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示：这篇文章早在1995年底发表于诸多报刊。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冲击，约稿形式比较原始。不比现在的编辑，每天从新浪网上“一荡(音)”然后随便将作者名字改成“京娱”、“新娱”或其他什么“阿猫”、“阿狗”的就成了。再也不用劳师远征、低三下四地跑北京宴请娱记们了。

　　同时，由于各种媒体的增多，全国各地的娱记遍地开花、人满为患。一个微不足道的

“新闻发布会”，也会吸引数十名娱记蜂拥而至。为得到那一直没有升值的200元车马费，不惜扔掉斯文、向主办者大吵大闹。

　　随着娱记的迅速贬值，老一代娱记黯然隐退，小娱记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被迫向港台的“狗仔队”看齐，因此“八卦”、“假新闻”是必然产物。

　　如今重新回顾这篇文章，或许能对今天奔波在娱乐高速公路上的娱记，提供某些标注里程的警示作用。

　　北京的“娱记”们

　　　近十年，我国的报刊处于急剧的改革和布新的时期，各地《周末版》和《星期刊》纷纷创办，子报层出不穷；周二报改为周四报，双月刊变成单月刊，而且时有新的报刊诞生问世，但随之稿源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各家报刊每天地都能收到成千上万的来稿，但是真正能被采用的好稿却寥若晨星。

　　一方面，走入市场后的各报刊竞争日趋激烈，不仅那种用“新闻稿”改写的文章已被读者摈弃，就是周末版的那些缺乏新闻性和报道深度的文章也惨遭冷落。另一方面，报界新创刊的势头与撰稿人队伍的扩充不成比例，供求关系失衡。在这种紧张矛盾下，各报刊编辑每天焦灼地期盼着“主打稿”从天而降。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这里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影视文化的动态，都易构成全国性的新闻。所以，从松花江畔到青藏高原；从上海、广州到乌鲁木齐、银川；从《南方周末》到《哈密广播电视报》，许多编辑便把稿源寄托在北京活跃的“娱记”和可靠的自由撰稿人身上。

　　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北京的供稿人果然也不负众望，每天把大量的各类题材文稿纷纷通过邮递、来人带走、后来发展到通过传真输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既及时地传递了首都的最新信息，又帮助地方报刊解决了无米下锅的苦恼。如此循环发展，来到北京组稿的编辑就日益增多，竞争也就由此而愈演愈烈。

　　处于这种被各报刊争夺的“娱记”们，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组稿人登门索稿，有些措手不及：一方面，急功近利的作者慌不择路地粗制滥造；另一方面，一哄而起突然平地冒出许多自由撰稿人。北京的“娱记”们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同时，必然打下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烙印。当然，也必然会因其名利两者的利害关系而剑拔弩张，展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遗憾的是，外省媒体、甚至“圈外”的许多人一时还很难看出端倪。

　　寻找联络图

　　无论是报社的“娱记”还是非报社的“准娱记”，他们在最初向北京以外的报刊“辅射”时，都要经历一场艰难的开拓市场阶段。除了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杂志里当编辑做记者的能得天独厚外，大多数企图让各地媒体“久仰大名”的“娱记”，则只能采用毛遂自荐的方式，亲自主动去叩开各报刊编辑部的大门。

　　当然，捷径也有。那就是找已经成为所谓“大腕儿”的“娱记”，请他们来提供“消费市场”的联络图——各报刊编辑的花名册。不是每个想走捷径的未来“娱记”都能如愿以偿，因为，即使是“大腕儿”也不肯自己给自己无缘无故地增加竞争对手，(即使他们暂时或者永久都不可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那至少也没必要打破自己相对稳固的垄断地位。

　　然而，毕竟“大腕儿”也不是独此一家，被这个“大腕儿”拒绝而那个“大腕儿”可能就会网开一面。有了“联络图”就相当于电脑入网。一旦新人入网，就会如鱼得水，迅速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一举成名”，摇身一变成为新“大腕儿”。因此，获取“联络图”就成为能否迅速发迹的第一要素。至于文章水平并不是最关键的，由于北京特殊的地位，只要素材对外地报刊有诱惑力一般能采用。所以，北京“娱记”心里都最清楚，联络图是他们的宝中宝。

