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勇：谢谢王一川教授。下面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研究员发言，大家欢迎！

　　饶曙光：我首先对建勇的馆长做一个呼应，确实在电影史研究当中存在着跟明显的厚此薄彼的倾向。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只有建国以前的电影史才叫电影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就不叫电影史。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倾向，现在的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存在着很多资料上的漏洞。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电影史研究存在着很强烈的精英化的群体，我们只是注重对艺术进行分析，而很少对市场进行认真的梳理。比如在当代电影的多叙述当中，新世纪之初很多有票房，有观众的电影，包括《405谋杀案》成了不可见的电影，根本就没有叙述，关于第5代导演的论述是一张一解，这是需要我们调整的。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大量的做好资料收集的工作，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学识新中国电影史存》梳理了49—80年大量的电影笔记。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会各位同志怎么讲的，非常详细，100多万字。这本书的价值可以说超过了尹鸿老师的那本书，我们现在正在对他进行口述采访。我特别推荐的目的是，我们现在对研究新中国电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阐述，更重要的，我们这种理论阐述必须建立在我们对大量的资料的收集。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新中国电影是如何生产，如何决策，如何推举出来的过程，我们对这些电影作品的分析很可能是有失偏颇。

　　我们做的口述电影历史的工作，现在我们大量抢救的就是新中国电影史料。过去我们有一个偏向，我们的电影史就是艺术史，或者甚至就是作品史。对作品背后的生产体制、流通体制以及一系列的，任何东西都是人的活动，包括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作品的生产，我们几乎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做的口述历史工作已经做了90多人，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争取做到150—200人。我们就不仅仅是只关注导演、编剧、演员，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它的背后的很多，包括电影发行，电影放映，电影研究，电影资料，这些人过去在我们的电影史当中是不可见的。我们要真正把这些工作做好的话，非常之重要。

　　我们现在几乎是举研究室全室之力，很多优秀的电影史学家，还有一些新的年轻的电影研究者，几乎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作，目的是希望修订电影史学规范，调整电影史学观念，扩大电影史研究范围，建构新的电影史学框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新中国电影60周年的发展道路梳理清楚。梳理清楚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是为了找到前进和发展的一条更有效的策略和道路。

　　今天我准备的题目是“好莱坞电影与新中国电影60年”。这其实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整个中国电影史发展的过程都跟好莱坞有理不清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动态的关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新中国电影第一个运动是清除好莱坞电影》，我很奇怪，建国初期，我们其实有一场比较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要彻底的把好莱坞电影，不仅要从市场上清理出去，而且要从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上都进行清理和批判。

　　这样一场运动我觉得在我们的电影史当中几乎没有人提及。文章当中有大量的史料说明了当时如何来做这项工作。当时有一个个案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佐临)先生，他写了一个电影《隐秘传》，这个电影主要是讽刺当时上海年轻人看好莱坞的电影如何受到了毒害。他采取了一种讽刺喜剧的风格，但是这个影片后来遭到了批判。

　　这就说明，包括夏雨先生一直谈到中国电影没有专门的电影学校，中国电影是在电影院里学习拍电影的方法，而电影院放的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很多国外学者认为哪怕我们的左翼电影也在手法上，技巧上也受到了好莱坞叙事的影响。到今天来说，我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还有一个个案是，我们第一任的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提出一个电影村的构想，当时的生产计划能够生产80—100部影片。我们知道整个十七年年产量是37部左右，49年到66年，整个的年产量不到40部。所以(吉鸿)老师讲，我们批判了(袁牧之)的电影村构想，把它视为是模仿，受好莱坞思想的影响。我们电影生产基地的总体的布局就采取了小而全的一种模式。尽管这种布局对于中国电影的生产也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所有的这些布局都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生产的设计。这就使中国电影生产力长期处于低下的水平。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当时报道怀柔要建好莱坞基地，今天已经建成了，中影数字电影基地，他的影片生产量电影好象是40部，数字电影200集。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电影生产的规模，电影工业生产的规律是需要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相对集中，能够有效的发挥生产力。

　　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要知道今天为什么电影相对向北京集中，这就是一个趋势。3年前开始，北京的票房开始超过了上海。我们知道上海一直是电影生产的中心，这表明了电影生产的规律是有自身的规律，不是靠人为的布局和计划可以改变的。

