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的娱记们”之后，真正“下回分解”是在四年后的新世纪之初了。这次依然没有指名道姓地写具体某个娱记，而是描写了种种现象，即所谓对事不对人。
———我们也有“狗仔队们”？
伊夫
“狗仔队”，是西方社会对媒体中那些专事追踪曝光权贵与名人隐私的记者蔑称，特别是居然追得王妃车毁人亡之后。我们的社会尚未报道名人私生活的先例，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也就不会有“狗仔队”存在，自然更不会有被这样蔑称的可能。
然而，“娱记”(本来是泛指从事娱乐报道的记者，但现在逐步演变成特指追星记者的贬义词)适当地抖落出一些演艺圈明星的隐私，还是渐渐地变成了可能。尤其是在当事人(即明星)密切配合下，明星利用自己潜在资源之一——“隐私资源”来达到商业炒作目的，使明星与娱记这对合作伙伴均实现了“双赢”目标。尽管他们与资本主义的狗仔队有着很多差距和区别，但究其追星的敬业精神，却丝毫不亚于国外的同行。
一、
“娱记”中染上追星情结的不在少数，并且是呈老、中、青三结合的合理结构。上至年近花甲、两鬓斑白的退休文化人；(因为有文化才使追星成为可能，才是追星的资本。才能老有所为、散发余热。)中为年富力强、正在工作岗位，处于一线人员。(他们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依靠自己的媒体接近明星和讨好明星。)下到年轻一代的后起之秀。(他们没有包袱，可以放弃不值钱的尊严，勇敢而执着地追逐明星，直到明星对他们青睐为止。)
所有这些追星娱记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可以用歌功颂德的文章贴近明星，而可怜的中学生则是空有一腔热血，无处寻找接近明星之门。
先以北京为例。毕竟是首善之区，若在北京追星都由可能成为国家级的追星族，而换成外省，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地方队了。北京一个老追星族，文文静静、瘦瘦高高，一望而知是个老知识分子。若以貌取人的话，肯定会对他肃然起敬。
然而，你一听他讲话，二看他文章，三瞧他在明星面前的作派，你就不由自主地要嘲笑和鄙夷他。有一次，北京成剧组在外省的外景地拍戏，这些老先生不远万里，“顺路”拐到交通不便的外景地，与一个尚未出道的女演员英英形影不离。开始许多人以为是英英的爷爷或者姥爷，最小也得是大爷而不是叔叔了。这位家长对孩子实在是关怀备至，宛若一个贴身保镖或者贴己的保姆，忙前跑后地乐此不疲。
后来，有人羡慕地对这个东北籍贯的女演员说：“瞧你多幸福啊，你爷爷那么疼你！”不料，英英急忙解释：“胡说什么呀，这是C老师，人家从广州回来特意来看看我，他是采访我来的。”大家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不过，精于此道的那个老师却颇不以为然，没有丝毫地尴尬和不安，认为替他所崇拜的大明星做些端茶送水、力所能及的小事是天经地义的，不足挂齿。
后来，大家便纷纷与这个没有架子的老师攀谈，才一开口，C老师就张口闭口“阿敏”、“艺谋”地呢称。好事者愈发好奇，以为这个通天人物肯定对毛阿敏的偷税漏税和近况了如指掌，便急切地请求老师回答。老师一脸严肃和正经，俨然就是“阿敏”的律师、甚至是父母“阿敏这孩子就是不听话，我劝她多次少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她就是听不进去……”“那些个不三不四的人呀？”有人穷追不舍。“嗨，我可叫不上他们名字，反正我不理他们。”“毛阿敏现在还在香港吗？”“在。”C老师肯定地回答，但很快有人提出异议：“不是说在加拿大吗？”“也可能吧，每次都是她给我打来电话，我也不问她在哪儿。”
这时英英拿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上面有她的玉照，有署C老师大名的一篇《走近英英》的专访文章，大家争先恐后抢来阅读，大意是：别看小英英已经是个大明星，但却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英英可塑性极强，在影视界素有“千面女郎”的美称。英英有一副可爱的瓜子脸，樱桃小嘴和柳叶眉，走在大街上，谁都要回头多看几眼……
