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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顾长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低调，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顾长卫还有“讲究生活品质，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讷的他甚至会跳舞，像昆汀·塔伦蒂诺影片里那种舞蹈。
-本刊记者/陈晓
2005年2月，当处女作《孔雀》在柏林拿到银熊奖之后，顾长卫的生活就开始超负荷运转。捧着在柏林拿到的银熊奖杯，带着在德国患上的感冒，他在打着吊瓶的时候，就开始配合发行商在各个城市奔波。前天在成都，昨天去上海，今天飞回北京。刚下飞机，就被拉到三里屯一家酒吧接受采访。把背包从肩膀上卸下坐定之后，他上下抡动着胳膊。从柏林带回来的重感冒和连天的奔波，让他“腰酸背痛”。
可经历了这么密集的推销行程，他依然不会替自己的作品多说几句漂亮话。采访中途有其他记者的电话进来，他总是重复说着：去电影院看吧，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几乎是他向外界推销自己处女作的惟一说词。
采访正是晚饭时间，刚下飞机的他要了一碗面，扒拉给记者半碗 整个采访就缭绕着一股西北的面香。
《孔雀》的情节已经耳熟能详。一个五六十年代背景，一户北方的普通家庭，三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像飞蛾扑火一样坚持理想的姐姐，身患智障、却非常鬼精占尽便宜的哥哥，还有在消极无用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大勇气的弟弟。
影片的题材似乎没有脱离第五代导演的窠臼，但却赢得了最多的感动。
“要是不能认识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认识也不会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这部片子，国内很多导演看了都说深受感动，甚至流泪，最触动你的情节是什么呢？
顾长卫：(埋头思考良久)你看了，你觉得什么地方最触动你？
中国新闻周刊：当然是里面最经典的镜头：姐姐骑着自行车，拽着降落伞在挤满人群的陋巷中飞奔。
顾长卫：这种情景我也会很感动。其实这三个人的生活态度都彻头彻尾，非常鲜明。我比他们谁都不如。我拍他们的故事就像是重新活三回，就像是弥补生活中的缺憾。我也像姐姐那样活了一回。特别想把那些理想主义的光彩(发扬到)最照人的长度。
我觉得更多的人都是没有姐姐那么鲜明没有弟弟那么……都是比较中庸的。其实这个片子很写意，而不是那种很写实的。这些人物设置都有两三个面。我把它们解构了，把每个面发挥到极致。我羡慕他们。我是怀着敬意去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对早早退休，一事无成的弟弟，你也怀着敬意吗？
顾长卫：我觉得悲观消极也是要有勇气的。你有勇气出走吗？我也曾经逃跑过。我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呆了两个小时又回家了。弟弟先跑到养老院，又跑到更远的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弱者你能承认自己是弱者，这也是需要勇气的。还有他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有所提高，比如说直接把那些比较麻烦的日子略过去了。不用恋爱、生孩子，不用折腾，呵呵。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在题材上似乎也没有脱离第五代导演的窠臼，反映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日子。如果拍当下生活的题材，你是不是无法把握？
顾长卫：其实人性的东西，过去跟今天没什么两样。故事放在什么时代，背景没关系，能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片子，一定是和人性相关的东西。
我从来都觉得，故事放在50年代还是60年代，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因为你生活在今天，你会被琐碎的具体的事所纠缠，不过从本质上回头一看，其实没什么不同。
理想主义就是叛逆者。像孔雀中的理想主义，在70年代会遇到困境，到了今天，不会因为满足了理想，就可以太平生活。那不是理想主义者。
像姐姐这样的人，在70年代她可以去梦，去做降落伞，可以那么疯狂。她要生在90年代，当了伞兵，就会是老老实实的人吗？个体的生命过程永远会受到环境的违逆。计划经济的时候，连人的行为规范都给你计划好了，当然违逆了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90年代，还不是一样。个体一定会在任何环境下，都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性。
未来也是这样。30年后，50年后，科学可以发展，人类会繁衍，可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要是不能认识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认识也不会清楚。
“电影本来生存就很困难了”
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孔雀》的票房节节攀升。而在最初上映时，上海曾经出现过一家影院只有十个人观看的场景。以低调寡言著称的顾长卫，也不得不走到前台，为《孔雀》吆喝。他说，《孔雀》好在“不太装傻也不太装腔作势，还算扎实”。
