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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终于打开了突破口，生活里，却失去女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印染厂职工浴室洗澡，发现更衣柜里边一张垫衣服的废旧报纸。信手拿起翻看，这是一份《中国纺织报》周末版报纸，第四版居然是影视方面的报道。我扯下它的地址，第二天就去东交民巷登门拜访。
我一进门就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我在工厂图书馆作为“读书活动积极分子”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夏令营时认识的老熟人。她也是工会系统的宣传干部，现已调《中国纺织报》做编务。得知我的目的，她即刻将《周末版》编辑王茁介绍给我。
王茁，二十出头，南开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编辑。他告诉我，他们的确需要影视方面的文章。比如即将上映的影片《大决战》和《周恩来》，我们特别需要关于主演古月和王铁成的专访文章。
“主题”完成后，我们有一段短暂的交谈。知道我要选择靠写稿谋生的道路，他吃惊地望着我：“这成吗？”我苦涩一下：“不成也得成，别无选择！”
是的，我已经选择了。这以前一直在徘徊、犹豫和寻觅。总幻想再找一个国营单位，有着固定的铁饭碗。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又一个关头，如果选择失误，意味着我后半生将在磋砣、失意和懊恼中煎熬。
我的姐弟对我的选择表示疑虑和不妥。而女友T最为悲观：跟着你，我真不知图什么？
我清晰地看出，做自由撰稿人其实与“产、供、销”链条同一个道理。“产”的自主性最强，我自信有这个能力，写十年没问题。“供”也有保障，我具有很快把人际关系滚雪球发展的能力，我相信采访源头只能源源不断。至于“销”，如果我的文章受市场欢迎，从理论上讲我的文章就能占领市场。
《中国纺织报》市场不是开始通行了吗?
 1991年，我生命中又一个艰难时期，借住朋友的旧房栖身，头上是T为我钩织的红白相间的帽子。(T摄)
T反对我冒险，除惋惜我积累了十余年的工龄付之东流外，更担心我会因为一场大病陷入困境。这也是我最为担心的。因为这基本是自己无法预防的天灾！但我自以为没有生活恶习，不嗜烟酒、讲究卫生和睡眠准时，几年内不会出现大病(这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对T说：假如我是一只动物，当然也希望一日三餐能有人喂养，夜里，特别是风雪交加的夜里能有一个温暖的巢穴栖身。但如果这一切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话，我宁肯风餐露宿，倒在密林深山……
T回答：“这我早知道，你天生就是一只野生动物。”
她对我的能力也许深信不疑，但她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我。我们彼此心灵缺乏真正的沟通，我们没有经历波折的船只，在驶出风平浪静的港湾后，遭遇到空前的考验。如果继续貌合神离维持下去，我的自信心也会被渐渐侵蚀和摧垮。
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T，她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驿站，给予了我无限的温暖。但是，让她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永远处于迷惘之中看不到希望，对她是不公平的。
“要不，我们分手吧。”冬末春初的一天晚上，围靠在炉旁，我终于摊牌。
T无语，默默流泪。我不断向敞开的炉口投放废纸，刺眼的红光转瞬即逝，留下一层灰烬……
我们的关系，在我秋天迁入西城区辇儿胡同后完结了。从崇文门我的好朋友李建平借我的房屋搬走时，除了带走我的书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带入新家的。但是，腊月我生日前，T为我编织的红白相间毛线帽子我却紧紧地攥在手里，因为它见证了我们那一段难忘的时光。
因为写几个武打演员的文章总找不到销路，我一眼相中了《武魂》。当我按图索骥来到体育馆路附近的东四块玉胡同时，人家漠然地说：“早搬走了，一年多了。”想通过这条线索追查，没戏。
我又转向附近的报摊，但《武魂》无货。去邮局，总算还有一本过期《武魂》。我急忙翻看社址，发现位于玉蜓桥一条陌生的小巷。再骑车赶到那里，还好，真有留守的编辑没早走，正平静地在电扇旁阅读。
