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人生是个不停逃跑的过程，总觉得生活应该在别处，另一个地方也许能让烦恼消散、更美好，于是就去找，可到了那地方，仍然是失望。他只能继续走，或者回去。
三座城市，戏梦人生
文／弥散
西安：爱恨交加的家乡
郑钧、张楚、许巍。这三位才华出众的歌手影响了中国一大批人的聆听倾向和思维方式，他们均自创自弹自唱、深入思考、注重旋律、感性而忧郁，并且都得到了主流歌迷和摇滚铁托的双方认可。这些相似之处让人们的注意力不自然地集中到了他们的家乡——西安。客观地看，西安不过是众多相对北京来说音乐资讯匮乏、氛围浅淡的城市之一，但有这三人的存在，人们更愿意赋予这座古都某种人文气息，并确信正是她孕育了他们。
郑钧如此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城市古老、节奏慢、沉重，连空气都是滞重的。这种环境很能培养创作型歌手，都是喝着苦水长大的，提起笔写的都是痛苦，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所以西安的艺术家会有些共通的地方。”
那么西安对郑钧的创作有哪些影响？他的表态让人出乎意料：“西安在音乐上对我没什么影响。”他提到了许巍——众所周知，许巍音乐历程的起点是西安，在西安听音乐、学吉他、组乐队、创作第一批作品——郑钧说，自己和他不同，当时没有机会介入西安的音乐圈子，对西安的音乐也没有接触。事实上，20岁之前的郑钧，别说接触西安音乐圈，对于摇滚乐他还没启蒙呢，“那时我根本不喜欢音乐。”
关于西安，郑钧更愿意讲述生活。
“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恨来自于他痛苦的经历。郑钧5岁的时候，父亲患上白血病，随后的两年内一直住在医院。郑钧说自己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7岁那年，某天大姨把他带到医院，说见父亲最后一面，等到了之后，父亲已经去世了。“紧接着家里的生活就乱了。治病花了很多钱，家里不宽裕，妈妈要还债、养活两个儿子，每天都在外奔波，非常忙碌。那时哥哥正处在青春期，经常暴打我。我的童年生活比较灰暗。”
他的少年生活也不安稳，母亲工作的调动致使他频繁转学，光中学就上过四所。“每次我到一个新的班集体，男同学总是不怎么接受我，初中时我每天干的事就是打架，学习成绩很差，后来只考到一所高中的普通班。成天跟一帮没有什么希望的人在一起，学习越来越差。”
“直到高三，我才醒悟了，觉得如此下去肯定考不上大学——我们全家都是大学生，如果我考不上，就成了唯一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将会终身遭到他们的歧视。所以我洗心革面，主动要求妈妈给我转学，每天两点睡觉、六点起床。可是因为基础太差，第一年还是没考上。第二年重考，在家里自学、上补习班。每天顶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哥哥给了我一些侮辱，在这种侮辱之中，我终于考上大学了。那时我妈妈已经是大学教授了，她希望我能到她那所大学去读，可我执意要报考其他城市的学校。火车开的时候，学生们都在哭，惟独我在笑，当时我心里想，终于逃离这座城市了。”
说完停了一会儿，郑钧忽然自己一个人笑出了声：“我忽然想起来我哥哥那时对我实施的各种侮辱手段，觉得特别好玩。”实际上，正如此时他回忆当时被侮辱时忍不住发笑、提到“歧视”、“暴打”、“压力”等字眼时神情逗乐一样，如今再回头看童年的种种痛苦，郑钧只觉得温馨，仇恨反而没有了。他说，家乡和家庭一样，都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当他真正离开西安并与它越来越远时，才发现自己终究是深爱着这座城市的，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情感。
“我小的时候从来不会唱陕北民歌和秦腔，但我做歌手以后，有次张口唱了首陕北民歌，在场的人都惊了，他们说我唱得太地道了。这些东西是被注入到血液里的，没办法改变。要么你看爵士或R&B玩得好的都是黑人呢。”西安作为家乡，对郑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杭州：最美好的大学时代
郑钧对杭州的赞美溢于言表。“如今我回忆起在杭州的日子，真的非常开心。”
