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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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贼”电影成为南方周末二四年度电影
●从五年前几千字的“贼”小说到一亿票房的“贼”电影，期间的起伏跌宕构成一个有趣的中国故事
从拍电影到现在，可以说，《天下无贼》是令我最累的电影，能够出来不容易。从看到小说到变成电影，前前后后花了5年时间。剧本大改4次，中改4次，小改了十几次。从开始到成功上映，其中历经的曲折反复，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打电话给何平，希望他做王学圻的工作，把版权让给我
大概在1999年，葛优的妈妈施文新在一本小说杂志上看到了《天下无贼》，觉得挺有意思，合适改编成电影(她以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职业编剧)，就跟葛优讲了这个故事。当时葛优正和我在一起拍电影《不见不散》，就把这本杂志带给了我。
我当时就把小说看了，一个淳朴的小孩有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这个易碎的梦想偏偏是让两个贼给呵护住了，两个贼保护他们准备下手的对象，等于是两只狼保护一只羊，有意思就在这儿。我当时就跟葛优说，这个电影我想做。
忙完《不见不散》后，在一个饭局上，我和当时北影厂厂长韩三平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天下无贼》。韩三平一听，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当时就说赶紧让北影帮我买下来。我很高兴，开始让助手和小说作者联系。
但我们和赵本夫联系上时，赵本夫说已经把小说版权卖给了峨嵋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学圻，合同为期5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断了这个念头。
时间就这样又过去了1年。在《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和哥伦比亚合作很愉快，他们想和我再合作几部电影，我就提到了几个想拍的题材，其中就有《天下无贼》。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当场就把这个故事翻译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听，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时就对我说：小刚，下一部电影就拍《天下无贼》。
我知道王学圻当时正在《天地英雄》剧组拍戏，扮演响马子安。而《天地英雄》的导演何平是哥伦比亚公司的中国顾问，哥伦比亚是《天地英雄》的投资商。因为这层关系，我先打电话给何平，希望他做王学圻的工作，把版权让给我，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故事了。我还找过以前合作过的摄影师张黎，我知道他与王学圻关系很好，希望他找王学圻做做工作。
回来的消息是，王学圻买下《天下无贼》的改编权后，也一直为这个剧本头疼。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导演，剧本没改好，决不会勉强动手拍。过了不久，王学圻大度地将版权转让给我。最后，哥伦比亚出面向峨嵋电影制片厂买下版权，再转给了华谊兄弟公司。
我一听小说原创就是编的，当时头就大了
版权到了我手里，马上就起动，找人手先磨剧本。我找来了电影学院的林黎胜改剧本。赵本夫的小说只有几千字，故事和情节都很简单，把一个情节简单的短篇小说改成剧本，得花大力气。
林黎胜写的第一稿故事情节基本上是按原来小说写的，只是在故事的开头上做了点文章。电影开始，就是王丽在诈骗一个富人，然后是片头，再开始讲两个贼的经历，他们怎么相互认识，发现自己都是狼。两个人经历一些事情后走到一起，后来他们作案太多，被警察盯上了，然后上了火车，遇到了傻根。因为傻根的纯真和人性的透明，感动了王丽，王丽决心要保护傻根“天下无贼”的梦想。因为受到王丽的影响，王薄也开始和王丽一起，守护这个梦想。
在第一稿剧本里，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故事结构是没问题的，但它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保护傻根？是良心发现？这太假了！一些看过剧本的朋友也认为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对观众没有说服力。
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又找来王刚写了第二稿。我还特地把小说的作者赵本夫从南京请到北京，想借赵本夫聊聊自己的创作感想，给剧本提供思路。另一位编剧阿鲁也加入到创作阵容里来。
我问过赵本夫：这个故事是你自己经历过的还是你亲友经历过的？他回答我说就是编造的一个故事。我一听小说原创就是编的，是完全虚构的一个故事，当时头就大了。因为小说是可以被虚构的，而电影是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细节的。我以前的电影剧本虽然也是编的，但是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是有现实的基础的。
《天下无贼》这个小说首先就没有现实和生活，要把这个故事编得合理，看起来像真的一样，这太难了。《手机》像是从生活里长出的一棵树，枝丫该往哪儿伸就往哪儿伸，是没法改变的。《天下无贼》是编来编去，像一棵人造树。我跟刘震云说，《手机》是一条活生生的土，铁铲一下下去，可以感觉到切断了草根、碰到沙砾；而《天下无贼》是人造土，沙砾、草根都是人造的、精心选择放进去的，造得跟真的一样，它可能讨人喜欢，但是从文艺性上讲，我是没有自信的。
我也不相信贼看见一个人善良就不偷他了
在写剧本前，我们集中起来给王丽、王薄的转变找理由。因为仅仅用傻根的善良和朴实来打动两个贼，无法让人信服，如果真是那样，善良淳朴的人多了，天下就没贼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所有人相信、站得住的理由。
