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激进堕为中庸
像张艺谋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旗袍短裙或风车般的筋斗给人视觉上的热闹一般，三大电影节张扬的都是精神感知层面上的热闹，这两种热闹都因其过于故意，而呈出浅薄的一面。
这届威尼斯影节最大的赢家是英国导演迈克-李的《维拉-德雷克》和西班牙导演阿里简德鲁-阿米纳巴的《出海》，分别获得金狮奖和评委会大奖，而最佳男女演员也分别被它们得到。不约而同，这两部影片都在讨论人的生命，或者说身体自主权的问题。
《维拉-德雷克》讲述了在堕胎尚属非法的50年代的英国，一位普通工人家庭里的善良女人，隐秘地帮助一些妇女做人工流产的事。《出海》的剧本则是基于现实：一个因患绝症而痛苦不堪的男人，30多年来一直渴望平静地死去。
它们各自的主题，堕胎和安乐死，都与人权中至为重要的生命权有关，这两件事已不知激起过多少先验地除去结论的商讨，那么它们在威尼斯惹发的“巨大争议性”并非出乎意料。
是否有争议性，或许是验证一件艺术品质量的条件，但至多分枝罢；它代表着对人们道德、审美底线的挑衅，这种敏感与勇气值得钦佩，但多少有哗众取宠的嫌疑——《永不撤消》里细述强奸的长镜头，《回归》的残酷结尾对弑父欲的暗示，《绿洲》用毁灭性欲的影像来制造性欲，抑或《华氏9-11》以极左的偏执来从一切角度侮辱那位中年男子……它们先后在欧洲三城的影展中获得荣耀。
这些年来，三大电影节至少在这点上达成一致，它们的估评标准基于对乔伊斯式“大众麻痹韧性”的蔑视，于是开始玩意义不过是手段、形式才是目的的把戏。像张艺谋在雅典奥闭幕式的旗袍短裙或风车般的筋斗要给人视觉上的热闹一般，这三大电影节要张扬的则是精神感知层面上的热闹，这两种热闹都因其过于故意，而呈出浅薄的一面。
像贾樟柯那种隐默、含蓄、细腻的叙事，其实是对诸多欧洲电影大师的承袭，他这次被摈弃或许不是因为评委们对中国太过陌生，而是缘于他这种陈述风格在垄断审美者的眼里已生出了青苔锈痕。如此说，侯孝贤捧出向在世俗街井中走着走着就蓦然成仙的小津致敬的作品，则更为唐突。
有人会说这些电影节的做法是激进的，激进不是道理而是姿态，那又有什么错。但至少因这次风头骤起的两部电影，威尼斯的激进却呈出一派中庸的窘态——它们对堕胎与安乐死虽似撑出赞同与支持的大旗，片中却充斥着没完没了的怀疑。《维拉-德雷克》的主角知道自己正在做破坏社会秩序的事，她为人堕胎的目的，更多是出于对不慎受孕者的同情，同时背负着极重的道德自谴；《出海》里仅求一死的主人公干脆投身到安乐死合法化的社会运动中去，但这种主义般大而无当的东西却被影片刻画为一种对生之彷徨的掩饰，甚至不惜将之借意为垂头丧气的黑色幽默。
对于观众们褒贬不一的反应，迈克-李顺势而下，他说：“支持或反对堕胎，我想没有对错之分。”或许提出问题才是高明的，无论这个问题如何陈词滥调——至此，另一种悖论出现，目的与手段再次打了颠倒。
这中庸，竟还有诡辩论的台阶令其进退自如。杨波／文
宫崎骏金基德的体温让威尼斯更加温暖
之前，评论界一直批评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全面向好莱坞低头，但从获奖情况看，实际上这届威尼斯仍像前届一样，以反抗好莱坞为目的，不过这次反抗的方式更戏谑，而且表情甚为无辜。大量被叫来威尼斯观光、走秀的好莱坞明星们，除了像埃尔-帕西诺那样在首映式被关在门外半小时，妮可-基德曼被当众奚落外，一无所获。
奖项所归大抵维持在欧盟地图里，堕胎等政治性话题依然倍受青睐。除此之外，两位曾在柏林、戛纳备受推崇的亚洲旗帜人物宫崎骏和金基德，在威尼斯再次受到礼遇。
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韩国电影和电影人可谓是大放异彩。首先是韩国老牌导演，有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林权泽的影片《下流人生》入选竞赛单元，随后，新锐导演金基德的影片《空房间》又赶上了电影节的末班车，成为第22部入围竞赛单元的作品。此外，多部韩国电影人参与的作品在各个单元亮相，其中包括著名导演朴赞旭的影片《三更2》等。
在韩国冲击威尼斯的大军中，最终以金基德的胜利告终。这位曾经以独特的暴力美学震惊影坛，人性在他的镜头下总是被猛烈碰撞后重重地坠在地上粉碎。直到拍了《春去春又回》，唯美得可以和《玩偶》画面相比，这时金基德倡导的人性才从鲜血争斗中被解脱出来。这部《空房间》据说放映时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实力不输《维拉-德雷克》，但应该说最终的获奖有点出人意料。在期待中，原以为会是以色列那部反映卖淫的片子。
遗憾似乎是电影节永远的主题，宫崎骏那个奇怪的技术奖项多少有点安慰的意思。其实相对而言，即便是在亚洲小范围内选择电影，以展现威尼斯的世界性，评委们当然会挑选曾在柏林、戛纳受过肯定，更加安全的话题性人物。宫崎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引发观众反感，而对于金基德这个目前正在欧洲走红的韩国导演来说，任何标榜前卫的观众也都不敢表示出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