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以来，能否前去参展、参赛和能否“载誉归来”，便成了中国电影人的苦苦追求和两代导演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必讨论以往哪部影片属于“获准参赛”，哪部影片算作“违规送展”。近20年来，摆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电影，一次次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上，展示了我们文明古老的东方文化和具有特色的社会形态，展示了曾被外界感到神秘和困惑的我们生活的各个侧面
。我们众多的参赛片在与各国影片一比高低后，陆续在从第三世界电影节到A级电影节上获得一系列奖项。且不论是什么级别、类别的奖项，客观上都赢得了荣誉，即为国增光。
当世界对我们的电影好奇和我们对国际电影节的好奇都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哪些影片又去什么电影节以及采取参赛方式是“明媒正娶”或“私奔”，公众都渐渐不再关注、失去了最初的兴奋。
正如以往国内颁发金鸡奖、百花奖一样，除了导演们和影视娱乐记者外，观众普遍反应冷淡。至于今年哪只“蝴蝶”飞往了戛纳的棕榈树，远不比周星驰与张卫健撕破脸对骂、那英与崔健展开口水战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当一部能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不再上升到“为国增光”的政治高度，没有获奖也不必激动地指责是“意识形态偏见”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以从容与平和的心态，仔细梳理、回顾各种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作用和影响等这些获奖以外的问题了。
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爆出一个小插曲——文森-卡洛导演的《布朗-巴尼》参赛片，被抨击成“本届影展最大的丑闻”。作品被舆论嘲贬，在国外并不新鲜(不像国内某些大牌导演，媒体批评其作品后立即给予坚决的反击，并以新发现的口吻警示：这是想借骂名人出名)。有趣的是，这位无地自容的导演在戛纳为此不得不公开致歉：“如果你不喜欢这部影片，是对的，因为拍摄《布朗-巴尼》电影是一场灾难，如果你去看这部电影，无疑是在浪费时间！”
事前曾信誓旦旦地对投资商发誓“一定拿个大奖给你！”的低能导演，虽然是万般无奈才被迫承认失败，但这总比那些拍得很差、却死不认账的导演要有救得多。对比看看，国内有多少平庸导演在糟蹋名著，还用一一列举吗？但他们有谁敢于勇敢地站出来，像文森-卡洛那样承认自己“拍摄了一部虚假、自恋且毫无吸引力的影片哗众取宠！”
无独有偶，去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前，“荣获”金酸莓奖的导演、演员汤姆-格林居然也敢上台接受！“金酸莓奖”的评选始于1980年，20余年沿袭不辍。这个人所共知的最差奖项，若在国内别说没有导演敢来领取，恐怕评委连评的勇气也没有！就算有胆量推出一个，也断言不敢公开宣布。假设真的当场公布，获此殊荣的大腕儿肯定会扬言起诉或索性找上门来大打出手。
在一个经常“批发金奖”或“狂下双黄蛋”、有奖无惩的宽松创作环境中，是不会有更多的“蝴蝶”飞向世界各地的。或许，我们应从中意识到：仅有参赛是不够的!(伊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