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莉莉老人家走了。我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读到这则消息，怨恨自己不够尽心。
早在几年前，黎老似乎搬了家，以前家中的电话突然不通了。在海外见到北京的朋友，有点渊源的，如在电影学院教书的教授，或是年轻的导演，我都曾托他们帮我找找。无奈这两年我飞来飞去，即使来北京也是在公务繁忙中，未能进一步追索。虽然脑中还不时想起应去看看黎老师，却一再蹉跎，简直无法原谅自己。
认识黎老师，应感谢关锦鹏，当年为了编写《阮玲玉》的故事，我们曾飞来上海、北京数次，除了找文字资料，最令人兴奋的便是拜会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老前辈。当时我着迷于老电影史，除了因为它们代表通往我父母的家乡和时代的渠道以外，更因为那些精彩的经典，仿佛在光影的时光回廊里，娓娓地向我细数中华民族的过往，让我领会到作为中国人的辛酸的骄傲。
于是我们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老太太吴茵家吃到她生日的大蛋糕，和潇洒如故的刘琼倾诉我母亲那代女子如何崇拜他的绅士风采。在台湾，我曾陪着陈燕燕坐在她的居室床沿，听她哀怨地讲述她如何在炸弹一颗颗落在上海上空时决定“连披纱都没有地”嫁了第一任丈夫。还有白光，八十高龄仍登着高跟鞋穿着旗袍，回忆她坐在地板上哭了一夜决定离开电影界的往事。
这些历史上风华绝代的人，都愿意和晚辈分享他们的经验。但是时代巨轮上滚滚前进的年轻人似乎遗忘了他们。我们在他们的眼睛中读出了寂寞，也意外获得他们“难得有知音”的青睐。白光、刘琼两位前辈，在年节时都和我交换过祝福卡片。其中最令我感到亲切的却是黎老师。她的大方，她的好运动，她活泼开朗的个性，还有对人的关怀，仿佛从《大路》、《体育皇后》、《天明》等片中的活脱脱走出。不扭捏，不作态，即使高龄仍带着一份自信的美。费穆、孙瑜用他们透视的镜头，在黎老师身上捕捉到一种中国女性的原型。时过境迁，七十年也不褪色。
黎老师自己也怀念年轻岁月。我们一起在电影资料馆等着看《狼山喋血记》。她说：你们真本领，这部电影不该看的，里面有江青。后来，银幕后面跑出一个人来，粗声问谁要看《狼山》，说没有这部电影！
我们都噤若寒蝉。后来改看了《新旧上海》，黎老师和我都热受舒绣文。她也和我指指点点银幕上这个人那个人。她说：“这个人叫×××，品性不好！”我发挥了我对脸孔的记忆力，说：“不，他应该是另外一位×××吧！”黎老师盯着银幕看了一会，恍然：“你说得对。”然后她突然转过身来瞪着我的脸：“你到底几岁？”
这些渊源使我能和她在电影中找到交集。她愿意和我交流在我出生前已有的事件。每到北京我都来看她，她也常给我寄照片，寄信，称“雄屏小友”。直到有阵子，音讯沓然，电话也通不上了。是她病了？我很安慰自己她应是搬了家。
这段日子，吴茵、白光、陈燕燕等老前辈都相继辞世。终于，黎老师也离开了我们，就是那种最怕翻开报纸看到的方式。其实，年纪大了，该来的是会来的，只是我多希望她的脚步能多留一会儿。焦雄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