回忆于是之:他为演员身份自豪

2013年01月28日18:19  中国新闻周刊 微博
于是之在《骆驼祥子》中的车夫老马形象。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之在《骆驼祥子》中的车夫老马形象。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之在《茶馆》中塑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掌柜王利发(中)。图/受访者提供 于是之在《茶馆》中塑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掌柜王利发(中)。图/受访者提供

  他配得上“表演艺术家”的名头,但他自己的名片上只印着“演员于是之”五个字。现在,他走了,只留下那些无可复制的角色。

  本刊记者/万佳欢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也许是我在舞台上话说得太多,上天惩罚了我,让我现在再也不能说话了。” 这或许是于是之最为痛苦的表达。

  作为话剧演员,于是之20年前就开始出现语言表达障碍,由此退出话剧舞台。1月19日,86岁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过世,真的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了。

  他在北京人艺演了很多接地气的小人物:《龙须沟》里的程疯子、《骆驼祥子》中的老马,以及最有名气的《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他举手投足都是北京人艺的京味儿和亲民范儿。人们称他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但他生前表示,希望自己的生平简介里不要出现“大师”的字眼。

  于是之的名片十分简单,只有“演员于是之”五个字。一些人说他谦虚,但其实他是把演员这个身份看成和诗人、作家一样,他十分自豪。

  “绝了”

  在1980年代,于是之是所有明星们追的明星。

  冲着于是之,陈丹青曾连看三场《茶馆》。他甚至还给于是之写过信:“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啦!你们这代活宝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

  姜文大三时就把于是之主演的《茶馆》看了无数遍。1992年,姜文已是演出过《末代皇后》《芙蓉镇》《本命年》等影片的大明星,还是去看了《茶馆》的谢幕演出,演出结束后,又去后台跟于是之要签名。

  文革结束后,《茶馆》复排上演,轰动全城。大家等着看郑榕、蓝天野,而大部分人期待的是于是之。陈丹青形容他的演出“出神入化”,尤其是在茶座间走动时的小动作,跑堂时手掌略略向外虚张虚晃,“撩几下子,绝了”。

  北京人艺导演、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还记得,于是之还在中学时就对表演十分开窍。他的舅舅是著名演员石挥,当时于是之从石挥那里得到了《大马戏团》的剧本,就开始模仿石挥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形象、神态还是语气都十分相似。

  1945年,于是之从北大失学后加入祖国剧团,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戏剧生涯。1949年,他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即北京人艺的前身。建国后,先演《龙须沟》让老舍刮目相看,后在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人面前演出歌剧《长征》,成为第一个在舞台上出演毛泽东的演员。

  于是之算是少年得志。但“得志”背后,是他爱琢磨、爱读书。1950年代,他接到电影《青春之歌》的邀约,准备出演余永泽一角。他便开始细读两本书——除了《青春之歌》,还要读余永泽喜欢看的《悲惨世界》,想从内心深处跟角色取得共鸣。据北京人艺老演员郑榕回忆,有一次于是之演毛主席,只有几句台词,他竟把毛泽东诗词四卷全部看完。

  1980年代,导演谢晋筹拍《赤壁之战》,曾邀请于是之出演曹操。于是之答应下来,但提出要给自己一年时间练魏碑,另外再把《汉书》《后汉书》通读一遍,可惜最后《赤壁之战》无疾而终。

  于是之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学者型”演员。他对知识分子有好感。退休后,一次跟评论家童道明在紫竹院公园散步,他忽然神情肃穆地谈起英若诚生病的事。他说:“北京人艺有三个清华大学毕业生,两个死了,一个又病了,病得还很重。英若诚这样的人才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

  “他没有那种当官的手腕”

  1982年,戏剧导演林兆华尝试创作了中国第一出实验戏剧《绝对信号》。一批老领导纷纷对这个“出格”的剧目表示反对,“(北京人艺)当时支持《绝对信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曹禺,另一个就是于是之。”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了《绝对信号》和后来的一批实验剧目,于是之为林兆华扛住了大部分压力。为此,林兆华把于是之称为自己的“恩人”。他曾说,如果没有曹禺和于是之,就没有《绝对信号》,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林兆华。

  1980年代初,于是之很忙。除了力挺先锋话剧在人艺的实验活动,他担任创作室主任期间还四处“招兵买马”,将王梓夫、何冀平、李龙云、郭启宏等一批人调到人艺,成立了全国剧院里第一个剧本组,因为人艺要在文革后实现“新生”,还得靠创作。