为什么狼会救羊？在人性、良心的基础上，我们加强了宗教和信仰的作用。
我觉得王丽和男朋友为什么会保护傻根，仅仅靠傻根的善良是不够的；而且我也不相信贼看见一个人善良就不偷他了。我们为刘若英的觉悟寻找了一个依据，就是说她怀孕了，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了，她要重新思考她的人生，为腹中的胎儿做一些好事来消减内心的罪恶。这是一个内因，加上傻根的善良成为一个外因，共同起作用。
找到这样一个突破点之后，我们开始安排王丽拜佛这样的细节。她犯了很多罪，烧香其实并不能令她求得宽恕，她只是希望别让孩子得到报应，为此她在佛面前悄悄地许愿：惩罚我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惩罚肚里的孩子，如果不惩罚孩子她就可以做一件善事。她有这么一个想法后，又遇见了傻根。王丽为给肚里的孩子积德，不想偷傻根，为了把德积得大一点，也不让王薄偷傻根。这样就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故事有了合理性，也挺有人情味的。
相对故事和情节来说，《天下无贼》的主题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此之前，关于贼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影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电影局的审查制度和国情，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是我最先考虑到的问题。
第二稿完成了，我把这个剧本送到电影局去审批。这个剧本送去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我就去问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贼的转变没有说服力，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贼最后死得有些悲壮；警察在影片中的作用不够，还有“感觉这趟火车上到处是贼，是否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天下无贼》的主题是一个鼓励人向善的故事，而这样的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提倡的。
我当时还给他们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得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电影局当时的态度也很矛盾，因为以贼作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从来没有过，他们担心这个电影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给改革开放抹黑，社会不接受。
我们要不断地多强调正面教育意义
那没有办法，这个剧本就只好放在那里了。又过了1年，在“电影产业化”的口号出台后，拍《手机》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电影局官员的电话，根据电影的发展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天下无贼》的剧本在进行必要的修改后，可能会获得通过。电影局的意见是在《天下无贼》里突出警察的作用，同时对剧本里“偷”的场景进行调整。
在原来的剧本里，警察只是一个隐形角色，到故事最后才出现。按照电影局的意见，我们在第三稿里加强了警察的作用。警察在上火车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
我那个时候就头疼啊，故事里有警察的作用就进行不下去，没有警察的作用又通不过审查。怎么样把警察的作用加强，又不影响其他的故事情节？
最后，我们各自作了妥协，双方都往后退一步：警察在故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一开始警察就注意到王薄、王丽了，然后通过电脑了解他们的身份，再治服车上范伟、冯远征演的劫匪，以高超的手法把傻根身上的人民币调换成冥币，最后抓住王薄、王丽还有黎叔和他的人马。为了使故事能够讲下去，警察粗心让王薄、王丽和黎叔从车顶逃跑，最后在王薄的提示下抓住黎叔。
其实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最好的结果是警察什么都不知道，像一个普通乘客，连一个镜头都不给他。但是不行啊！
还有漏洞我也挺没辙的，比如为什么警察把黎叔铐住了又不跟他在一个屋子里呆着？王薄、黎叔又怎样从警察眼皮底下逃脱？黎叔怎么有杀王薄的时间……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圆其说，说不好，铁道部、公安部、电影局都不答应。好莱坞拍电影就可以这样拍，警察看着，他可以打晕警察、杀了警察继续跑。但是我不能让黎叔杀了警察，只能让警察离开，否则故事就没法讲下去。
因为把两个贼当作电影的主角来表现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很担心会被人抓住把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要多强调一点正面的教育意义，有利于通过审查。
剧本就这样完成了第三稿。考虑到《天下无贼》的主题是劝人向善的，最终电影局初步认可了这个剧本。此时，剧本已经折腾了1年多，我在创作上进入了疲劳期，怎么改也不对劲儿，总觉得这个故事站不住脚。
我们有个习惯，在决定拍一个戏之前，通常由导演把剧本读一遍给大家听，那天我叫住何平、顾雷几个人，读到三分之一时就怎么都读不下了，而往常我对读剧本都是兴致盎然的。在我念剧本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开始做别的事，有人接电话，有人打哈欠。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们还是不拍这个戏了吧。他们都笑了。一个好剧本，是能够吸引他们聚精会神心无杂念听下去的———这个剧本有问题！
