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在位于东五环外一个社区会所的桌球室里进行，由于鼓手苏阳尚在上海，因此只见到了肖玮、刘乐和大乐，3个人身上很少平常所见到的“圈子气”，肖玮口才很不错，思路清晰敏捷；刘乐身上有一种书卷气，看上去像作家；而大乐则一改10年的张扬，变得沉默内敛。3个人住的地方不算太近，当天刚好也是到主唱肖玮家中为新专辑中的音乐做简单的排练。采访过程一直很轻松，大多问题都是肖玮作为代表来回答，大乐和刘乐在一旁边打桌球边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几个大小伙还非常谦虚，作为国内成军比较早并有着辉煌过去的老牌乐队。他们一直强调自己在技术上的业余。
不提复出 从未离开
记者：你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怎么在媒体露面了，怎么看待这次复出？
麦田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我们不认同“复出”这一说法，也不想拿这个词儿来说事。大家说我们复出，可能是觉得这几年我们都没怎么在媒体露面吧，但我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音乐，从2001年到现在也一直进行着创作和排练。我们倒觉得奇怪了，没出专辑出来干什么呢，总有新闻见报，那些事情都跟音乐没关系。
记者：那你们的新专辑准备得怎么样了？大概什么时候能出？
麦田：新专辑准备了百分之十吧，不过这个百分之十特别重要，音乐的动机和编曲走向，都基本完成了，剩下的主要工作就是录音。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儿有挺大一部分在2001年的时候就完成了，这期间我们还曾经有一个键盘，因此在编曲上肯定与现在有些不一样，但他的个人生活太忙，保证不了排练，后来又退出了。键盘那一部分又只好淡化。本来新专辑是计划上半年能出，现在来看还定不了，听候公司安排吧。今年内应该能出。
记者：新专辑和之前的两张有什么变化呢？
麦田：其实想起来挺好玩，第1张专辑出的时候是1998年吧，但那些作品在1994、1995年时候就有了。第2张和将要出的新专辑也是这种情形，作品动机基本上在前几年就完成了，专辑来得慢一些。当然，前面也说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了新的东西，会加进去，主要是编曲、配器方面。录第2张专辑的时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接通过电脑完成的，听起来已经不像乐队了，新专辑在这方面会加强一些，回归到以吉他为主的乐队风格。
记者：你们之前两张专辑的制作人都是张亚东，听说新专辑也是，作为一个很风格化的制作人，你们觉得在和他合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影响？
麦田：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好的制作人不是去改变歌手原有的动机和想法，而是加以完善。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这个效果，他能完成，那他就来做。也有可能他觉得换一种方式可能更好，然后他就给我们听。但如果我觉得还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好，那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个说服的过程。
音乐的差距比足球更大
记者：你们乐队的名字来自塞林格的小说，而有一首歌《在路上》又是“垮掉的一代”的标志性作品，请问你们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大吗？
麦田：应该说有，但不是特别明确，它们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一些优秀的西方音乐。其实在写歌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特别有针对性，一般都是先有曲子，再填词。歌词首先是为了音乐的需要，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是那种琢磨不定的，飘忽的。你不能直接从中找到什么，但每次听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那种你一听就明白它想告诉你什么的音乐，听了几次就不想听了。就像我们喜欢听国外的音乐，其实大多数人都不能听明白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但就是会被打动，这才是音乐的力量。
记者：那在你们的创作中，文字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到旋律的创作？
麦田：我们平时也会突然想到一句什么，然后就拿笔记下来啊，但在作曲的时候，绝不会为了这句话，而去考虑用什么样的旋律来把它唱出来更合适，也可能到最后这句话根本不会用。现在有些乐队就是，为了要讲出一两句自以为有意思的话，非要拿一段旋律在那里拧着，听着怪难受的，这样对音乐是一种损害。
记者：你们觉得现在国内音乐和西方音乐差距大吗？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麦田：我认为目前中国音乐跟国外的差距远比足球要大。总是说中国足球跟国外差距大，但我觉得流行音乐差得更多，只是音乐不能像足球那样进行比赛。而且我觉得从业的大多数音乐人，态度都不太端正。不过欧美音乐的神话时代也过去了，像以前“大门”、“平克·弗洛伊德”那样的乐队也很难再有了。虽然西方的唱片工业相比国内还是非常发达，但国外已经开始在网上卖单曲，0.99美金一首啊什么的。提供一个两三分钟的试听，但假如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样的乐队，可能连前奏都没听完，你让人家怎么买？！早些年，我们通过磁带听，一圈一圈的，总算还能感觉到具体的存在。后来有CD了，就是一张盘，再后来像MP3，就更是数字化，说格掉就格掉了。那些让我们感到力量的东西正慢慢减少，但我觉得它不会消失，它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