　　商家在觊觎

　　作为商家，他们敏锐的目光很快就紧紧地盯住了那些能在全国各地报刊“兴风作浪”的“娱记”了。他们投资拍摄影视剧后渴望得到最大数额的资金回报，他们企图让每一个潜在的客户，都能从媒体宣传中受到诱惑并且找到联系的线索。

　　顿时，商家和“娱记”结盟的市场就形成了。许多“娱记”乐此不疲地充当了某个剧组的“策划”或者成为某个唱片公司的“企划”，他们一腔热血地把对某影剧或某歌手的赞誉之词天女散花似的抛散给各地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以期达到双方“预定”的立体宣传效果。

　　在经历了一段或明或暗的兼职“企划”和“策划”后，一些功成名就的“名记”就索性脱下了记者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和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的工作宗旨——为某剧或某星包装。

　　然而，也有尚未成气候的“小娱记”，焦急地也趁乱打出自己的旗号，“××音乐企划公司”或“×××形象策划工作室”。这些没有第二个人员、更没注册的、皮包式“公司”和“工作室”，以非个人名义源源不断地给外地报刊提供歌手的照片和简历或剧组的“拍摄花絮”……

　　目前，让人眼花缭乱的“偶像派新星”、“实力派新秀”和“大制作剧组”、“真正的精品”，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工艺流程产生并问世的。结果，也就造成大批量昙花一现的“新星”和泡沫式的“大制作精品”。直到如今“精品”和“明星”的急剧贬值和两个词无辜地沦为贬义。

　　星们在招手

　　在已步入了商业化的演艺圈里，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已不是商人的专利。歌手、演员和导演们在面对商家瓜分京城“娱记”时，决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知名度和身价迅速地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娱记”，这种已经极为普遍的“联姻”比起“娱记”与商家的结盟，似乎多少带些“友谊”的色彩。

　　于是，在报道某个明星的文章中，就开始出现了把“张艺谋”改作“老谋子”、将“刘晓庆”昵称“晓庆”等变化。最初，这是一些资深“名记”以示与普通“娱记”身份区别的用意。不料，很快就冒出一大批能与明星称兄道弟的“娱记”。他们在文章中的时不时地“流露”出“李雪健半夜三更给我打来电话”或“我躺在吕丽萍的床上和她聊天”等一类表明他(她)与明星关系非同寻常的特殊情谊；也有的不仅能用“这厮”和“鬼东西”一类的代词来称谓笔下的明星，还沾沾自喜地向读者表白：“葛优送我生日蛋糕。”或“许晴从国外给我带来礼物”等事例。

　　为了证实不是自己在胡编乱造，这些“娱记”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和明星哥儿们或姐儿们勾肩搭背的合影令人信服地发表在诸多报刊上，顺便标注一句“左一为本文作者”或“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有了这样笃深的友谊，明星再遭遇“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时，就不得不挺身而出地为其两肋插刀。即使对方“本是同根生”(同为“娱记”)，也要大义灭亲，不惜自相残杀。这些年，诸如此类的例子已不罕见，不管这位“娱记”的明星朋友是打了人、毁了约、偷了税或罢了演，总有文章并配上玉照及时拨乱反正为她或他洗尽污泥浊水。当然，顺便还把“不负责的记者”在大作里教训一番。

　　小星的幻想

　　大明星耀眼的星光足以使贴身的“娱记”也能光彩照人，但那些刚刚入道或者还在门外候着的小星们则处于十足的受冷落地位。大腕儿“名记”是决不屑于采访这些“小鱼小虾”的，于是，与他们同时在社会上起步的“小娱记”们就不可避免地和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但“小娱记”们牢牢地掌握着“世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的真理标准，不会像“名记”和明星们那样亲如一家。他们以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你出钱，我为你宣传。那些渴望成名或者说立志于艺术的少男少女们，是不会吝惜钱财的。因为他们谙知从事这个行当就要肯“为艺术而献身”，相对于“献身”，身外之物的钱又能值几何？况且这是必要的投资。