C老师喜孜孜地看着众人争相传阅，口中喋喋不休地自谦道：“请批评，请指正。”
二、
如果说C老师的一番忠诚得到了小英英当众夸奖的回报，还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的话，那么，Z女士对小歌星的多年心血可就是付之东流了。从年龄上划分，年近五旬的Z女士介乎于中、老年追星族之间。但从能力上讲，不仅年迈体衰的C先生只能望尘莫及，便是精壮少年一族也望其项背。Z女士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可以劳师远征去小歌星在郊区租用的民房或交通堵塞的小歌星签约公司的市中心登门采访，还可以天女散花般地将介绍小歌星的文章撒向祖国的大城市、小县城乃至边远山区。
因此，Z女士总自我感觉自己具有造星的神奇力量，自己能在歌星与媒体之间游刃有余甚至呼风唤雨。她甚至沾沾自喜地指着电视屏幕上某个闭眼扭动的歌手对已经成年的儿女说：“瞧！她就是妈妈给捧出来的。”
儿女将信将疑地看着一脸自豪的母亲，提出疑问：“您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哼。”Z女士冷笑道：“他们哪一个不知道我Z老师？我给他们发了多少篇文章呢？连他们也统计不清了。”
偏巧有一天，Z率儿女去体育场参加流行歌曲的颁奖典礼，Z喜不自禁地依次指着上台的一个个小歌手：“这也是(我捧出来的)！”望着满天下的桃李，儿子恳请母亲带他去后台请那些获奖歌手签字或留影。Z满口答应，便兴冲冲拉儿子奔向后台。后台工作人员阻拦，Z理直气壮地吩咐道：“你去叫黄格选出来，就说我Z某某来了。”片刻，传过话来“黄格选称不认识什么Z某某。”“不可能！你再告诉他，就是写许多文章捧他的那个老师，曾经是《某某报》的记者。”又传过话来“黄格选还是想不起来您。”
Z女士有些愠怒，但还有那么多候补力量尚待开发利用：“那你再叫高枫、解晓东、白雪、田震，说是我来了。”很长时间后，传话人不耐烦地说：“没有一个认识您的，导演还把我训一通，你干脆散场在门口自己等吧。”
Z女士非常尴尬地对儿子解释：“他们忙，不能出来，导演管得太严。”散场时，Z老师同一大群中学生拥堵在后门的铁栅栏外，苦苦地期待着黄格选等的出现。果然，片刻就星光灿烂，Z拼命一遍遍高喊黄格选等歌手的名字，众星迷惘地回头看这个老太太。
发现叫自己名字最响，黄格选可能于心不忍，掏出笔想给她签字来安慰一下，但Z却说：“你莫非不认识我了吗？我是Z呀，是我呀！”黄格选礼貌地摇头，真诚地回答：“我真的没印象，不认识您，您……”
其他歌手也同样茫然不解，他们接受过很多很多采访，怎么可能对每个记者过目不忘呢？可怜的Z老师，竟然自作多情，误以为众星一直对她的厚爱心存感激。
三、
与这位国家级的老师遭遇相比，地方级的D先生和K先生则是个幸运儿了。位于巴蜀大地的中心城市，媒体竞争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京沪两市。尽管京沪报刊更多，但消息源与采访对象也相应充足和数量众多。但外省则把一个演员的光临“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各媒体一拥而上，争相谋求独家专访或独家先访。
本来，到外省的演员一般都是为推销自己的新书或者自己主演的新片、主唱的新专辑，演员、歌手、剧组和唱片公司本来是应该乞求当地媒体帮助宣传以达到促销目的。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类似这样商业行为的促销在京沪会受到冷遇的场面，在这里竟然变成了热情欢迎、异常火爆的场景。他们自己想不到本该请求谁帮助宣传的花钱、搭人情的难办事情，到了外省则变成答应让你采访是给你面子、对你实行的优惠政策。
由买方市场神奇地变成卖方市场，不仅自己不必花费一分一毫，如果你愿意，甚至还可以接受宴请出入豪华酒店。当然不仅电台、电视台、甚至报社也不甘落后竞相把明星请进了、接过去做“热线直播”。