从刺目的烈日下一下来到光线柔和、阴凉的室内，我如释重负地坐在那位编辑的对面。面对突然出现一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不速之客，他有些惶然：“你找谁呀？”“找你。”
这个肤色黑黑的年轻人，听了我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平静地回答：“我们主编在武当山开会还没回来，下礼拜你来看看，他兴许能帮助你。”一个充满希望的承诺，在炎热的伏天，犹如一股甘甜的清泉。
下礼拜，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来到《武魂》杂志社。黑皮肤的编辑不在。一个不足三十的小伙子在电扇旁、我上次坐过的椅子上伏案看稿。明晃晃的身影出现时，他抬起头：“您找谁？”
“你是魏主编吗？”
“我是魏珉。你……”
“我上周来过，你对桌的编辑是否告诉你我要来找你吗？”
“呵，知道，我一回来他就讲了。我略知一些您的情况。您坐吧。”魏珉说着，同时端过来一杯水。
我们就一见如故地交谈起来，那是我与新闻界人士第一次真正平等的对话。这以前，都是浮光掠影、一面之交的泛泛接触。魏珉充满理解地倾听我的讲述，侵占了他整个下午的时间。
告辞时，他态度坚定地表示：“我会向适合刊登你文章、又是我认识的报刊编辑推荐你的，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够打开局面。”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至今难忘。我在跑遍京城大街小巷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之光。很快，魏珉就将《中国体育报》、《中华工商时报》与《体育博览》共两报一刊的编辑与我牵线成功。我分别拜见了三个编辑，当即签订了大批稿约。打开了一扇大门，意味着能打开所有大门。
当我实现了“新的突破”后，我去看望曾两次帮助过我的梁平老师。
我兴奋地告诉他，我现在的稿费收入已经超过了在工厂的工资，我还要进一步打入更多的报刊。他微笑地说：“你已经成了自由撰稿人了！这在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相信中国也会出现这个新职业的。”
这是最早听说将我归类的职业名称，以前我是闻所未闻。
崇文门地处闹市，出了院门，难免不遇到熟人，特别是位于附近昔日工厂的职工。有一次，车间一名下班女工见到我，她惊喜地叫我：“小陈，你调哪儿去了？前两天大家还提起了你。”我说我当自由撰稿人了。她显然不明就里，“那挣得有工厂多吗？”
“当然多了！”我自豪地回答，便信口吹嘘：“一月至少600元！”那时，工厂的平均工资300多元。我的稿费不过刚刚超过350元，但我把600元作为一个目标，提前虚报了。
350元收入，让我的生活捉襟见肘。面临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我没有任何补贴，在工厂的时候，从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受到通货膨胀对我构成的威胁。
 --1991年，我制作一盒印有“自由撰稿人”头衔的名片
自从梁平老师家回来，我便开始设计名片，第二天就制作一盒印有“自由撰稿人”头衔的名片。制版工人端详着我的名片草稿，大惑不解地问：“自由什么稿人？做什么的？”“撰，撰稿。就是靠写稿为生。”
“什么？靠写稿为生？”惊愕地反问。
“对。这名片就是给我自己做的。”
两个月后，汇款单投送的频率加快，同时，样报、样刊也种类繁多起来。东单邮局的邮递员小金，敏锐地感觉到来自后沟胡同5号的住户邮件陡然增多。他不再停靠在门口大喊：“伊夫拿戳！”而是径直地来到我的屋下叩门：“陈先生在吗？汇款。”
小金待我签字盖章后，并不急于告辞。他好奇地向里边探头，想看看我靠什么突然间“财源不断”。勉强栖身的住所，因为脏乱和没有家具，实在有辱尊严。但执著的小金后来还是找机会进来了。“啊！你就住在这样的环境？！”
 --邮递员小金奇怪：凭一支笔，就能不上班？！(1992年)
他奇怪：凭一支笔，就敢不要工作。看到桌上的一沓稿纸和圆珠笔，他连连摇头不解。
不止邮局小金困惑，院内的邻居也投来迷惘的目光。每次出来进去，我只是礼貌地向邻居微笑和简短问候，再无多余的交谈。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不上班，整天闷在屋里，靠什么生活？
是的，我自由了！
现在，终于再没有“忠告”和“提醒”在耳边回响。我终于虽然是被迫、但还明智地选择了最适宜我生存的方式。(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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