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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野生动物：自由撰稿人
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可不是现在这样既时髦又泛滥。它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更是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我孤零零地在新闻界面前孤军奋战，让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单位认识和接受我这只新奇的野生动物！
手持“自由撰稿人”名片，我又依次叩开《农民日报》、《首都经济消息报》、《团结报》、《金融时报》、《中国旅游报》、《北京日报》和《北京工人》等报刊。
有一段时间，我对影视圈报道有些心猿意马，认为我可以向其他领域尝试，甚至想写自己曾经钟爱的小说和散文。不久，《体育博览》编辑于源的一席话，又使我重新认识和安排了一遍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一次来我家取文章照片的时候，我们谈了很久，于源问我为什么选择采访影视圈人物，我说，歪打正着吧，以后还想写文学作品。他沉默良久，说道：“我看不一定非写纯文学作品。特别是你目前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小陈，你应该就这样写下去，凭你的性格和能力，早晚你会成为写影视圈的一个大腕儿！你看，一说写足球就必然提起金汕，你肯定也会有这么一天的。”
真正认识自己，其实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在职业选择上总是抱怨和彷徨，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地认清自己。分辨不出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这话说起容易操作难。不能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潜质和适应点。犹如徘徊在车站，不知道该乘哪一班车回家的迷路者，只能徒劳地望着一辆辆车远去和其他等车人群散尽，自己依然原地踏步地犹豫不决。
重新定位自己，制定近期方向，树立了新的风标，我不再摇摆。
我在魏珉的《武魂》上虽然不能发表什么适合的文章，但是，我们却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我最初的起步阶段，魏珉给予我的帮助是巨大和无私的。有一天，魏珉对我说：“子堃，我给你介绍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吧，他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但近来开始给明星拍照，你们可以互相沟通，联手做。”
我来到位于沙滩的文物出版社，王小宁的工作间在阴冷的地下室内，光线暗淡、气氛沉闷。他当时正坐在天窗的墙下摆弄照相器材，我迎着微弱的一丝白光走到王小宁面前，自我介绍。
这次见面，开创了我们长达数年的愉快合作。
由于有“王小宁摄”，为我的文章提了气。我们采访的演员越来越多，报刊对我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1992年上半年，外地报刊开始向我们约稿了。
一次《戏剧电影报》编辑通知我，让我去他那里领取《羊城晚报》转来的稿费。原来，我在《戏剧电影报》上发表的文章，被《羊城晚报》转载了。他们主动寄来稿费(这是我接受到为数不多的几笔转载稿费之一。迄今为止，我的文章被无数报刊转载，几乎没有主动支付稿费者。即使你找到他们的头上，也死赖不给。)。
很快，山东、江西、湖北等省市报刊相继与我建立了联系。稿约日渐密集，使我开始应接不暇。生产力的不足，已经开始制约着发展了。
我再采访时，就把角度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上，譬如考虑到各地读者的需求、各类不同报刊读者群的口味。采访的视角放大，行文时就采用“套裁”方式，为体育类报刊写就强调体育内容，为妇女类报刊写就向生活方面靠拢，为外地报刊写，然而，“套裁”依然满足不了日益扩大的需求市场。
于是，许多编辑就提议：“您把给别的报刊的文章复写一份给我们就成，只要不是我们当地的报刊。”我对这个提议大吃一惊。这不分明是文人所唾弃的“一稿两投”吗？我断然拒绝。我即使将开头或结尾改一下，也不敢原样复制。
被骤然兴起的扩版潮逼得走投无路的外地编辑再三呼吁：“您用复写纸，顺手给我一份吧，我们等米下锅。”得知我的顾虑，他们笑了：“您的观念真守旧，现在报刊这么多，用稿量这么大，作者却这么少，一稿不多用不是存心饿死我们嘛。”的确，90年代以来，报刊发展速度迅猛，扩版、增刊不断，都使稿源日益紧缺。而绝大多数报刊，特别是报纸属于地方性，彼此之间的读者不可能交叉，从消费者的角度上，不存在他们花多份钱看一样文章的现象。在没有给能覆盖全国的报刊的前提下，从读者角度上讲，不存在遭受“一稿两投”的损失。既然消费者的利益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既然报刊直言不讳地要求，我开始打破了先前的观念，审慎地开始用复写纸给各地报纸投稿。
“自由撰稿人”不仅在影视圈得到认可，在新闻界也见怪不怪了。社会的进步与开放，市场的供求关系，给中国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1992年下半年，我从命运低谷浮出，进入了良性循环的阶段。这期间，一个曾经在崇文区文化馆一同进修文学的伙伴曹振强，也从修表的工作台被我鼓动下来。看到我自由地奔跑，终于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舞文弄墨，他也毅然放弃了每日8小时坐在灯下、一只眼睛带着放大镜，终日修理钟表的枯燥工作。
“我跟您一起干，不能再这么半死不活地混下去了。”虽然与我同岁，但他却一本正经地用老北京的客套称我为“您”。
我们也曾经一同采访过一些演员。但是，曹振强并不适合做记者的工作，他更适宜一人独处地创作。很快他转行写纪实文学。目前以笔名“梅哲”写遍各地报刊，也是一个面向全国、让不少文人嫉妒的写作快手。
进入良性循环阶段，600元的大话早已不是吹牛，小金更加不可思议，我索性将图章交给他，他每天送汇款单不必叫我，而是盖章后直接塞入我的窗内：“你真邪了！眨眼间全国各地的报刊就给你寄钱！”
他开始劝我换件好的牛仔裤：“您看您，穿得太不讲究了。买一件‘比利’牌的，穿在身上肯定换个模样！”我照办了。他又提出新建议：“买台电视机，您别光写呀。”我又听从了。
但买回来后，舍不得时间看那些无聊的电视剧，只是偶然看看新闻而已。
小金又说话了：“您该把发型整整，要不人家会小看您的。”我笑笑，这次没有听从。
1992年秋天，北京市总工会创办了报纸《北京工人报》。一年前，我曾经很想成为那里的一名记者。但此时，这种愿望已经淡漠得让我开始患得患失了。我担心进入一个单位，从此将束缚我的手脚，我刚刚建立的脆弱关系受到影响，我正迅速发展的势头遭到遏止。我更害怕让我采写我不愿意采写的内容与人物，害怕让我接受那些我看不起的领导指挥。
9月，对于我总是转折的月份。从王辛庄回到北京是9月；从机床电器厂偷偷去剧组打工也是9月；经历近两年的漂泊，又是9月，我重新回到体制，名正言顺地做一回记者。
第一任总编胡冠亚很欣赏我的魄力和肯定我的能力。他在筹备创刊的一年中，看到了我散落在各报上的文章，清楚我的前进过程。通过朋友推荐，我们面谈一次。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深入，他仔细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敞开心扉说出了我的顾虑。最后他说：“你是所有记者里惟一没有大专文凭的，人事部感到蹊跷，我当时就告诉他们：如果让我选择，我首先要选择这个没有大专文凭的，因为他的能力我已经看到了！人事部门破例同意。我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在新的舞台，你还要有成为主角的意识！”
“好吧，我来，并且保证做好！”
这个月，我家的房子正好腾退出来。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开始搬家。所谓搬家，只有一个新的电视机和一些书本及衣物。炊具、床、桌椅都是建平家的。从崇文门到前门，两公里的距离，用一辆三轮车就运走了。
告别了始终没有真正收拾的小屋，也告别了一段尚未认真梳理的生活。红白相间的毛线帽子，沉甸甸地托在手里，秋色，在新的居所里又开始重新涂抹。
这一年是1992年9月。(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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