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上海的生活让我感觉“花眼”了
与新生代导演李欣的交谈可谓好事多磨，因为他的《自娱自乐》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正酣，他白天要在上影厂完善影片的后期，只有晚上方便说话，但是电话打来打去总是错过，终于在闷热阴沉的中午展开这段关于城市影像和城市感觉的对话，还好，他的心态很放松。
城市让人看“花眼”了
新京报：两年前您的一部比较“另类”的城市影片《花眼》放映时，让大家琢磨了半天，到底是一部情绪大于内容的影片，这么说是否同意？
李欣：它就是情绪。是两年前的情绪，不是现在。它片段化的讲故事正是我想说的感受。那时侯正在做《自娱自乐》的剧本，于是就想做出这么一个有趣的电影，当然拍摄非常辛苦，尤其是朋友一块筹钱在做，也拍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就想拍个东西来说说这说不出的感觉。
新京报：难道是一直生活在城市使你感觉“花眼”了？
李欣：我想是的。我生活在上海，你发现这个城市进步太快，来不及积淀却源源不断的在追求表面化的时尚。有一种失落感在里面，因为我已经不是18岁了，而我们早远离用笔写信的时代，被盗版盘所吞没。但你也不能简单评价哪一种生活更有价值，你在抱怨的同时不也在享受它吗？
新京报：城市电影有所参照吗？
李欣：其实别人希望看到的城市，也并不是真实城市的样子，当希望变为习惯，而习惯成自然后，这种参照就显现出来了。拍这个，拍那个就是城市。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没有战火逃难，没有吃不饱、穿不暖，所有的抱怨都来自自身，没有敌人，越来越个人化和具体化了。
你去包容它，它来感染你
新京报：长期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老影人应该是很熟悉的吧？
李欣：长期住在上海的老艺术家绝对与上海之外的人不同，他们身上独特的“海派”气质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也认识一些老艺术家，年龄差距会有观念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也会争辩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和我们其实都没有对错之分，“争辩”也是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新京报：作为新一代的导演，对于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有什么想说的吗？
李欣：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带划痕的黑白影片，尤其是默片。这种喜欢可能跟电影没有任何关系，但就是说不出的喜欢，或许也是一种情绪。在看这些影片时，你会很包容，不像对待现在的电影那样“挑刺儿”，因为你包容了它，它就感染了你。你在看的时候忽然觉得虽然衡山路还是衡山路，但当时踩在这块石板上的人早已作古，只能在银幕上一睹芳容。
新京报：为什么上海的电影在那个时代会这么辉煌？
李欣：你可以在这些老电影中发现，它们没有杂念，非常有力量。虽然生活上的担忧那么多，但是创作者的激情是现在所谓的高科技都无法弥补的，那个时代的电影人拥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感觉变为影像是在考智商
新京报：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海味道，其实是一种空气中的气味，感觉如何外化为影像而使得这种“味道”呈现出来？
李欣：感觉变为影像是在考智商，这并不是说上海的电影人占有绝对优势，关于上海的电影有很多导演在做，而有的则被称为“伪城市电影”，它把上海表现成一个漂亮的大蛋糕，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也像是时尚杂志包装出来的概念似的人，这样的上海美得无懈可击，但也是如此虚伪。
新京报：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人生活在“城市电影”中？
李欣：我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过一位老人，他穿着很老式的西装，西装里的衬衫领口都磨破了，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的梳得齐整，打扮很诡异，这个咖啡馆里都是一群年轻人还有外国人，他坐在那里听现场演奏的爵士乐，很会欣赏的眯起眼睛陶醉的听着，我试图同他交流，但是被他拒绝，他说出的话让我吃惊“怕儿子知道了打他。”这就是上海独有的人群，因为三十年代上海是租界，歌舞升平，在战火中也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不醉心于革命，他们生活得很精致，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上海。本报实习记者张悦
-人物背景
李欣1969年生于上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
主要作品有：《谈情说爱》《花眼》《自娱自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