　　中国电影曾经在美国大片的冲击之下有一段萎缩的时期，94年刚刚引进大片的时候，当时很多人激烈的反对，认为把好莱坞的狼引进来，我们这群羊就成了人家的口中之物。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短暂的94、95年有一批国产大片其实当时的市场非常好。包括像《红粉》《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但是中间又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发展，99年的时候，我们的票房收入只有9.5亿，影片生产的数量只有不到90部。当时大家在入世谈判前后，中国电影人真的是一种非常恐慌的心理，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召开了一个加入WTO的专门研讨会，都害怕美国大片进来以后中国电影将面临着灭顶之灾。

　　我们欣喜的看到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一条发展之路。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电影改革，电影政策的调整非常巨大。包括它从一个直接领导变成了了一种市场规律下的指导，极大的解放了电影生产力。

　　从03年到07年、08年，我们的票房收入和观众人次的递增到达到20%以上，尽管总体数字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巨大。因为我们很难设想，假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国产电影占据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还是都看好莱坞电影的话，对于中国年轻观众的影响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连续6年国产影片超过进口影片，这是值得我们大说特说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当前面临的一些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电影产业还是一个初级阶段，还处于相对初期的发展水平。我们的产业结构、包括相应的营销体制，包括我们的观念都还跟我们真正建立电影大产业的概念还有一段距离。

　　我自己认为，我们要想更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国产电影的话，可能还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结构性问题。

　　我们知道从01年开始，大量的文章在探讨电影后产品的开发，电影的延伸产品。但是问题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很有效的方法。我们现在的电影回收，电影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院线市场，这就使得我们的电影投资面临相当大的风险。

　　人家好莱坞早就是到三期了，票房收入只占20%，后产品占70%。我们的投资规模，投资水平以及现在的结构，很难实现用电影后产品的收入来弥补。我们很多是依靠嵌入式广告，这种广告观众又有很多的不满像《非诚勿扰》。但是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难题。我们要帮助如何在这样一个现有的电影生产体制，电影生产规模，电影技术条件下实现，包括打击盗版，以及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除了个别电影之外很少在电影生产之初就已经有后产品开发的计划，包括《长江7号》，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都没有非常有效的实现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观念性误区。

　　我们过去对好莱坞是彻底的批判，但是我们到今天又有一种倾向，一种对好莱坞的过度崇拜，从艺术崇拜变为工业崇拜。我们简单的把好莱坞电影的生产方式理解为配方式生产，是否犹大资金，大投入，大导演，大明星，加上魔幻、科幻元素就能产生票房？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区。

　　电影毕竟跟别的工业不一样，电影这种工业本身包含着很多创造性的元素，这种元素还是需要导演，编剧这些艺术创作人员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单纯的运作，营销层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把好莱坞电影理解为一种配方式生产是不对的，而且对我们电影的发展不会起到联系的作用。

　　第三，需要技巧性的智慧。

　　现在都在喊中国电影走出去，中国电影开拓海外市场，但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我们缺乏一个国家战略，也缺乏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简单的研究一下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开拓我们的市场的，这其中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吸取。

　　比如说刚开始的《花木兰》，它的中国元素的应用还不能征服中国观众。但是到了后面的《功夫熊猫》就很厉害了。人家采访的是西方立场，中国表达。我们如何采取中国立场，西方表达？西方对我们的研究远远比我们对西方研究的更深入。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还要研究。

　　《功夫熊猫》这部电影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了10几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相对深远的。我们在推出我们的作品走出海外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观众口味的研究，我们的走出去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如何在叙事和技巧层做到西方表达，但是是坚持中国立场，这是中国电影需要特别考虑和注意的问题。

　　第四，如何建构时代的主流电影。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十七年不一样，跟新时期也不一样。如何在这样一个国际化语境，市场化语境建构我们的主流电影，使主流电影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包括这次大学生电影节看到我们的一些主流电影《邓稼先》这种影片，我们如何研讨它，使它更进一步的贴近年轻观众？因为它的个别表达还是和年轻观众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最近很多主流电影的创作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现在我们的电影理论批评界就应该认真研究它存在的不足，找出有效的发展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主流电影占有竞争力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