　　“小娱记”尽管常遭“名记”的白眼，但在那些有求于他们的未来之星(姑且称为小星)面前却能昂然地抬起自信的头。由于他们遇到这样的机会不多，因此格外珍惜每一次交易，所以开价往往是不菲的。初出茅庐的小星大抵又来自外省，能结识一个“小娱记”已属万幸，挑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基本能爽快地认可对方开出的“包装”价格。

　　不过，当他们支付了包装费用后，就会很快摆出一副雇主的神态。经常催促他们的雇员展示其工作成果，幻想着第二天就能有介绍他(她)的文章铺天盖地的出现，甚至指望对方的包装能神奇地使他(她)成为巩俐、韦唯或姜文、刘欢。

　　别说“小娱记”们尚无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法力，就是那些踌躇满志、呼风唤雨的“大名记”也力不从心。

　　贱卖的“娱记”

　　当“娱记”和小星们形成了买卖两方的市场后，市场基本是朝“娱记”的卖方市场倾斜的。那些花钱又求人的小星们在没有成名前，只能委曲求全地对“娱记”强作笑脸。

　　不料，终于有一天，“娱记”们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一、两个被同行以“勤奋”二字蔑称的“娱记”横空出世，他们四处出击追逐着有名的和没名的、名声好的和口碑劣的演员、导演、歌手甚至场记和制作人；全线进攻着北京所有大小剧组(包括大批草台班子)和有关制作公司。在他们心目中，谁都是值得颂扬的人物和树立的榜样，谁都值得他锲而不舍地追踪采访、大书特书。

　　于是，那些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不公平地位的小星们便极其果断地掉转船头，把笑脸迎向那些“勤奋娱记”。“勤奋娱记”一丝不苟地端出袖珍录音机，一字不落地实录着小星们“注水肉”式的自我吹嘘。当然，更埋头“唰唰”地记录那些重复多遍、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

　　“勤奋娱记”的崛起，首先抢走了“小娱记”的生意。他们理所当然地对食物链的破坏者持仇视态度。结果，就开始在声誉上进行诋毁，“勤奋”二字已不足以表达其愤怒，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抚慰自己又一针见血的形容词——贱卖。

　　既然是市场，就必然有价格。有价格就能区分出贵贱。许多热衷于做小星“包装”的“娱记”们恼火的进行推理，如果连小星你都去主动、无偿(或廉价)地采访，不是贱卖又是什么的？！同理，北京每天都有许多既无大明星又非大导演的滥剧组开机或关机，一般“名记”是不屑或不轻易出席那种招待会的，除非他们肯付出大些的代价。而这时，那些被“贱卖的娱记”就会欣喜若狂地去捧场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其摇旗呐喊。对待这些其实并没伤害别人的“贱卖娱记”，“名记”和“小娱记”之间的门第之见竟然不知不觉地打破，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和立场。

　　“小娱记”恐慌

　　其实，没有那些“贱卖娱记”出现，“名记”和“小娱记”之间的明争暗斗则始终存在着。特别是当“小娱记”在与剧组投资人或音乐制作公司谈判到关键时刻，“名记”的出现，十有八九会使“小娱记”苦心联系的一个生意半途而废。造成他们前功尽弃的原因极为简单，与“名记”相比，宣传效果要大打折扣。

　　于是，封锁消息就成为“小娱记”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惯用的杀手锏。在被动抵抗的同时，互通有无。集团作战又成为数个“小娱记”们联合抗衡一个“名记”的起码策略。不过，合伙也有利弊。一个人独吞蛋糕和五个人分享肯定不会是一个感受。目的就是瓜分蛋糕，必然会在占有蛋糕比例的多少上与同伙产生龃龉。

　　渐渐地就有能独当一面的“小娱记”脱颖而出，试图用独揽一次生意来检验自己的实力。如果他勉强完成了对方的基本要求，会自信心大增，一夜之间就自我感觉地将自己跻身在所谓“二十大名记”甚至“十大名记”之列。如果正在操作过程中，对方为保险起见突然又请来某个“名记”的话，那可是灭顶之灾的横祸。遇到这种情景，化险为夷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地与那位“名记”摊牌。请求他高抬贵手、拒绝接受其请求。