坐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他来到杭州，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这个城市非常漂亮。人们都比较富裕，没什么进取心，生活得散漫惬意。东西很好吃还便宜。每到周末的黄昏，大人们带着孩子往西湖边一坐，吃着自带的小吃，边聊天边赏月。”郑钧这个“苦孩子”，在看到西湖的景色和湖边的情景时顿时热泪盈眶，“当时我说，这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
在杭州电子工业大学读书的四年，也是郑钧对音乐启蒙的时段。英文是郑钧所属的对外贸易专业的重要课程，光教口语的美国老师就有7个，这些外教主要向他们讲述美国文化。郑钧回忆说：“有天老师走进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讲美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摇滚乐。接着他就放了Bruce Springsteen(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音乐，给惊着了，他的嗓子非常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唱歌，唱的还都是是美国的草根文化，”他当即模仿着唱了一段，“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刻爱上他的音乐了。”
随后，他开始大量接触国外音乐，一些诸如披头士(The Beatles)、滚石(The Rolling Stone)、大门(The Doors)、齐柏林飞船(Led Zepplin)、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英、美六七十年代当红乐队都吸引着郑钧，年轻气盛的他尤其偏好金属(Metal)和硬摇滚(Hard Rock)风格的音乐。“当时有一支Hard Rock是我最热爱的，就是AC/DC。这是坏孩子的音乐，跟我叛逆的性格太符合了，我一听就喜欢上了，他们对我后来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
1987年的杭州，少有人听说过摇滚乐，而彼时的郑钧却想组一支摇滚乐队。他找到了几位会弹木吉他的同学，可是他们只会弹齐秦、罗大佑的歌，使起电吉他来怎么都不像回事。“我让他们多练习，自己也买了把电琴，对着重金属的谱子自己摸索，废寝忘食、日复一日地苦练，课也不上了，着魔了，疯了。把本来就少的伙食费攒起来，勤工俭学，帮美院的学生卖画赚钱，发动我们班的女fans为我们募捐。”凑够了七八百块钱，他们终于有了电吉他、音箱和效果器。
郑钧向记者细数乐队当时的事情：
“我的吉他是上海美声产的，两百块钱，真的特别差。但第一次弹电吉他的感觉终身难忘，声音是从音箱里出来的，失真太有力量了，太完美了！
我们每天在宿舍里狂弹，宿舍里的人被我们震疯了！
有次我妈妈到杭州出差，她抽了两个小时时间特地到学校看我，结果这两个小时，我一直在给她弹摇滚乐，她以为我疯了。
后来在学校演出，各个晚会我们都会登台，唱的是崔健、罗大佑和国外经典摇滚歌曲。
又在杭州范围内演。我们所向披靡——那个时候，杭州根本没有摇滚乐队。
当时我们真的很有名！
我们乐队的那几个人，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技术最差的乐手……”
显而易见，这支名叫“火药”的校园Copy乐队有着郑钧无数美好的回忆。然而音乐于郑钧来说并不是杭州的全部，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如此喜爱杭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城市里有他人生中的第一段爱情。
之前他从来未“正式”谈过恋爱：“上中学的时候我比较自闭，女生们对我都特别好，可我从来没往那方面想，不屑跟女生接触。要上大学了，哥哥警告我，如果我在大三之前谈恋爱，他就打断我的腿。到大学后，我们班女多男少，女生们都很优秀，学习好，长得也漂亮，那时有不少人追我，可我特别傻，总以‘我物理作业还没写完呢’或者‘我家里不允许我谈恋爱’拒绝人，后来我们班女生都不理我了。”
郑钧经常为学校的晚会主持节目，“那个女孩”则常在晚会上唱歌，郑钧说她的英文歌唱得特别好听。他们俩都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在一起工作，于是日久生情。到大二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定成熟了。“我这才发现，谈恋爱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第一次感受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那首唱醉了无数人的《灰姑娘》，正是郑钧为其初恋女友所写的。尤为可贵的是，与大多数短暂的校园恋情不同，这段爱情持续了15年，两人于去年1月12日举行了婚礼，并有一个5岁的女儿。