平日在京城难觅如此好事的大小明星们，自然欢天喜地、愉快接受邀请，随便说些“我最爱这里好客的人民”或“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的假话，然后信笔写上两行字，诸如“向《××报》读者问好！”或“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喜欢《××报》！”《××报》总编如获至宝，物质及精神双重表彰居然能把大明星请来做客的娱记。于是，就形成了这样反客为主的怪圈。
D先生是个已进入不惑之年的男子，却保持着难得的旺盛斗志。半路出家跻身于新闻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反而更放得开手脚大干一场。当时关于一个歌手的出家与否，成全了K先生的“天生我才”。
K先生在密集的陆续报道中，最擅长使用的一个动词词组就是“记者打通了她的手机……”然后如何、如何。第一手及时、鲜活的材料；第一手直接、准确的采访，自然文章的可读性、新闻性和真实性都因为这第一手而得到印证。
不过，您可别深究“记者打通了她的手机”这样的句子。他系列报道中涉及到的许多被他“打通手机”的被采访者均没有被他“打通手机”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遥远的地方有个K先生在与他们进行虚拟的采访。
偏有较真的记者打通K先生的手机，想让K先生提供那些被K先生“打通手机”的被采访电话号码。身经百战的K先生毫无愧色和紧张，他老练而自然地回答：“每次其实是他们给我打电话。”当你对那些热衷于向他通风报信的人动机和行为持怀疑态度时，K先生会自豪地透露：“我们是老朋友了。”
无独有偶，K先生在这人杰地灵的盆地上也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从年龄气质上、采访手法上、遣词造句上以及发稿频率上，两者真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惜他们不是强强联合而是分属两营，或许这也是生态平衡吧，否则其他报刊就再无生存空间。
K先生与D先生或许本意并不热衷追星，只是尽职和敬业罢了。他们各司其主积极地工作并且效果显著，理由得到同行的敬佩和忌妒，然而，遭到的却是同行的唾弃和冷眼。在已呈恶性竞争的赛跑途中，无论是K先生还是D先生都不能再控制自己节奏和步伐，惟有倚靠着一种骑虎难下的惯性冲刺了。
在纷至沓来的淘金明星中，刘晓庆则成了检验D先生与K先生能力的试金石，分辩他们仲伯的分水岭。D先生事先通过内线做了大量的前期铺垫工作，譬如为有人状告刘晓庆欠钱不还喊冤叫屈，为刘晓庆拍摄一部电视剧大肆造势，譬如称如果不看就会终身遗憾的大片等等。虽然K先生所在的报纸也不甘落后，积极加入了歌颂亿万富姐的大合唱。但有竞争自然就有选择，刘晓庆当然要赏识分贝最高的乐手，祝贺D先生！刘富姐赏赐了D先生为其摇旗呐喊的许可证。
于是，一篇篇关于亿万富姐的文章不厌其烦地由D先生署名发表，一副副依旧做少女状的刘晓庆照片充斥在D先生的大作旁，图文并茂，真是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最成为当地新闻界人士经典谈资的是一幅滑稽的照片——走出宾馆发现有摄影记者时，刘晓庆不肯让拍照而用D先生那宽阔的肩膀做盾牌。透过D先生喜形于色的脸上笑容，众人误以为刘晓庆不是躲藏在D的身后而是依偎在D的怀里。
四、
K先生对娱乐圈报道的最大贡献就是被以后众多娱记所喜欢使用的词组“记者打通××的手机”，似乎省略了这个词组就有被人怀疑不是亲自采访的嫌疑或者就让人误解与被采访的明星关系不铁。以至于以后的报道，但凡一个关于明星的采访，大小娱记约定俗成地要套用这句废话！
肩膀让明星轻轻或重重地倚靠瞬间，虽能让被倚靠的娱记陶醉一番，却显然不能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于是挖明星的隐私便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既然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能以他们的“绝对隐私”让贩卖者一夜暴富，那展示公众所熟知的明星隐私自然更会使自己名利双收和所在的报社洛阳纸贵。