　　鉴于生存的险峻，“小娱记”们必须采取两面作战的战术，既在影视圈里对“名记”封锁消息又在媒体中遏制“名记”的影响力，真可谓“两手都要硬”。尽管是一个“名记”，全国各地肯定还有许多报刊未能与之建立联系，尤其是较边缘的报刊。当这些渴望与“名记”约稿的编辑千里迢迢从外省跑来时，他们发现他们在北京的那些老作者(北京的“小娱记”)竟然会异口同声地声称他们不认识那些“名记”。起码是没有“名记”的电话号码或联系线索。

　　如果编辑们执意坚持要找到“名记”的话，那么，“小娱记”就要不客气地泼来冷水：“人家大腕儿哪里看得起你们小报社，即使你找到他们，人家也不会赏脸给你们写稿的。”也有的索性爽快应允帮助他们联系，但很快回话说：“他说忙，不肯见。”

　　“名记”们排斥

　　“小娱记”们背后的手脚固然难上桌面，但也不能全部责怪他们。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名记”们脸上总掩饰不住的傲慢与轻蔑，便足以使自己得到这种报应。

　　在剧组开机或关机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切地说应为招待会)，“名记”们要死守着自己的坐位不动弹。他们决不能屈尊如同“勤奋娱记”那样举着照相机、录音机四处主动采访，甚至连起身到邻座与演艺圈人士打招呼，也怕被别人误以为失掉“大腕儿”身份。当然，大明星或他(她)的明星哥儿们、姐儿们除外。

　　有时候，在小型的招待会上，“名记”们对其他被请来的记者身份非常挑剔。生怕因为出现一、两个“小娱记”而降低他们的档次和身价，由于他们往往在接受邀请时，先提出要得知“还请谁了？”这样，一些本来有幸被列入宾客名单的“小娱记”便被迫中途删除。即使侥幸漏网没被排斥在外，同一酒桌上，“名记”也要故意摆出一副拒之千里的高傲和冷漠。“小娱记”恭恭敬敬地献上名片后，他们最友好的表示就是撇一眼后淡淡地说：“嗯，你们总编认识。”有些不识相的“小娱记”不知道见好就收，还得寸进尺地提出：“您有名片吗？”结果，回答是冷笑道：“发完了。”

　　在朝外省辅射发稿时，“名记”与“小娱记”的关系真正是投桃报李。他们坚决地排斥那些“无名鼠辈”的“小娱记”。声称自己的文章“决不能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登载”。直言不讳地告诫编辑们，那些“不够档次的人”会损害你们报刊声誉，“充其量是些宣传稿和关系稿。”如果外省编辑部来人想在北京设宴招待作者的话，那可真是一个令人棘手的复杂工程。挂一漏万不成；面面俱到也不成；“大小混合”还不成；“大大相克”更不成！于是，进退两难的编辑只好在财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分类分批地逐一宴请。

　　走马灯“娱记”

　　北京还有相当一批“娱记”，属于变数极大的游击队员。他们或是来自外省或者是本地从其他行当辞职来跻进娱乐圈的。这批人今天在《戏剧电影报》编版，明天就可能代表《中国演员报》去采访，后天则亮出一张《音乐生活报》的名片。变幻莫测的身份往往使被采访的歌手、演员和剧组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北京如今有一批走向市场的报刊，因而在人事安排上也灵活机动，更有的报刊索性就采用临时工制，美其名曰是聘用，实则廉价雇佣。不负责住房、看病、劳保甚至工资，当然也不可能办理记者证。就是打发出去采访写稿，发微薄的稿费。尽管如此待遇，还是有层出不穷的后备军挤迫门槛。因为，对于那些渴望采访演艺圈的人来说，有一个招牌让他们去打总比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要体面得多。