  “人艺剧本组最多时有过11个编剧。”王梓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回忆,一次《人民文学》组织北京作家开会,一共10来个作家,人艺就占了五六个。

  编剧们平时跟于是之打成一片,他们中午从食堂打了饭就去于是之的宿舍聊本子,人手一个小茶碗,舀出坛子里的二锅头,边喝酒边聊戏。

  “别说有了剧本,哪怕你有个想法、有个题材,他都跟你聊,”王梓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有了题材,他就催着我们去体验生活。”

  由此,北京人艺接连创作出了触及现实的《小井胡同》和《狗儿爷涅槃》,以及备受好评的《天下第一楼》和1990年代初的《鸟人》。人艺成为文革后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复兴重地。

  1985年,于是之出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虽然名义上曹禺仍是院长,但于是之承担了管理剧院的实际工作。

  “他没有那种当官的手腕。一些没有评上职称的、没有分到房子的人都去他门口大闹,”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也只好忍住,只能回了家摔茶杯。”

  1985年前后,《小井胡同》等几部话剧一度不能演出,于是之作为重要责任人,夹在几种力量之间,痛苦不堪。院长行政工作繁琐,人事关系复杂,他疲于应对,身体也越来越差。

  他曾在胡耀邦面前说自己“太书卷气”,已故剧作家李龙云则形容他更像个诗人。

  童道明仍记得他诗意的一面:他把自家附近的一棵老槐树当作一个朋友,天天都要去看一看。童道明头一次去于家拜访,他就把童带到那棵树前,“你可以想一下200年前,门头沟的工人把煤拉到北京城来,一定会在这棵大槐树下歇歇脚、打个盹。”

  “我这回真的完了”

  1992年7月16日,焦菊隐导演版《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谢幕演出。于是之那年65岁,查出患有轻度偏瘫,两三年前,他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词的毛病,有时颚部神经不能自控,总像嚼口香糖一样运动。这让他上台时渐渐有了负担。

  7月16日那天,他的负担就更重了,那是焦菊隐导演版《茶馆》的谢幕,也是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的纪念演出。这出戏于是之演过400多场,但他不知怎么就特别紧张。他在第二年发表的散文《92·7·16》中写道,“每幕戏都出漏洞”,又形容当时自己“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

  “他很痛苦,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演出后受到过那么大的欢呼,而他演得并不精彩。” 童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谢幕时,观众的鼓掌和欢呼经久不息。艺术评论家柯文辉曾描述:“剧场楼上一位刚上初中的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道:‘王掌柜!永别了!’她的喊声牵动了几百个人的神经”

  第二天,于是之在和平宾馆参加一个关于北京人艺学派的国际研讨会,有人递给他文化衫,让他签名留言。他写:“谢谢观众的宽容”。

  “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于是之在《92·7·16》这样写,“它告诫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

  演出结束后,童道明趁于是之在后台给观众签名,拍了一张他的带妆照片。那大概是王掌柜留下的最后影像。

  《茶馆》演出后,于是之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而告别舞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除了语言障碍,思维也开始变得有些迟钝。有一次他给别人颁奖,结果他竟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台去。

  1995年,于是之随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考察。行前,他的妻子李曼宜反复嘱咐随行的作家李龙云,让于是之在外面“绝对不能写字”,因为他有时候连签名都会签错。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他给一个小姑娘签下自己名字,得知小姑娘年龄是六岁时,他在自己的名字下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在延安的一次联欢会上,一些客人见在座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于是之,都希望他表演一个节目。他站起来模仿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念了一句就卡住了。在场观众全部愣住,他试着念了第二遍、第三遍,都没念出来。

  回到房间后,他当着李龙云的面说:“我这回真的完了。”然后号啕大哭。

  1996年,人艺一批离退休的老演员共同演出话剧《冰糖葫芦》。剧作家梁秉堃特意为于是之和老演员朱琳写了两小段过场戏,于是之的台词每句都不超过四个字,但还是表达不清。

  就算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演。演出当晚,他又卡壳了。朱琳见状,替他讲了台词,“你是不是找不着钥匙了?”说完,牵着他下了台。这就是演员于是之的最后一次演出。

(责编: Gracet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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