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霑，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创作人，我总是联想起战后来港的那一批南来文人。这些人底子厚，见识高，到了香港只觉这是蛮荒无文之地，没有人欣赏他们的才华，而他们肚子里的书袋也不能给他们挣得一点体面的生活。他们住在窄小阴暗的房间，各自谋算生路。有的就到了报馆，不少更执笔写起俗气的小说杂文。那个年头，武侠小说是普罗大众的消遣，上不了台面，更何况色情故事。偏偏这才是市场真正需要的东西，无可奈何，自视再高的文人也得卷起衣袖弄点离奇香艳惊心动魄的小方块，天天生产。
很多道学家批今天的报纸俗，他们一定太年轻，没见过当年的报纸，那可真是要多黄有多黄。“案中好多景轰，妇报下体流血，因遭撩阴腿搞鬼”，这是当年某大报港闻版的标题，已经这么出位，副刊如何可想而知。文化人下海招生意，那种又自傲又自怜的难堪心情，我们隔了几代依然体会得到。但中国文字训练的功底到底还是进了他们的血液，洗不清放不掉，所以即使在写咸湿黄飞鸿盘肠大战十三姨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不小心地漏出一句柳永秦观。
黄霑的中文很好，了解古典文学，这是今天娱乐圈传媒界的共识。他常在专栏里提到他的老师饶宗颐，他最畅销的书叫做《不文集》(一本上世纪80年代最红火的色情笑话集)。据说闲暇的时候，他喜欢读古人笔记，但他常常训斥读书人是远离大众，孤芳自赏的酸秀才。和上一辈的南来文人一样，他的创作为香港的普及文化打下了基础，成为香港人集体经验中不可抹灭的一部分。但和老人们不同，他写黄色笑话写得全无愧色。他对自己的笔有信心有傲气，大众的掌声他也照单全收。黄霑从不说自己是君子，他倒很乐意承识自己是“真咸湿”。黄霑的歌词广告固然影响极大，但他的人格形象更加是香港普及文化创作人的模型。另一个已故填词人林振强的名句“不扮高深，只求传真”，我觉得用来形容黄霑要比形容《一周刊》要贴切。宁为真小人，不做假道学，黄霑整个人既表达也模塑出了香港人的这种价值观。所谓“鬼才”，就是以同样的功夫才华，可以写歌讽刺高官，也可以口若悬河地捧起大家都不喜欢的高宝，而大家都一样接受。因为我们都很像他。
只是再怎么不求高深，他当年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万水千山纵横，岂惧风急雨翻；含笑吞吐风雷，饮下霜杯云盏。”今天拿给小伙子看，他们也以为是古诗十九首了。你爱大众，大众却不一定永远爱你，在大众文化中打滚一生的黄霑当然明白。所以，早在黄霑去世之前，他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