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 李宏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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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边一朵云》以其大胆的风格在柏林电影节上受到广泛关注
2月18日，《天边一朵云》获得本届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费比西)奖，评语是：“这出悲喜剧反映了人际关系的衰败，以及现代文化包括电影自身对色情的执迷。”2月19日的电影节颁奖礼上，蔡明亮又接过了最佳编剧银熊奖。他还获得以柏林电影节创始人命名的“阿尔福雷德·鲍尔奖”，表彰他“成功地把电影艺术带到崭新的方向”。从《洞》至今，总是拍“慢不拉叽”电影的蔡明亮仍然在，他的那帮演员仍然在，并且愈加受到电影节和台湾本土市场的双重欢迎。
蔡明亮一定在搞鬼
记者：在《不散》里你用上了胡金铨的老电影《龙门客栈》，这一次你用了那么多老歌，怀旧的元素在你的影片里越来越多，是年龄原因？
蔡明亮：有这个原因。到了一个年龄，你发现有很多东西来找你，不是你找它。你要承认你不能接受很多新的东西，但你会比较。我总有个感觉，新的不一定比老的东西好，可是人就是喜新厌旧。
你看A片就知道了，一切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换张脸，就新了。比以前好吗？没有。我看过很早期的一些色情电影，美国的也好欧洲的也好，拍得比现在的好多了。即便是色情片你都有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是太急于赚钱了，电影也是这样。其实很多电影的目的跟A片是一样的——就是赚钱。A片可不可以发展得更好一点？可不可以探讨人生人性？也可以的，但是没有人要做这个事，因为可以赚钱就行了。
电影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所有的事都没有变得更好，只有倒退，因为人，很糟糕的就是喜欢方便，可是在方便的过程里失去了好多好的东西。所以我老是用一些旧的东西来提醒。旧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没有新旧问题，比如法国电影《四百击》，前年才在台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发行放映。对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那是一个新的点，他们没看过。像我看小津的电影，以前看的都是录像带，有一天在纽约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是全新的感觉。
好的创作其实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老歌也是。我老觉得应该把那些我的经验里觉得好的东西、被时间筛选出来的精品，重新提出来给年轻的观众看一看听一听，有一个比较。
记者：你一如既往地描写孤独的人的孤独生活，这是否是你永恒的主题？
蔡明亮：是的。我觉得是透过我的创作，观众也去理解孤独是什么、好不好。当然在我们一般的价值观判断里面，孤独不太好，甚至不好。我自己也不能确定，但我在这个过程里逐渐可以接受孤独，我也希望周围的人能够接受孤独。
我最近皈依了，我是佛教徒，就会比较有归属感。其实这个归属感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家”。什么台湾是你的家或者马来西亚是你的家、什么“落叶归根”之类的概念，在我的世界逐渐没有了。人就是一个简单的动物。
记者：《天边一片云》要是在台湾市场放映，尺度上会遇到问题吗？
蔡明亮：台湾电影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的开放。当然它也有它的限度，还是荒谬的。比如说台湾的电影里不可以露毛。很多地方都不可以露毛，日本也不可以，但你可以喷雾、打马赛克，台湾可能连喷雾都不可以。我这个电影出来之前当然要送电检，我用的策略就是把(有)毛(的部分)都剪掉了，再去送，他们就通过了，定为限制级。但是那些官员也很了解我的个性了，知道蔡明亮一定是在搞鬼，到柏林的一定是另一个东西。所以我回过头来要放给台湾观众的时候，肯定不会用那个去送检，而是用现在的版本，那么该有什么问题就会看出来。但是我不太害怕，因为我住在台湾，我觉得有事好商量。
前两天台湾的《苹果日报》就登了我电影一个小册子里的一张照片———我的演员在拍A片的画面，登得非常大。别的报纸不敢登，就很气恼，说怎么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不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宣传，但我也不能阻止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很欢迎大家来讨论，“电影，那个色情的尺度是什么？”是用毛来作为一个标准讨论色情吗，还是用体液？还是说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想这个电影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票房，但幸亏是我拍的。我常常在这样想，如果是别人拍的可能就十八层地狱了———像杨凡说他会偷偷摸摸去看这个电影。可是我想我的观众不会偷偷摸摸去看我的电影，即便我拍一个情色的电影，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去看看我在搞什么鬼。我觉得我今天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好的。我希望有一天大陆也可以放我的电影。
我是大家焦虑的宣泄口
记者：我听到很多次，台湾有人不同意给你电影辅导金，有说你不是台湾人的，也有说你总是拍台湾又脏又破的地方，放着美丽的地方不去拍……
蔡明亮：像我这样一个电影导演，跟侯孝贤、杨德昌关注的题目是不一样的，或者我跟新一辈的导演也不一样。一方面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是外来的侨生。最主要的是，我表现的东西非常不主流。但我又是摆在台面上的，这跟内地很不一样。比如说最开始是“中央电影公司”在投资我的电影，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机构，当时算是政府的投资呢。“中央电影公司”大部分的员工其实是看不懂我的电影的，甚至主管也看不懂。可是我的片子偏偏很容易得奖，一再地得奖。在票房上他们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那是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经营这种东西。所以，他们长期处在比较矛盾的境况下。在这么非常复杂的生态里，大家的焦虑总要找一个箭靶———为什么没有人拍商业片？是不是导演都只喜欢得奖？很多杂七杂八的念头，他们会想要找一个出口。
