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网上最热的话题当然是“柴静”——这位以“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介绍自己的央视美女记者最近却难以安静。如果说木子美在微博指责柴静私生活，柴粉还可以“女人的妒忌”搪塞，到了20日晚，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发表博文暗讽柴静出镜时的采访过于表演，则让柴粉们坐不住了，“劈柴”运动随即达到高潮。柴静曾作“采访是一场抵达”的演讲，闾丘露薇不以为然，她认为采访就是提问，看清事实，找出原因。而柴静在新书《看见》的自序中提到，自己做新闻最关心“新闻中的人”。闾丘露薇也对这个说法存疑：“如果一个记者，做新闻只关心新闻中的人，而不是背后的原因，那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这是不称职的。”她认为，新闻采访只关注人的做法安全讨巧，受益的是媒体人本身，却不是公众。    

　　应该说，双方的支持者势均力敌。支持闾丘露薇的@地瓜熊老六认为，“其实柴静就是一雷锋式的记者，无论雷锋帮助甲乙丙丁哪一个，主角永远都是他，柴静也一样，无论采访甲乙丙丁哪一个，主角也永远都是她；雷锋做好事不留名都写进日记里，柴静采访不留名都写进书里；柴静和雷锋都有一个随时拍照的贴身摄影师。”而前央视主持人@董路更是在博文中诘问“柴静，你能看见自己吗”，“演播室里的柴静，有点奥普拉的影子，只是因主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像奥普拉那般犀利，于是，退而求其次突出情绪，引领着观众的喜怒哀乐……关于柴静表演式的新闻采访方式到底是否符合新闻专业的要求，说得直白一点，柴静做新闻和于丹做新闻之间，只少了一本《论语》。”

　　而支持柴静的人也有板有眼，中山大学传播学教授@张志安认为，“记者可以有不同种类。通常来说，寻求个人遭遇背后的原因，具有重要性；而当个体心智被道德判断遮蔽或制度归因无甚新意时，关注人性本身尤有意义。”而作为《看见》主编范铭的老师，南京大学传播学教授杜骏飞发长微博《我们怎样抵达新闻？》为柴静辩护：“的确，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追寻简单的事实……但自《哈钦斯报告》以来，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新闻学已不再是唯一的理念诉求……柴静的新闻文本聚焦于人，绝非是没有价值的，更没有违反新闻旨趣。……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那一成不变的历史(如‘看病难’)，才是需要报道的历史；那朴拙平淡的言论(如‘打工真累’)，才是需要报道的意见；那些波澜不惊的事件(如‘仍在期待中’)，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新闻。”联想到杜教授今年1月刚刚说过“对历来以文艺代言新闻言论的献词，我都不喜欢。报纸言论需要的是对真知的清晰表达，纯正的言论不相信抒情”，不得不说，他这次的观点多少与以前有矛盾……

　　该如何看待柴静和闾丘露薇的新闻观分歧呢？这里先插一段关于翻译的争论。专栏作家周嘉宁近日一篇《琢磨翻译腔》引来不少文艺青年的讨论，大意是20年前的翻译存在大量中国口语的表达，动辄就出现两句方言和俗语，而新人的翻译则“不按照中国人的口语习惯说话”，被人讥为“翻译腔”。可作者却认为：“为什么不承认自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要大过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呢……我喜欢英文里面的节制，精准和冷漠感。而且我讨厌地域感，口语化的东西带来强烈的地域感，这是我最想要消灭的东西。中性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网友@whigzhou也赞同道：“翻译腔挺好，这是对汉语的发展，旧式汉语在某些方面的表达能力不行。汉语在唤起共鸣方面比较强，若所涉及观念在交流双方头脑里既已存在，汉语就能用极为简练的词句完成表达，可是当需要用一个稍稍复杂的结构来表达新观念时，就往往显得笨拙而不精确了，歧义陷阱多，且不容易处理。”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直译”乃至“硬译”的观点，鲁迅是语言大师，他完全有能力将译文表述得简洁、雅驯、流畅，可为什么他的有些译文会佶屈聱牙，以致引来梁实秋批评呢？梁实秋说，那些通顺的翻译即使不准确，读后也能使人落个“爽快”，鲁迅针锋相对：“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鲁迅有意地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学者王宏志解释说，自晚清以来，不少人便认为中国语文是中国积弱的主因，于是有改革语文的声音。鲁迅的“硬译”正是这一语言变革工程的一部分，他译出的那些生硬的句子，是为了给汉语输入新的语法和新的表达方式。而1月24日因病去世学者邓正来也曾有过类似鲁迅的遭遇。台湾学者周德伟将哈耶克《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里的“Constitution”翻译成“宪章”，邓先生认为是不妥的，并提出了让人信服的理由，可他以此为基调的翻译却被一些读者抱怨：“邓译本的突出优点是比较注重学理，讲求‘信’度。但文字过于粗疏，不仅语言严重欧化，语意晦涩难明，特别倒人胃口的是滥造新词、文风别扭。”

　　“语式”即“思式”。看来，邓正来与鲁迅一样属于尊重西方原意的“直译派”，闾丘露薇的新闻做派就有点像他们，语言和切入角度都遵从新闻专业主义，为了“信”，情愿牺牲“雅”，有时让观众不舒服，但对新闻事件的原因和制度的追索比较到位。而柴静的新闻做派则跟周德伟类似，属于发挥汉语特长的“意译派”，语言和切入角度都讨巧，本土观众喜欢，但化约论明显，常常在煽情中错失对新闻事件的原因和制度的追索。绕了这么大一个圈，我们是否可以承认：Ⅰ.记者有多种，柴静型和闾丘露薇型不必死磕；Ⅱ.在一个常识稀缺、“每个人都长着一张受欺负的脸”的社会里，柴静用她的特有的方式宣讲常识，传达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因此，相比起“被幸福”的“倪萍腔”和“被快乐”的“于丹腔”来说，“柴静腔”已然是时代的一种进步；Ⅲ.尽管柴静在她这一类型的新闻人里已经很优秀了，但她不是神，我们的时代显然还需要很多其他类型的新闻人来充当“船头的瞭望者”，所以，闾丘露薇的批评，能帮助柴静超越“柴静腔”，从而也让更多的新闻人审视自己、提高自己、抵达自己。 □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