　　但是，当他们干了两、三个月后，发现继续留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便开始跳槽。其实大同小异，要想在那些报社实现“转正”的理想，恐怕是水中捞月。于是，他们就走马灯似的在那些报社之间大循化、重组合。

　　由于没有长远考虑，因此，那些“娱记”就不可避免地在操作时掺有短期行为。结果，个别人恶化了和演艺界的关系，从而也殃及“娱记”的整体形象和与娱乐圈的整体关系。有些固守一方的“娱记”，把那些走马灯似的“娱记”比喻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贩，这虽然带有贬义，但也说明了北京“娱记”们已经至少有了“行商”和“坐商”的区别了。

　　“行商”的特征

　　因为来去自由，少有束缚，那些“行商娱记”们往往魄力有余、慎重不够。鉴于先天条件不足，他们采访时可能不如“坐商娱记”和“名记”们信手拈来。于是就面临两种抉择，要么专拣花边新闻、要么不守规则铤而走险。

　　近年来有关“陈凯歌和倪萍谈恋爱”、“姜文娶了法国妞”、“陈红当妈”和“王刚和成方圆结婚了！”等一类无聊消息，就是从这些“行商娱记”笔下走出孤独、雄纠纠地登上了各报刊的大雅之堂的。至于不守规则，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不直接采访，从其他“娱记”的文章中盗窃素材甚至整个句式和段落。如果仅仅是坐享其成“扒”别人的稿件，也许至多落一个抄袭坏名。偏偏还有更大胆的人，居然敢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就用白纸黑字公布于世。添枝加叶、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各报端，诸如“电影局追杀冯小刚的《情殇》”、“张艺谋对陈凯歌要高价”等等，就是典型个例。正如个别销售假药的商贩使整个晋江蒙受耻辱一样，个别“娱记”的失误造成了读者对媒体的信任危机，造成外省编辑对北京稿件的怀疑，从而不仅给北京“娱记”们乃至给整个新闻界都在抹黑。

　　“行商娱记”因自己的行为首先使自己无法在北京的新闻界里继续生存了，当然，也同样被演艺圈所抛弃。失去了采访源头，再想辅射各地报刊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在竞争激烈的北京“娱记”群体里，“行商娱记”只是被淘汰的一种。

　　“坐商”的反思

　　长期镇守着自己的版面，以自身资历和报刊的声誉这两张牌，就足够“坐商娱记”安安稳稳地吃到退休。因为失去了热情，“坐商娱记”们对耳熏目染的演艺圈已经丧失了写稿的冲动。自然更不会去挖掘什么新闻。

　　这样，当他们受邀请出席摄制组的招待会后，给对方最有效的报答就是在本版发表一则大小不等的开机或关机消息。由于北京有频繁的开机和关机剧组，久而久之，也就派生出了“开机娱记”和“关机娱记”的称谓。所谓“开机娱记”和“关机娱记”也是“坐商娱记”的代名词。

　　“坐商娱记”一般是不容忍本报同行给其他报刊写稿的。他们认为那是利欲熏心、东食西宿。先在群众中散布那些四处投稿“娱记”的劣迹，以示警告。当警告数次屡教不改或收效甚微，这些人依旧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时，就要郑重地直接或匿名反映给各级领导，达到刹住其不正之风的目的。

　　不过，当有朝一日各地报刊找到那些曾义愤填膺地反对同事吃里爬外的“坐商娱记”约稿时，他们大抵忘记了给别人敲的警钟，不由自主地跃跃欲试给来者“应付”两篇。不过，真正淌这水时，他们才发现也不容易，曾自鸣得意的那些“开机”和“关机”杰作是登不上别人报刊版面的；才猛醒，自己如果也想一稿两投或者多投，恐怕更是异想天开了。

　　或许，这篇文章对外省的编辑们有些参考作用；或许，读者会先对此文内容饶有兴趣后又对那些首都的“娱记”们大失所望；当然，热闹的是在北京，那些形形色色的“娱记”们、包括“贱卖娱记”“行商娱记”“坐商娱记”“小娱记”以及“名记”都会心里不痛快。他们在对号入座后的各种表示，只好下回分解。

　　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