很快，关于张艺谋与某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女演员的特殊关系，便成为一些娱记津津乐道的报道内容。接下来陈红生了孩子，宁静谈与外籍老公的异国恩爱、王刚与成方园结成连理、姜文当了未婚爸爸、刘晓庆再次推出新搭裆等等都首先成为一些娱记“不得不说的故事”。至于海外的明星更可以放心大胆地披露没商量！成龙的私生女、齐秦的私生子、王菲的日本男友以及我辈叫不上名的那些恨男怨女偶像们失恋或被分手的证实或未被证实的消息，都可以内销给内地广大的媒体市场。
可笑的是，这一桌桌“隐私的盛宴”，一概被贴上了“记者打通他的手机”这样的标签。同时，这种标签还有防伪的功能。你看，这可是亲自和直接的手机对话！人家明星即使不是自愿也是默许将自家的爱情、婚姻、家庭及婚外恋的黑匣子任你撬开了。没有“直接”和“亲自”这两项硬指标，有谁能相信你不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
年轻的娱记小F，亲自撬开了不少这样充满悲欢离合的黑匣子。他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好了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尽管可能被人耻笑为狗仔队，但其经济价值远比贩卖海洛因要丰厚得多并且没有生命的风险。比起生命，名誉算个什么？！
小F不仅“打通”大明星的“手机”，而且还与小明星合谋共同炮制一些子虚乌有的黑匣子。以九万元开价公开征婚，不惜让一个期待新郎的少女被世人耻笑为浪女。小F毕竟属于新生代，是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年轻有为且前途无量。这是C老师、Z老师、K、D二先生等辈都永远无法比拟和追赶的。他可以借助现代通信手段，靠网上及时下载境外有关消息，然后再加工一次，就可洋为中用、他为我用。
小F当然不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全国有一批与小F实力不相上下的娱记精于此道。每天有大量关于明星们的绯闻和隐私通过小F们的妙手冲出黑匣子，而与此同时每天又有大量的辟谣声明，愤怒驳斥那些伪造的黑匣子。怪不得盛传巩俐扬言要在“人大”会议上将那些捏造绯闻的现象提出来，请求立法保护明星隐私部署侵犯。
五、
与公开造假的小F之流相比，R和P女士就是安分守己的真正良民了。在一些大明星面前，她们不过是鞍前马后的碎催而已。
R小姐虽然在炒作时偶然也出界、犯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打个擦边球罢了。某部影片上映前，她得费尽心机寻找一个借题发挥的报道由头。只有出乎意料的事情才有可能成为新闻，R小姐便只是沿用木工放大样的手法进行煽情和鼓动。比如张艺谋能在紫禁城导演《图兰朵》，那陈凯歌的大片就能在中南海举行首映式。明知稍有常识的读者会一眼看出破绽，但立即再由陈凯歌出面辟谣，就实现了炒作的终极目标。
巩俐主演的影片上演前夕，R小姐大肆宣扬巩俐的玉照上了个别霸权主义国家杂志的封面。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我们国家的扬眉吐气，我们民族的骄傲自豪，好像比炸毁了人家的自由女神还让中国人解气。但没两天，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巩俐的玉照登时贴满本土电影院的墙前和地铁站的两侧。
P小姐不太谋求实惠，似乎更在乎精神。她像个本分的卫星，沿着固定的轨迹终日围绕着明星旋转。她像插上孔雀羽毛的乌鸦一样，偏要挤进孔雀的群体，然而孔雀们无法接收这样不伦不类的异禽。所以时常传出关于某个明星因为想打发掉死缠硬泡的P小姐时，送给她一个进水的手机或一条过时的裙子。
