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是北师大的，您提到了十七年电影，我在没有听到您今天谈这些内容之前，我当时几次课下来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今天电影史上的课堂上能够聆听到您像您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又对学生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形式的讲课，这种形式非常少。我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80后的学生当中对于您上课中提到的影片表示了一次次的惊叹。作为陈老师也播放了大量的影片，大量的判断。我有一个感受，今天很多的学生都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讲解。陈老师在这么多年和年轻的大学生交流，培养的时候。您觉得这种教学在学生当中引起的一些具体反响，对于他们今后的创作实践也好，研究实践也好，这个之间所起到的一些实际效果有多大？

　　我注意到，学生也在说看着好象好看，但是看完之后好象就完了。我就想听听您从教学的角度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陈山：这也是我担心的，我们在座的专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影学院我比较顾虑，因为那里是学院派的风格。中青年的老师大多数都是80年以后入学的他们，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养成都是比较早期的，外向型文化的氛围当中长大的。他们作为年轻的学者，可能在电影理念上和电影的观念上有他们自己时代的特征。我一再强调，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理念，我觉得电影学院好在哪怕对立的观念和理念都可以并存。而且每个老师都能讲出一套方式来。所以我跟学生讲，大学和小学的区别在于，小学和中学是为老师，为分数学习的，大学是你为自己学习的。大学生要自己学会吸收各种老师的长处，各种各样的理念，不要盲从任何人。我只是阐述我个人的观点而已，我只讲我个人对电影的体会。因此这个大学生应该学会理智的，多元化的吸收各个老师的长处形成自己的观点。最主要的要相信自己。你自己看到的电影，你自己感觉的现实，你们自己价值理念的形成，按照你认为合理的方式往前走，这不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吗？

　　如果硬把一个老师的东西作为真理强加给你们，或者作为封闭体系强加给你们，不是又回到那个时代去了？所以我认为应该这样认定现在大学生对电影理念的学习。

　　提问：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上午好。我看了很多老师都对中国电影的一些类型化的发展，或者民族化的出路做了一些看法，我也受益匪浅。很多老师从好莱坞电影，苏联电影做了自己的阐释。因为我自己最近看日本电影，看东亚电影比较多，日本电影有很多的类型，或者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侯孝贤的影片，不知道会不会中国电影也会出现非叙事化的可能？尽管它可能不作为主流，但是作为一种的一个支流是可能存在的，现在这种电影我觉得越来越少了。陈山老师的课上也提到了现在中国的女性地位和80年代那会儿相比相差很多。我自己也在思考。《桃花运》，我觉得已经丧失了导演早期的锐利和风格性的东西。我想问问陈山老师，女性导演创造的时候会不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陈山：后面的问题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复杂的现象，我们以前受进化论的影响太大了，社会要进化，各方面都好，要不好什么都不好。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什么形成都有。现在女性的地位是堪忧了，这来自各种各样的原因。 很多女性现在连就业都成问题，东莞也好，深圳也好，很多打工者，有一部电影非常好《南中国1944》，这是非常艺术的，非常敏感的发现了劳资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实际上表现了女工的生存状况。这是一个中国电影艺术家非常关注女性一个群体之间的状况。

　　大家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光是一个女性问题，也牵扯到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就业问题上权利架构的问题，背后权利的运作问题等等。这个受害者不光是女性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分析的负面的影响。但是，它只是一个社会的热点的一个方面。加上现在的市场运作，中国人容易走偏激，把这头抓了把那头放了的。

　　我经常举例说，我们城里人和小五的对比。城里年轻人讲到的，小五的一个段落就是我们城里年轻人的段落。我们的城里年轻人在革命理想主义召唤的时候，中午休息都不休息。但是他能想到他的子女变成小五吗？这里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苹果》当中很真实的反映了一部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而且她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她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甚至第6代导演对于女性本身的问题感兴趣，还是表现得趣味上有兴趣？一定要大的关注电影现象，我们的理论在面对现实总是苍白的，我们总是试图解释这个现象，但是不一定能解释得好。

　　胡克：很有这个可能，中国电影在十七年像几位老师说的是单一化的，现在是多元化的。但是现在电影的整个趋势还是两个趋势。一个是主流电影的趋势，这也在提倡，主流电影的趋势是整合了思想、艺术和商业，形成的这种主流电影趋势。但是对现在来说，可能更多是应该注意非主流电影。主流电影和非主流电影，我觉得正在逐渐和国际接轨，国际是这么分的，美国的主流电影和非主流电影是很清晰的。