大四是学生们考虑自己去向的时候，是作个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还是去作歌手，无疑是郑钧的矛盾所在。一方面，强烈的唱歌梦让他开始尝试创作，去杭州歌舞团学习声乐，甚至跟团走穴；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条路不靠谱，也毫无机会，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才是正道。毕竟，大学时期他的创作没有任何章法，作品也显幼稚，更不认识任何音乐人。他仅仅是在玩票，像他这样的文艺男青年，遍地都是。
三思后，郑钧最终决定退学，去美国留学。
北京：艺术圣地，生活家园
很多人的命运在北京彻底改变了，郑钧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取签证而被伯乐相中的事情广为流传，人们都为郑钧庆幸。
郑钧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从被郭传林相中到与红星正式签约的三个多月里，他不仅生活拮据、颠沛流离，精神压力也空前得大。眼望着等候了两年、意味着一片光明的留学机会就在眼前，唱歌的欲望好不容易按捺了下来，偏偏有人——还是黑豹的经纪人——来挑逗、煽动它。与此同时，签证有效期是六个月，这意味着，北京和美国，他只能二选一。
郭传林对他说，我告诉你，你绝对有戏，来唱歌吧，我给你作经纪人。嫂子则说，你疯啦？！郑钧头脑一热：让我唱吧，不行我将来开出租车也不抱怨半句！
“那时红星的老板不在。我在大学乐队的吉他手家住了一个月，在北二外表弟那儿住了一个月，四处混了一个月，又搬到四哥(郭传林)家的老房子里，老板终于回来了，要我去见他。我那时牛仔裤上全是真的、天然的洞，破球鞋，头发过肩，脏乎乎的，还特别瘦。带上小样，骑着破自行车就去了老板住着的豪华酒店，他拿了小样后让我回去等消息。第二天，四哥给我打电话，说老板要跟我当晚就签合同。那天下午，我和四哥约在了人民大会堂门口，他教育了我一下午，告诉我作歌手以后应该注意的事情。晚上我签了合同，老板给了我3000块钱预付的版税。”
“这条绝路终于到头了！”晚上郑钧回到住的地方，把钱和和约放在床头，和女朋友抱头痛哭，一夜难眠。
从1994年起，郑钧以歌手的身份站到了众人面前。正如郭传林所预料的那样，他一炮而红。11年过去了，郑钧已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最有资辈的摇滚大腕之一，他拥有5张个人专辑、数首经典歌曲、无数奖项、一本小说、一个牧场、一家唱片公司、一个酒吧以及一个家庭，由这些衍生出的事件大多发生在北京，可以说，北京见证了郑钧的蜕变。
郑钧说，北京是他的家，是他去过的所有城市中唯一让他真正热爱的。“这个城市热爱艺术、热爱音乐，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艺术家，是艺术家的圣地。北京还是座平等的城市，你从一个人的穿着打扮上不容易看出他有没有钱，上海可不是这样。而且北京是个能让我放松和乐观的城市，在这里生活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面前的郑钧，神态语调、一举一动，已染上了很多属于这个城市的特殊气息。他说自己将会在北京长住下去，对这个城市已有了依赖性。
人生是个不停逃跑的过程
与郑钧有故事的城市远不止这三座。拉萨，《回到拉萨》的灵感来源地；香港，《第三支眼》的制作地；上海，郑钧第一次演唱会的举办地；深圳，郑钧肄业后去那里找哥哥；纽约，太太和女儿的居住地……
郑钧说自己是一个行者。虽然身体曾呆在各个城市中，但他始终没为其中的任何一个真正停留过，他的心灵是流浪的。他说人生是个不停逃跑的过程，总觉得生活应该在别处，另一个地方也许能让烦恼消散、更美好，于是就去找，可到了那地方，仍然是失望。他只能继续走，或者回去。或许某天心血来潮，郑钧就要买张机票去别的城市，他喜欢碰到不同的人和事，喜欢旅行。他说，旅行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生命本身也是次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