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勇：谢谢饶曙光研究员。下面请尹鸿教授发言。

　　尹鸿：感谢两家主办单位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来缅怀中国电影的大舞台。新中国成立这60年是中国人60年当中风风火火，其实跟电影一起伴随走过来的。有时候热情似火，有时候又在冰山底下，这当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反省的历史。

　　在我的感觉当中，新中国电影我划分成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一元化背景下的政治电影为主时代。

　　但是这个政治电影的时代，我想说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政治，而且也是全中国人民把所有的人生理想都和这个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应该说是一个最统一，最完整，最不受人质疑的一段电影。

　　其实从50年代初期就开始批判，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电影界内部有创伤，对于大多数电影观众来讲没有创伤。大家仍然兴高采烈的伴随中国电影走过这条道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新中国电影这时候政治和美学是高度统一的。它的故事和叙事是高度统一的。因此我们今天再去谢晋老师他们的电影，他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所有手段是完美的统一在一起的。哪怕是一个小道具，甚至是路边的一个建碑的设计都在水乳交融当中把政治理想放进去了，而且观众也都接受了。这个时候叙事的核心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把所有个体的创伤、欲望都纳入到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叙事策略当中解决了。只要进入这个大家庭，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离开这个大家庭就孤苦无靠。当然是敌人肯定是会消灭，如果是一个贫苦人民离开这个大家庭一定是没有力量的。

　　这个革命大家庭是一个核心的叙事策略。我那天带学生们看《消失的电波》也是看到了，所有东西都是用一种革命大家庭的方式在表达，所有的创伤。但是这个体系是迎合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家庭的当中是人人分裂的。有的会打成走资派，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这样一来这个大家庭的裂痕被呈现出来，因此这个时代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时代对我们今天来讲回忆起来就像在回忆一个，其实人在一种集体主义状态当中人精神上是相对愉悦。因为那时候不需要选择，不需要找工作，也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在集体主义当中，理想主义当中被涵盖了，因此没有焦虑。今天放那个时代的电影，讲那个时代的电影，大家还是会被那种集体主义氛围而影响，经常会被感动。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电影也在复归这样的东西《潜伏》里面最后一段话，因为说跟他失去联系了，父亲开始呼叫说儿子你快回来吧，母亲已经敞开怀抱在家里等你，不要再流浪了。大家还是会被感动，就和当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所说的永别了同志们一样，都会被感动。那样一种集体主义状态是那个时期电影带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启蒙电影时代。

　　有时候我们回头想这段历史，我有的时候会想这不完全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需要，更多的是向年轻一代的传达我们走过的精神道路和文化道路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传达，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其实就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包括现在我觉得有一些非理性的民主主义，一些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其实跟我们不了解这个社会有关系。

　　当时几位都在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新中国电影不了解？其实反过来讲，我们的历史研究厚古薄今，不仅仅是电影。所有中国的现代史，近代史，晚清时期的哪个皇帝我们都知道，每个皇帝有多少个妃子都知道。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道路，年轻人所知甚少。

　　改革开放时代是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那一代的领导人是以极大的勇气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才选择的一条从封闭的一种超前社会选择。在当时，选择这条道路真的是生或者是死。那代政治家在这点上表现出来的勇气，今天真的应该是感谢他们。1977年我上大学，无非也就是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当时要做自我否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带来了整个社会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和对外的改革开放。

　　而改革开放，走现代化道路不仅仅是一条经济道路，同时也是文化道路。这条文化道路带来了所有的西方文化走进了中国。中国在第一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把文艺复兴一直到二战以后的长达300年左右的所有的西方现代文化传进了中国。这些所有对于中国都是一个启蒙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开始把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我们主要的精神支柱，然后反封建，反专制，反旧文化，反所有反人道主义的东西。带来了中国社会感性的大解放，也带来了我们理性的大解放。没有这两个解放，我觉得不会有中国的今天。

　　而且我觉得之所以今天在某些势力的影响之下，有向某些东西回归的趋势，但是正因为发生启蒙文化和我们奠定的基础是没没走失的，这个时期的很多电影，无论是反映农村题材的，还是现代文化题材的。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陈凯歌《霸王别姬》。这个启蒙主义时代应该说为中国电影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时代也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随着我们在文化上的相对开始强调传统文化和民主文化的主体性开始发生一些重大转变。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电影工业阶段。

　　从政治电影到启蒙电影到电影工业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全球化的背景，所谓全球化的背景就是市场化背景。因为所有的全球化不是指全球用的一个总统，也不是一个政治，而是全球陷入了一个市场共同体当中，所有的商品在全世界畅通无阻。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也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这就带来了中国电影的重大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实际上是把国有、民营、外资的电影机构，全部改成了国有所有制的事业单位。但是从全球化产品开始，我们又重新把政党所有的一元化的事业机构，重新转化为电影行业全部推向了市场，变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机构。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是以市场为导向。

　　电影的基本产品的性质成为了娱乐工业产品，在这个娱乐工业产品带来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大繁荣和市场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给中国电影带来最主要的原因，由于电视出现以后电影的社会主要文化产品的位置失去以后，我们终于重新获得。电影重新回到了文化生活相对中心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确实走上了一条在市场引导下越来越缺乏跟时代内在形成一种精神联系的道路。这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我们肯定产业化代带给中国电影重新复兴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确由于市场导向导致它与社会焦虑，与大众交流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快餐性的文化产品。最终它哪怕是娱乐也一定是跟一个时代的焦虑，跟一个时代的创伤，跟大众共同的心理欲望的进化息息相关的。因此娱乐当中同时有时代感和社会感。但是这方面应该说在目前的市场导向之下不足。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研究新中国电影60年会解决一个问题，过去纯粹政府导向的时候，市场可能对缺乏力量。现在纯粹市场导向的时候，当市场在某些地方失灵的时候，政府人士可以做些什么？我个人感觉还是要使我们的娱乐产品更多的能够跟时代的，社会的共同焦虑产生联系，共同创伤产生联系，真正创造一个像新中国电影曾经创造过的那种主流意识形态一样。它是社会大多数的群体共同的价值观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对朴实性的价值的共同表达。

　　这种朴实性的价值的共同表达不仅仅是归到传统文化，而是要我们经历过的启蒙性的基本价值尺度产生联系。我是比较早做电影产业研究，现在我觉得我们文化人，学者，现在一股脑都变成产业研究者。当这个市场体系已经建构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些产业研究大多数已经对市场没有太大的干预作用了，因为它的市场体系研究已经基本建立完成，我们可能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又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当市场在某些失效的地方我们能做什么，能给让我们在电影娱乐文化当中更具有时代感和社会主义精神。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我现在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电影学者都在做电影产业研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做是为了让它建构起我们对市场体系的认知。但是现在这个市场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怎么让这个市场体系更健康的，更多元的，在不同的力量牵引之下向前发展，这可能是我们在回顾60年的时候，包括过去的研究当中找到过去电影主流方式构筑的原因。我想它是有共同的东西被我们总结的。

　　我写过一本《新中国电影史》，那基本是一个文化阐释史，缺乏史的研究，我们也要继续努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