　　主流电影分成很多元，很多样的，其中有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相对消极的。相对消极的比如说商业电影的粗制滥造造成没有人看的也是主流电影。还有一种积极电影，在中国来说是比较缺的，实验电影或者是具有探索性的艺术电影，或者是个性化的典型，这些电影都是非主流电影。这些非主流电影在主流电影的压迫下生存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但是非主流电影可能具备了某种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常提到的十七年电影当中很重要的因素，理想主义。十七年电影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探索电影，小众电影是很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色。如果一个作者没有理想主义是很难完成这种影片的。

　　如果没有这些非主流电影，实际上主流电影是很难界定的，如果没有非主流电影就回到了十七年。如果有艺术性就变成了十七年的电影。如果有某种不能接受的创新的就会把它打成反革命电影或者是反动电影，这样的电影就会被消灭。我们的后30年和前30年最大的的区别是给非主流电影一个生存空间，有了这个空间，它会进行一些探索。首先是精神探索，其次是艺术探索。我们说的纯粹表现得是一种艺术手法的，比如说叙事的非好莱坞化的叙事。这种叙事表面上看是一种艺术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文艺意识的体现。这些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有两种方式解决，一种是把怀疑、质疑、对抗直接说出来，但是说出来是很差的一种电影方式，再一种方式是用电影方式来颠覆主流的叙事模式，表现模式等等。这样的话，你的精神探索就会体现出来。

　　我们其实会珍惜非主流电影或者是你说的艺术电影，我们希望保留一种精神探索的创作性，个人主体精神的弘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被主流电影吸收，有一些即使不被主流电影吸收也能体现出社会的多样性。如果再回到单一性的话，那就回到了十七年，回到十七年最终的结果是文革。我们现在是可能是只能继承十七年的精华，但是如果我们放任思想获得艺术追求的多样性，我们会走到文革。如果再重复一下文革，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灾难，因此我还是主张如果我们有机会，如果不能进入主流院线创作主流电影的话，可以保持你的DV电影，包括你的电影和主流电影尽量大的反差，或者是不同，对于你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提问：我想问一下尹鸿老师和陈山老师，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我是80后，我感觉70年代的人真的是一群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我的研究生是在广州读的，我感觉他们是在用理想支撑。但是我自己反省80后这一代是比较实际的。想问一下尹鸿老师。您认为80后，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实际的现生存状态当中还会有有理想的电影和理想的激情吗？我甚至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想问一下陈山老师，今年大学生电影节《十七》这部电影是80后的导演导的。他所关注的范围，主题相对比较个人化。他关注亲情，母子之间的感情，而不像70、60年代的人更关注社会的问题。70年代，60年代他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的，我们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80后的一军人是观众的主体，甚至也是创作的主体。我并没有看到80后一些导演关注社会题材或者是视角比较广阔的。是不是我们因为是独生子女，那种社会责任感比较薄一点？

　　王一川：50年的人也拍出了《那山那人那狗》，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特殊的问题。

　　尹鸿：我的孩子是90年代的，我的孩子最近几年让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一代人挺有理想的，也挺有抱负的。包括这次地震，为什么我们突然发现以前我们对80，90后有一些误解？他们可能有一些更朴实性的人文价值。80后你谈的这个问题有特殊性，因为80后的成长教育过程恰恰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度示范的年代出来的，而且是在社会转型给你们的生存压力最大的一代。前面可能还有一些计划经济的余孽存在，那个时代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靠家庭关系解决问题，只要你做得最高就能走上一个台阶。但是80年代批人是逐渐靠个人不能支配自己的阶段。所以产生一些失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一代一代人真是有差别，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我们所遭遇的社会背景的变迁。在历史上也经常会有这代人相对懦弱一点，一代相对强一点，反映的是一个年代。但是不等于在每一个时代的人当中都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概率。这个概率其实谁早意识到一个时代带给自己的局限性，谁就能越早超越这个局限性。理想主义带有一点，只不过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它对你的影响力大小会有差异。还是看你自然怎样掌握和把握它。后面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好一点了，他的局促感低一点了，其实我们在最贫困的时候容易有理想主义，相对安逸的时候也容易有理想主义，半死不活的状态最不容易有理想主义。导演当中也会有一个年代的导演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会有这种状态。但是这是概率，不影响个人的作品。

　　陈山：80年代也不都是那个样。应试教育是最大的问题，应试教育是一个封闭型的教育体系，学习为了分数，分数为了升学，升学为了就业。现在我们的教育应该由职业教育转到人格教育的体系当中。整个教育体系不是从现代开始的，整个按照西学的教学模式改造整个教学体系过程当中，把这个定向为职业教育的模式，而且是批量生产。这样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化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延伸到现代干脆变成了一种应试教育的极端僵硬的教育模式。这样教育模式下出来的年轻人，他的创作视野，艺术个性都受到了影响。这些问题不在于80后，更多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

　　张建勇：今天研讨会研讨阶段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