P小姐可没那么俗气，不会满足那些蝇头小利的施舍。她要的是向圈外人的炫耀和吹嘘，要的是听众先是半信半疑后肃然起敬的目光和眼神！P小姐会做出一种不经意的样子，以极平淡甚至不屑的口吻谈到葛优、谈到陈道明、谈到许晴、谈到刘蓓以及大大小小的一连串明星们。似乎她们是在一起长大的“发小”(北京话，指小伙伴)，是同台演出的舞台姐妹，是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难兄难弟。
在文章中，P小姐更以知情人或自己人自居，通常以“那厮”、“臭小子”“疯丫头”和“鬼丫头”等称谓明星们，让知情人看了真是作呕生厌、啼笑皆非。更有趣的是，每逢这样的文章刚一发表，P小姐便迫不及待地匆忙给明星打手机邀功请赏：“今天见报了，还是头条呢！”“后来人家一看她的电话索性不接，她便急呼请速回电话。不速回电话后，P小姐依旧不屈不挠，又给呼机留言：“今天我写的文章已经刊出，你赶快先买一份报纸，我随后再给你寄去！P”
为了向外界证明她与明星们称兄道弟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年她过生日，居然向许多明星发出邀请。结果可想而知，葛优那厮肯定不会光临，许晴这鬼丫头也不会赏脸，来了三、两个臭小子和疯丫头，却都是在座的客人根本没见过的面孔或者即使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小演员。P小姐自然少不了咒骂一番那些“没良心”的小子和丫头们，口口声声称哪天非找他们一个个算帐，让他们分别在大饭店请她吃饭、重新过几次生日不可。”
六、
在娱乐圈，娱记看着明星出名自然眼馋。依仗得天独厚的记者身份近水楼台，以终于“走近”明星的喜悦，像中学生那样迫不及待地请明星签名外，合影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为了达到近朱者赤的目的，合影照片一定要公开发表，即使不刊登在显眼位置，但读者在瞻仰了崇拜的偶像后也会顺便扫一眼“左一”或“右二”的本文作者。
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娱记在写介绍明星的文章时，一开头总是来一句：“他一点儿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若不是你先跪着仰望人家，怎么会产生这种卑微的心理？！
既然明星“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那你就得投桃报李、任劳任怨地为人家两肋插刀，特别是当他们“身心和名誉均受到伤害”的时候。知恩必报的娱记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义愤填膺地为“一脸无奈”的舞星讨回公道或让出整版篇幅请“受到诽谤”的导演痛快淋漓地把批评他的记者臭骂一通。
“大导演找到我，我怎么办？只好帮帮忙呗。”小娱记故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强调他受大导演的器重。中年娱记则四处吹嘘“舞星”在受到伤害时，惟有请他出面才能化险为夷。
当然，不是每次效犬马之劳都能得到升上赏识的。陈家林大导演因评奖问题，气愤地抱怨制片人刘某只顾自己搂钱而忽视了作品评奖的重要性，娱记听了不仅同情而且也同仇敌忾，迅速将其披露。本以为会得到嘉奖。不料，远在海外的刘大制片得知后质问陈导演时。敢作不敢为的大导演立即矢口否认是自己所讲，竟然一古脑儿将祸水全部泼在这位不幸拍在马蹄上的娱记身上，称他在“造谣”。
崇拜明星不是罪过，但作为记者就不能等同中学生了。92年，万梓良和甜忸在北京首都庭体育馆演唱时，万梓良与甜忸互为当“托”，竭尽全力让在场的观众为其摇旗呐喊、欢呼雀跃。虽然当时有媒体对观众提出清醒的忠告，告诫他们应热情和礼貌但决不必狂热和崇拜，但追星娱记则心甘情愿地为当时还是夫妇的万梓良、甜忸演唱会摇旗呐喊。
娱记如此这般，这就难怪中学生对歌星、影星如醉如痴了。千禧年到来的前夜，成都17岁追星族因此疯狂追星，被她崇拜的歌手苏永康所乘的奔驰小轿车无情地碾伤双腿和盆骨、髋骨等多处骨折。追星族要付出血的代价，这在21世纪应该算个新闻。能够造成这样的新闻，平心而论，追星的娱记们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