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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神秘关闭
1997年4月，一部被媒体前期炒作得极为轰动的电视剧《大宅门》突然因故停机。由于没有公开报道，关于停机原因，私下里众说纷纭，两个月后也没见分晓。我起初没有关注，但后来在闲谈时，我问不少记者为什么不采访这件事时，他们神秘地告诉我：“不是不想采访，而是里边乱得很，错综复杂，还有黑社会呢！”
到底为什么停机，莫非就因为“有黑社会”势力，使许多欲前去报道的记者裹足不前？！我感到有些意思，虽然屡遭暴力恐吓，不过是几只“叫唤的狗”而已，但能通过采访《大宅门》纠纷，真正直接地与“黑社会”短兵相接，那才是意外收获。
确认没人染指《大宅门》，我便兴奋地开始了采访、调查。
导演郭宝昌一方，听说是我要采访，当即表示欢迎。我一看、一听，郭导演不像与黑社会有什么关联。我合上他们提供的文字资料后，告诉他们我还要采访对方——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那你可得小心……”剧组中一个人脱口而出。“怎么？”我精神大振：“是黑社会吗？”郭导演看一眼多嘴的下属，对我说：“你试试吧，他们可能不肯接受采访，许多记者碰过钉子。”
当晚，我向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希望尽快采访他们的呼吁。深圳的长途很快打来：“我们不想接受采访！”简捷、坚决的回答。
“我想你们先不要急于接受或拒绝，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让你们考虑充分后再做决定。”
“不用一天，现在就可以决定——拒绝采访。”这个叫葛澎的女人态度非常强硬。“那好，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我有权利报道，当我的文章没有你们的声音时，你们别后悔！我该做的已经做了。”
“如果你写了，我们就会告你！”她像对待下属一样。莫非这就是黑社会的序幕？我有些兴奋，仿佛初到后台看化妆或卸妆的演员一样。
“告我？这有什么？我鄙夷地回敬她：“别用这个吓唬我，我惟独不怕官司！”
“你到底是哪个报的？”葛澎显然被激怒，“我跟你们总编谈！”
“对不起，我没有上级领导。”我笑了：“你别激动，还是那句话，你们再考虑考虑，明天这个时间等你消息。”
葛澎女士余怒未消，有些不情愿地挂上电话。
20分钟后，没等24小时，葛澎回话了：“伊夫，我们商量了，决定接受采访。”
“怎么这么快？别后悔啊。”
“我问了好几个影视圈的人，他们说你的杀伤力极大，但你是正派的。”柔和的女中音顿时与刚才气势汹汹的女强人判若两人。
“杀伤力大小倒无所谓，‘正派’的评价是准确的，那我就不再做自我介绍了。你们先准备好有关材料吧，我会很快趁赴深圳开会的机会见你们。”
数日后，我来到深圳。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蛇口，总裁在新加坡没有回来，总裁助理吴制宇、海王集团下属的海王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澎女士双双接待。两位律师也坐在一旁，我直奔主题，几乎删去所有寒暄、客套。
友好的气氛一直包围着我们，丝毫没有黑社会的杀气。
温柔而不是强硬的葛澎，通情达理；不乏儒雅气度的吴制宇以及两位文质彬彬的律师，怎么也不能与“黑社会”衔接。当然郭宝昌导演也是艺术家而不是痞子式的电影人。假如，我也被所谓“黑社会”误传所吓倒，那不仅失去了一次报道机会，同时也让双方蒙受不白之冤。
临回北京前，吴制宇再次与我见面，他真诚地希望我传递信息：如果对方愿意友好解决，我们会立即响应。至于报不报道和怎么报道，他完全尊重我的选择。我答应回京后，立即向郭宝昌导演转达诚意。
葛澎最后不解地对我说：“我怎么都难以想象，你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竟然与‘杀伤力极大’能联系起来？”我想说：“我也无法把你们与黑社会联系起来呀。”但缄默了，因为我若说出，她肯定要怀疑是对方的诋毁，无意中激化矛盾。便改口说：“沟通才能理解。”
回到北京，许多记者看到我安然无恙地回来，纷纷问我结果。我先反问：“你们说的黑社会是指深圳海王吗？”“我也是听说，剧组里多次有人发出威胁：‘黑道见！’”我不再深究。如果有谁还不懂“以讹传讹”这句成语的含义，那就看看这段文字。
文章很快“炸开”。
《大宅门》为何关闭？
《大宅门》是一部反映北京老字号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从剧本的立意和结构上看，拍摄出来无疑会成为一部受观众欢迎的上乘之作。但因剧组内部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至今只好令人遗憾地处于搁浅状态。
