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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1月23日)，就是前面所说的，马云通知我：你又被告了。
距与北京电视台的官司了结刚一百余天，我又得二进宫了。
开庭的前一天，我偏巧还真的南下华东地区。但不是到上海为了我的官司，而是到南京为了袁成兰上诉的开庭。我在南京逗留数日，南京记者拿着上海《解放日报》对我说：“
你看，这里边提到你的官司昨天开庭，称第二被告伊夫没有出庭，不料你却跑到这里为了别人官司忙活呢。”
我没去是对的。一周后，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寄来审判结果的通知书，称原告当庭撤销了对我的起诉，并让我寄回回执。我没有理睬他们请求，将其仍置一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前从来没有过，无论我多么忙碌或对方请求重要与否，我都会及时回复的，哪怕仅仅是简单的三言两语。
一个月后，杨浦区法院再次来信，恳求我协助他们做好善后工作，并且还随信寄来一枚50分邮票(当时邮资)。我寄回了回执，附上两句话：“本不想寄回，故意让你们感到烦躁的，因为这样你们就会理解我当初为什么对此非常烦躁了。”马云又开始催促我交答辩状，我告诉她开庭前我肯定给她的。现在先不做无用功，因为我断定他们最终会撤销的。“我的文章无懈可击，他们绝对是胡搅蛮缠!”描述我的官司时，我只能采用这种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法，因为他们穿插、相接在一起，在短期内同时向我袭来，我想馒头一口口地吃都不成。
我看了起诉书，不仅起诉我，还将《中国演员报》、《消费时报》、《天津工人报》和《金陵晚报》一同拉上被告席。起诉的大意是称我的“文章以捏造事实的手法、采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原告进行了人身攻击”。“作者借他人之口叙事加议，给人以貌似公允的假象、实际完成了对原告名誉的的损害和人格的侮辱。”和“要求在全国非专业报刊上赔礼道歉，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80万元。”
不错，比起财大气粗的北京电视台，郑效农少要了20万元。我依然是不用聘请律师，因为没有什么需要为我辩护的。我知道按照常规，原告起诉的目的就是虚张声势，妄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他们是受害者，从而转移了人们对他们产生经济纠纷真正原因的注意力。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即使号称有“高法”做主、撑腰，他们对我的文章也无可奈何，想让我“赔礼道歉”，只能是竹篮打水。
这时，有一个律师武堪出现了。他曾经给方青卓的君合影视公司做法律代理，他是通过一个北京市中法的朋友与我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他喜欢我的文章和人格，一直关注我的动向。他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文章，起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你不要为此分心，我会帮助你应付这一切的。”
这位大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承诺不仅此次而且还终身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我很感激武堪的慷慨，在许多律师都一门心思地盯住标底大的经济官司之际，他却要无偿为我伸张正义。
“你捍卫了社会正义，我作为律师有义务支持你。”他的道理很简单。
巧合的是，对方的律师竟然又是巩沙。一次电话中，在与巩沙谈起我又面临一次诉讼时，我随口问一句：“不知他们的代理人是谁？”巩沙半天只笑不语。
“莫非是你？”
“嗯。”
“好呀，咱俩是死对头了。”
“我只是代理人，我没起诉你。”
“一样。好吧，我不会对你再多讲有关官司的半句话了。不过，我想谢谢你上次的重要提醒，我现在的文章注意保护自己了……”我突然想起上次他非正式的一句话“以后再遇见你的官司我回避”。
“但可能还有漏洞。”
“我不是执法人员，不可能得到最为精确的数字，但事实不会有出入的。无懈可击的可能是外交文件或工具书，但不是新闻报道。”
自从1992年与《消费时报》周末版主任王卫平相识，我们的合作就非常愉快。这是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资深编辑，对影视圈的丑恶现象非常痛恨，以前一直苦于没有大胆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当他与我相识后一拍即合。我的每一篇批评文章都是在他那里首先发表的。“我先发，要告先告我们。反正总得有出头鸟，慢慢就会带动更多的报刊加入我们的行列了。”王卫平说。
从批评中央乐团管理混乱到揭露《广告人》行骗过程，王卫平与《消费时报》始终坚定地与我并肩征战，击退一次次威胁和恐吓。捍卫了舆论监督的权利和我们人格的尊严。当得知我们成为共同被告时，王卫平在接受采访时称：“伊夫是一个非常珍重自己名声的作者，他的采访历来以及时、扎实、客观而著称，他不仅是我报，也是全国各地无数报刊值得信赖的作者。他在我报发表了那么多尖锐的文章，却没有一次出现过问题，我们对他和他的文章是信任的。因此，我认为这场官司是无聊和荒唐的。”
王卫平气愤地表示：我们考虑对原告进行反诉，如果原告一意孤行地坚持不肯撤诉，我们不能容忍这类无理取闹，我们有权利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我们的名誉不受无端侵害。
幸好我的情况各地媒体都非常熟悉，否则，根据“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为真理”的理论，这样动辄诬蔑我是“捏造事实”、“制造混乱的根源”，长此以往也会给不明真相的读者和媒体造成不良印象。曾经就有一家江西报纸的编辑，认识我以后道出他当初的困惑：“以前真以为你没有职业道德，总是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才被告呢。可后来一是发现所有你的官司都虎头蛇尾，没有下文；二是我奇怪这么一个专爱造谣的作者，居然全国各地报刊都认不清他?!”
如果说，我开始写《四人办案组》文章时是非常客气和客观的话，那后来成为被告时，我可就不会留情面了。在继续探讨影视圈内为了经济利益尔虞我诈现象时，必得拿《四人办案组》发生的经济纠纷为例。在提到关于司法公正话题时，也要把那句著名的口头禅“我们高法有人！”隆重推出，让更多人领教一下。
干打雷却没有雨的日子里，我在一次活动中与巩沙不期而遇。我迎面第一句话：“咱们什么时候法庭见？”
巩沙笑而不答：“你急什么呀。”
“我还等着下一个呢，完了一个少一个呗。”
“你少写点儿，不就全踏实了。”
“不是有句挺革命的话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我一天拥有话语权，就不会停止我的声音！”
事隔两年，我早已忘记了这场官司的时候，又在一次活动中见到巩沙，突然想起我们还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唉……”他忙打断：“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别问了，早撤诉了。”
“撤诉？什么时候？马云也没通知我呀。”
“早了。通知你，没准儿你也弄混了呢。”巩沙依然是一副含而不露的笑容。(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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