我在一段时间里是大家的出口。这种情况的高点是我拍完《洞》之后，甚至有一个电影工会的头要去控告我，说我是外国人，怎么可以领电影辅导金。但是告不下去。我其实都不说话，发表完我的意见就不再介入。他要告我也告不成，因为自有另外一种声音会说这很荒谬。
我当时想了一想，道理非常简单，只要不去回应，这事情自己就会淡掉。我甚至中间跑回马来西亚住了一年，其实《天边一朵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想的。2000年又回到台湾。因为找到一个资金要拍《你那边几点》。
记者：但你至今仍然一直得到辅导金的支持。
蔡明亮：很简单，就是所有东西都在改变，而且是会不停地改变。回到台湾之后，很奇怪地，大家也就淡了。大家逐渐觉得不是我让台湾电影市道不景气。你可以变成冯小刚，也可以变成蔡明亮，没有谁对谁错。问题是没有人去做冯小刚的那份工作，那你不能怪蔡明亮没有去做冯小刚。
所以现在台湾的“新闻局”发辅导金，中间一定有非常别扭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辅导金拍的电影老是不卖座”。可是我常常跟他们沟通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还觉得电影是一个文化，就要支持这种电影，就像法国那样有一个机制。商业电影干嘛还要你支持？而这种电影是代表你的门面，你当然就要支持，就像你支持林怀民的舞蹈一样，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慢不拉叽的电影也能满座
记者：听说在《你那边几点》的时候，你曾经自己上街卖电影票？
蔡明亮：对，我跟我的演员上街头卖票。因为我发现电影的生态不是台湾一个地方，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本来就是主流占了大部分市场，突然有种个人化的创作出现，就被归类为“艺术电影”。那我们就有点惨，因为你被归成艺术的时候，好像应该被放到博物馆而不是到市场上。所以观众从心理上就不是那么爱亲近的。我非常清楚自己这种电影，如果不走主流，就是要忍耐很多寂寞。但我也不甘于忍耐寂寞，我觉得为什么欧洲、日本、纽约、洛杉矶能有非主流的院线。我开始思考我电影的特质，它放到市场上应该用什么方式处理？绝对不能是主流电影的处理方式。
我租了一个戏院。它不要上我的电影，说除非你租我的一个厅。一天大约是三万台币，也就是说你一天里要是场场都半满，就可以拿出这笔钱。戏院担心的是，你一场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个人，我怎么跟你分这个钱？所以你就先给我一个半满的租金，我就租了。
台湾跟内地不一样的，是它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国际影展了，而且办得非常成功。台湾有很多剧场的观众，只是他们心理上不习惯电影被冠以“艺术”的名字去进行消费。金马奖的时候一些外国的艺术片他们也会去看，像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家》也卖得很好，但侯孝贤或者我的电影都会有点问题，我觉得是因为距离感的原因———他不想看自己的，想看外面的。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步要靠近观众，我就自己去卖票。
戏院老板只肯租给我两个星期，怕我尾大不掉挡了他的财路。没想到第一天戏院就爆满，满到很多片商打电话来问：这是什么电影？他说，就是蔡明亮那种慢不拉叽的电影。我每一场都去，跟观众做至少5分钟的见面和交流，他们都很开心。他们绝大多数都知道我有哪几部电影，但是第一次真正走到戏院去看，而不是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一些残骸的，就是从《你那边几点》开始。剧院100多个座位，一天600多人次，每天都满。
我们还跑校园，做包场。《你那边几点》改变了很多人对我的电影的看法。台湾电影不是一个电影工业的状况，不是一整块而是个体户的。我喜欢这个状态，因为我可以自由地创作，就像你在家里开个面摊，收入够养活家人就够了。他们想发展电影工业、把台湾变成好莱坞，我也不反对，但那是你的思考逻辑。
他们后来都学乖了，不再租场给我。《你那边几点》一满的话一天有十几万台币，但是我只给他三万。之后他们都是跟我分账。
那个事情改变了戏院老板对我的电影的看法。后一部影片就连华纳威秀也要了，当然他们要我们也不敢全线地上映，只敢要几个影院每家一两个厅。以前只在台北放一放就算了，现在连中南部我也去宣传、放映。我觉得做到最开心的是《天桥不见了》，22分钟，我都在戏院上片。
后来也有片商认识我，跟我说“看好你下部片子一定赚钱”什么的，但我自己不太去膨胀这个感觉。我觉得我的电影是实实在在要靠经营的。它的观众的成长是培养式的，它不是大家觉得非看不可那种。
记者：这很特别，就是为了坚持自己风格的电影，自己去为它的市场经营花工夫。在台湾，有别的导演效仿你这样的做法吗？
蔡明亮：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台湾年轻一辈的导演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我其实不太觉得谁要去效法我。我每次在“新闻局”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要去发展大陆市场、要学韩国，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个那个……
有些老导演说：蔡明亮只有一个，其他导演又不能像你这样。我说是是是，我希望每个导演都觉得他自己是独特的，不要互相学。可是你要给他“独特”的一个生存空间，不能只是为了发展电影工业，就要求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一样。到底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可以发展成电影工业？而且需不需要？比如说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要像印度这样年产1000部电影？出产1000部只说明它有这个市场，可是它们作为电影的意义在哪里？
台湾一些新导演有时会说：我要拍部一秒钟三个CUT(镜头切换)的电影，反对侯孝贤、蔡明亮这种慢不拉叽的电影。我说，拍一秒钟三个CUT，如果是为了你的作品，非常好，但不要是为了反对什么。很多导演很焦虑，因为他们说市场很重要，我要生存我要生存。怎么样才能生存？像蔡明亮？他们会觉得很荒谬，其实他们看不到我生存的方式。我们是非常踏实地在走一条自己的路。我希望我可以走久一点，我做得很开心。本报特派记者 李宏宇 发自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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