作为该剧的编剧暨导演郭宝昌，首先声明自己并没有申请辞职，是制片人单方面解除了他的导演职能。但他承认，自己曾说出过“如果葛澎不辞职，我就不能再干了”这样的气话。前提是郭宝昌认为制片人葛澎女士是个外行。比如在对待各部门的预算问题上一筹莫展，只好请他来协调。为此，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力而没有机会与演员进行必要的艺术交流。
57岁的郭宝昌对《大宅门》制片部门的“无能和外行”表示深恶痛绝，他举例说明：3月12日上午9时，预定在北京中山公园拍摄，但由于制片部门的原因，使摄制组人员直到10时30分才姗姗来迟，由此贻误了时机。不料下午原订于13时30分在欧美同学会拍摄又被推迟到14时40分才陆续赶到。郭宝昌因此大怒并承认气愤得破口大骂，第二天，导致了第一次停机。
郭宝昌恢复工作的前提是：把不称职的制片主任周治初撤掉。21日，第二次开机。不到十天，在人事安排已陷入了无法调和的拉锯战的《大宅门》剧组，被迫再次停机。郭宝昌称葛澎名为裁减冗员，实则排斥异己。尤为明显的是化妆部门、摄影部门和制片部门。
对自己用了四十年的心血写出的《大宅门》依然恋恋不舍的郭宝昌表示：目前已有多家愿意投资拍摄《大宅门》的单位找过他要求合作，因此，今天仍以《大宅门》总导演自居的郭宝昌，断然拒绝投资方对他“艺术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指控，不承认深圳海王集团和北京电视台在4月22日给他有关《大宅门》剧组的“会议纪要”和“决定”。
作为这部大型电视连续剧的投资方——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此投资一千余万元，《大宅门》是他们第一次影视方面的投资，理所当然地希望能初战告捷。但是鉴于导演和制片人目前无法和平共处，又由于与已花数百万元买下首播权的北京电视台对已经拍摄出的素材片有着较为一致的艺术评判，他们也感到继续用原班人马拍摄是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任。海王集团总裁助理吴制宇先生对于郭宝昌导演本人始终表示了敬意，但他也认为郭导演在某些主要演员的人选上存在失误或者至少是化装的不成功。出于对收视率的担心，吴先生必须要考虑严峻而现实的资金回报问题。
海王集团下属的海王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澎女士，是《大宅门》的制片人，也是停机原因矛盾的主要一方。数年前，葛澎女士曾经在5集电视剧《未有终点的跑道》里，也是作为制片与郭宝昌导演有着愉快和默契的合作，从而打下了再次联手的基础。而今，葛澎承认自己驾驭不了50集如此规模的制片工作。处于导演和投资人中间的葛澎女士称：她既要对导演也要对海王集团负责，因此她为能满足导演的艺术要求又不开支过分膨胀而大伤脑筋。
尽管最终不欢而散，但葛澎坚持认为她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即看中了《大宅门》的艺术水准和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针对造成第一次停机的直接原因，葛澎与郭宝昌的解释截然不同。葛澎为制片周治初作了辩解，即“两会”期间使北京交通严重阻塞，使上任第一天的制片周治初非常被动。而导演自己乘小车拂袖而去，剧组茫然而只有返回距市中心较远的驻地，因此，得知下午仍在市内拍摄再急忙赶来又贻误了时间。她还断然否认裁减冗员的目的是为了排斥异己的指控。
《大宅门》的总策划、前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林毅先生，至今仍在期待着还能继续拍摄，不论是谁来导演或投资。因为他已经投入了两三年的时间和精力策划并坚信这是一部好戏。
正因为抱有这一线希望，63岁的林先生不愿把话说绝。不肯轻易发表不利于此剧拍摄的言论。《大宅门》一波三折的结果他是间接得知，缺乏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虽然他尽力补台，但如果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而搁浅的话，至少不希望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被扼杀在摇篮中。耐人寻味的是，林先生表示：假如《大宅门》从此不拍，他可能对此会表达得更详细和充分。
五月初，被海王集团选中接替郭宝昌的导演王扶林表示：请他导演《大宅门》时，他看中了《大宅门》剧本的上乘质量。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剧本，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别致新颖的角度，显示出了编剧扎实的艺术功力。王扶林称赞《大宅门》的编剧郭宝昌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对于导演来说，好的剧本和足够的资金再加上优秀并且齐心协力的主创人员，就是成功的保证。于是，王扶林在制片方真诚的恳请下，同意接受邀请。但鉴于遗留的问题尚未解决，他目前还无法开始工作。他还特别提出：如果他正式执导的话，他必须要和编剧有直接接触才能保证艺术的质量，尽管目前这种想法似乎是不现实的。