中国新闻周刊：从德国回来之后，打着吊瓶在各个城市奔波，配合《孔雀》发行。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超负荷的任务？
顾长卫：从我的个性，真不喜欢别人知道我是顾长卫。让别人都等着我说话，等着我表态，着实不符合我的个性。
但(频繁宣传)有多方面原因吧。也出于票房考虑，宣传《孔雀》。我知道其实《孔雀》做的广告太少了。虽然新闻媒体的评论报道会使这个题目越来越热，但是不足以推动大多数的观众群到电影院看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在自己作品的上映过程中明白广告对一部好片子的重要？
顾长卫：之前我就明白了，因为你知道公众的习惯已经是这样了。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很多种产品，要是没有大量的广告，观众会无从选择。你看很多片子甚至都是假的，也未必好，但是它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知道自己十有八九会批评它，但是我还是会去看，因为我要看为什么大家要批评它。这就是广告(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刚上映的时候，观众反应并不热烈，现在的票房怎样？
顾长卫：一天比一天好。比如上海，第一天上(映)和第十天上(映)差了十倍。
我觉得《孔雀》这个片子其实其他的条件都具备了，比如影片的质量，影片的观赏性，它不是那种一直捂着捂着，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给观众看，放映一个礼拜后人就越来越少的电影。我们从剪片子的时候就不停地给各种人看，片子做完之后做了一个多月的试映。(《孔雀》)越放越热，一天比一天票房高；而通常电影是刚投放的周末票房最高，然后一天比一天不好，市场本身是很残酷的，它会检验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拍《孔雀》的时候考虑到了很多市场的因素吗？
顾长卫：拍的时候我没考虑过。我也不知道市场喜欢什么。就是拍好。拍一个你想拍的，把它完成到最好的程度。但想拍也未必有预期。我最不爱有预期，预期好像有点像一个理想。
中国新闻周刊：拍片的时候，你是首先做好自己的个性表达？
顾长卫：那也不一定。我觉得个性要是太阳春白雪的话只能抓住极少数的观众。
我是O型血，很容易跟人相处，善解人意。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做出来的是太阳春白雪的东西，根本没人看。我这个人挺懒的，轻易不会做出决定，我要做呢，一定得是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叫“孔雀”。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孔雀”。电影不一定非要表达什么。每个人说一句话，都要想想是不是要承载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他敢说话吗？电影也是，别想那么多，现在人中毒太深，受这么多年偏激教育。什么都要先想想，要表达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没有主题思想，我也不知道拍的是什么。你要依照你的感受，我们不是圣人，也不是智者。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本来生存就很困难了，还要承载这承载那。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导演会以什么眼光看别人的片子？有没有什么片子里的细节特别感动你？
顾长卫：有啊，有个电影叫《孔雀》，每天有一家人在走廊里吃饭，每次吃饭，其实都不同。有哥哥一个人在那里吃饭。家里人还没吃，他就先吃上了；还有大家都吃完了，给姐姐剩一点，她一个人在那里吃，弟弟还来陪着他；然后一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鹅给毒死。后来孩子们都走了，一家人越来越少，父母坐在走廊吃饭，就剩他们两个，一边吃饭一边发呆。再后来，姐姐回来了，家里人又越来越多，弟弟也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媳妇，孩子回来了……
就这样，顾长卫像梦呓一样，陷入了对《孔雀》所有细节的梳理和追忆中，陷入那些他非常熟悉的平民的细琐里。虽然每个细节都跟吃有关，可他觉得，那些日常中的不平常，最能打动你。这种时候流露的点滴是最有真情的。
传说中的顾长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低调，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顾长卫还有“讲究生活品质，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讷的他甚至会跳舞，像昆汀·塔伦蒂诺影片里那种舞蹈。对记者表示的惊讶，顾长卫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面，今天我只给你看到我的这一面。”
采访结束时，顾长卫还叮嘱着，别写得太美，我都不敢看。只要有原汁原味，把这聊天像素材那样放在那里就挺好。反正你这杂志也不是给少男少女看的。-
(陈玉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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