前前后后反复弄了三稿，大家认为这个改过的剧本没有原来的感人、好看，认为很多的地方为了改而改，在剧本中各处打补丁，做着各种解释，糅不到一块儿。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放弃《天下无贼》，另选题材。眼看着已经到了10月份，重新找剧本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刘震云跟我提到了《手机》的想法，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故事好，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刘老师保证在2003年4月完稿。我见反正已经来不及拍电影了，就在家里写了一本书《我把青春献给你》。这一年，我没有拍电影。
刘震云建议：傻根大智若愚，把所有人都玩了
按照我的计划，拍完了《手机》，我准备筹拍《温故1942》，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的立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郁闷的时候，我又想起搁了一年多的《天下无贼》。很奇怪，到这个时候，原来卡住我们的问题和困难都得到了解决。
王薄为什么还是决定出手救傻根呢？王薄原来不同意这么做，因为你不能让两人同时转变呀。王薄的转变一方面是为了爱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孩子。其实王薄说的那些话有点代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就因为他傻？他单纯？这个世界要求他必须聪明起来，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聪明起来，这是很真实的生活法则。这句话无懈可击。王薄是一个穿了很厚的盔甲的人，就因为王丽怀了孩子，他的盔甲就脱了。
但是，王薄再转变，让他搭上自己的生命，他肯定不会干。其实王薄在与黎叔的高下在比剥鸡蛋时已经分出，他应该是知难而退，立马就闪，而且他把实际情况告诉王丽，他们有的是钱，即使自己掏6万块钱给傻根，也不算什么。但是在电影中你不能让两个人都跑了，他与黎叔之间必须有一个交战。所以，我们又加强了他的对立面黎叔那一边的戏，得把他一步步逼到绝路上去，无路可逃，这故事才能说服人。双方最后都有点为荣誉而战。其实六万块钱对黎叔来说真的不重要，但是到这个时候，就是六毛钱他也要拿。
拍电影的时候我对剧本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按照刘震云的想法，现实社会里农民最狡猾，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最深刻。刘震云认为《天下无贼》最后应该在傻根身上进一步颠覆，盗贼们都看走了眼，傻根大智若愚，把所有的人都玩了，最后平安到站，拿了钱高兴地下车了。在讲述了一个美好的梦之后一切都粉碎，露出血淋淋的现实，根本就没有梦。
如果要玩一个黑色幽默这样也可以，但是我狠不起来，这不符合我的本性，也背离了观众的趣味。按照刘老师的建议来拍，《天下无贼》可能会是送到外国电影节的片子，电影变成黑色幽默，马上会有影评说你什么解构啊、颠覆啊，艺术啊，可能会很艺术，也可能拿一奖什么的，但是观众不会接受。这不是我想要拍的电影。
我期待能尽快出台分级制度，既保护孩子，也让做电影的避免尴尬
电影里拍到的那个寺庙很美。我从网上看到它的照片，就决定去那里拍外景。说服寺庙同意我们拍电影很困难，由于信仰原因，他们认为影视的内容有损寺院的形象，不让拍，这个问题到开拍前一天都没有解决。我们又去找宗教协会、找很多人。我觉得这电影有着对宗教的敬仰、劝人向善的，我又向他们保证。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另外一个困难是我以前没怎么接触电脑特技。《天下无贼》里的戏大部分是在火车上拍的，你不可能找一列真的火车拍几个月，只能搭一个摄影棚拍。但是火车车窗外的风景要不停地换，这需要透视，用三维搭这个背景，技术含量很高。电脑特技需要大量的资金。《英雄》、《十面埋伏》的投资都是上亿，我只有3000万。国内的电脑公司为了打开业务，给我们很大的优惠，原本600个镜头至少要1000万，但是他们只收了300万。
电影局在审片时担心的还有贼在偷东西时的细节、场面。在这样类型的电影里，偷东西的场面其实是很好看的，老百姓喜欢看。从好看的层面来讲，不同的盗窃手法应该是很好看的，但我们怕青少年模仿，就尽量虚化，没有敢发挥这个优势。在写剧本的时候设想进去很多群贼斗技的场面，在“偷”这一块儿可以设计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因为怕通不过，我们去掉了很多设想，只保留了一些片断。但是，即使是这些片断，电影局也担心青少年会模仿，要求全部拿掉这些场面。
我当时就急了，跟局里的人说，如果没有偷的部分，电影就没法看了，但是可以虚化一点。为了追求好看，结果是保留了抛冰块、比胆量那些场面，去掉了比赛偷东西那些设想，就是保留的这些片断，最后全部虚化。
总的说起来，我得感谢电影局，这次他们十分配合我的工作，在不分级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放宽尺度，最终电影局认可电影的大主旨是劝人向善的，“我和狼在一起，狼都没伤害我，人怎么会比狼还坏呢？”这些话都是反复掂量加进去的。我一直担心，后来在报纸上还真有人说这种电影怎么能拍。
事实证明，电影局的担心并不是多余。在《天下无贼》拍完、正准备上映时，有人不断写信给宣传部门，批评这部电影讲“贼”的故事，说可能会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天下无贼》没有能够在北京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连电影的首映式都放在了上海。通过这件事情，我特别期待能尽快出台分级制度，既可以保护孩子，也可以让做电影的避免这样的尴尬。□冯小刚 口述 □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万国花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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