男主角陈宝国是一个埋头工作的演员。因此对于剧组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一直充耳不闻。但得知导演不干后，他立即依照着“圈里的规矩”，随导演而离去。毕竟他与郭宝昌导演用了一年时间、心血来探讨《大宅门》和他所饰演的角色。尽管对剧本和角色他有着双重的眷恋，尽管他为此而徒劳地耗费了一年的宝贵时间和丧失了许多更加诱人的机会。
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数份“关心《大宅门》的知情人”提供给中宣部、广电部和北京电视台以及海王集团总裁的反映材料，大意是把造成停机的责任归咎于葛澎女士。
现在，有关各方都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的不是先追究谁的责任而是用怎样的方式使已关闭的“大宅门”能够再次敞开，目前仍没撤销拍摄计划的海王集团认为：如果郭宝昌坚持自己导演，可以买回版权，并非“覆水难收”。而郭宝昌也仍然希望自己来执导，两全其美地让双方都能接受地解决这场纠纷当然很难，但有理智的双方将会很快地找到适当的开门钥匙。
有趣的是，各方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制片人制”和“制片人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因认为导演不适而被制片人中途无情炒鱿鱼的事件已不罕见，原因也多种多样，被炒掉的导演有的是不适应快节奏的拍摄方式，不能达到制片人多快好省的目的；有的是家族式操作，任人唯贤违背艺术规律，拍摄效果不能使发行前景乐观；还有的是导演水平低下，无法胜任其工作。另一方面，只要效益的制片人惟利是图，只求省钱、快拍，让对自己艺术生涯负责的导演无法忍受；或外行的制片人对导演的艺术创作横加干涉、胡乱挑剔，使导演哭笑不得；更有的制片人自恃有钱，非把自己宠爱的人安插为主角而遭导演拒绝。
那么，《大宅门》属于哪一类呢？
回京当晚，我就急忙与郭宝昌通话，忠实地转达了吴制宇的诚意。郭宝昌表示感谢，我提议他们不妨坐下来谈谈，郭导演认为可以。
《深圳特区报》刚刚发表，葛澎就打来电话：“伊夫，我是葛——澎！”将“葛”字略拖长、“澎”字为重音。“你的文章我看了，我准备起诉编辑何冬雁！”
“别，要起诉就应该起诉我，何冬雁没有责任。”我仿佛又听到第一次葛澎的声音。
“不，你的文章无可挑剔，你写得很巧妙。但是，何冬雁做了删节，把我的话断章取义，并且她的标题也有倾向性。”
“你怎么能证明何冬雁删节了我的文章？还有，她与郭宝昌又不认识，倾向性根本无从谈起。”
“我也看了今天的《羊城晚报》，人家的编辑就把你的原文全保留了，让我们篇幅都对等。我要找他们报社领导！”
我劝她不必兴师动众，如果自己真的委屈，可以再另写一篇反驳文章，争取让何冬雁辟出版面。而且，文章是我的，我不能让别人代我受过。
她继续诉说着自己的委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她还对我与吴制宇的单独会面有些顾虑，认为吴制宇可能流露出对她工作不满的情绪。我理解处在矛盾漩涡之中时一个女人的复杂心情。作为下级，《大宅门》的关闭给公司首先造成了经济损失。任何一个争强好胜的人，都会在上级面前无地自容。其实，我要求单独与吴制宇谈，只是想摆脱当事人激动情绪，让吴制宇更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这场纠纷。事实上，吴制宇也并没有埋怨葛澎。
我安慰她不要多疑，保证吴制宇没有责备她半点意思。但她依旧心事重重地说：“可是从文章里你引用郭宝昌的话，分明是我无能、我造成的这种结果……”
“作为对方的指责，这只是一面之词，你不是也反驳他们了吗？最主要的是，吴制宇没有因为这些一面之词怀疑你的能力。”
“……”葛澎依然不想停止诉说。但是，我不能不接电脑旁的另一个电话。“葛澎，对不起你先挂上，好吗？我要接那个电话。”
片刻，电话铃又响。“我是葛——澎！”依然是将“葛”字略拖长、“澎”字为重音。
依然重复刚才已经探讨的话题。
另一个电话铃又响。
片刻，电话铃又响。“我是葛——澎！”依然是将“葛”字略拖长、“澎”字为重音。
依然重复刚才已经探讨的话题。
持续数日，葛澎从最初的阵痛中复原过来，她最终放弃了起诉何小姐的打算。
几年后，《大宅门》新的投资人出现，依然是郭宝昌导演，但演员更换多半，播出前很被行家看好。时过境迁，葛澎在《大宅门》上的痕迹渐渐隐去。(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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