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从事新闻行业之前，做的是电台的工作，而且是那种通过声音交付内心，或者说，不断进入他人内心的状态，这样的开端，对你后面的新闻职业道路有怎样的影响？

　　柴静：我觉得不能说是开头影响了后来。那是一个初衷吧，做传播的初衷，本来就不应该失去。我是误打误撞。我是第一代湖南广播电台的所谓的长聘员工，在我之前，必须是专业对口院校毕业的分配员工，我当时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这些背景，恰恰在1995年留下来，是这个社会刚解冻的时候，我是铁道学院毕业的，工作单位已经安排好了的，是中铁十七局。不服从定向分配，需要交数额不小的出路费。当时社会就是如此，人被僵冻在一个地方，要挪动一下，代价很大。但我当时就想做电台的工作，不假思索，非干不可。自己的满足感，就全部来自工作，来自工作中与人之间的交往，我确实对人很感兴趣。我在签售会上见到读者的感觉，非常像我当年与我的听众之间的关系。有听众给我寄明信片，上面写着：“大众是最好的雇主。”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做新闻，也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说的，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能不能诚实。心灵流动的轨迹，你若是想隐匿，是可以隐匿的。但是，你若是选择隐匿，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但袒露又很困难，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出来。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

　　“记者是要将事情袒露出来”

　　新京报：在你新书的首发式上，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话来赞美你，说你既是男人中的异性，也是男人中的同性，你在这些好友之间是没有性别的，“她本来也没有”。你听到这样的评价有何感受？在自我承纳层面，你会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还是会有意识地抵消这个身份的某些特征？

　　柴静：其实，跟男性与女性没有关系，我觉得，朋友是人和人的关系，只不过恰巧他是男人，恰巧我是女人，仅此而已。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都是太拿外界当做自我的参照了，在我看来，珍视或者抵消女性身份，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参照系统在那里。新闻界有个传统是说，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我也会面临这样的声音，但总体来讲，它没有怎么困扰我，我觉得女性或者男性，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如果你想着你该怎样呼吸，那你就难受了，自然而然就是了。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的作品，会用一个词，流畅，再加一个词，有哲理，然后再加上，悲悯。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去揣摩读者的期待吗？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吗？

　　柴静：没有揣摩和迎合吧。

　　有时候，人遇到某件具体的事情时，通常会有相似的反应。作为记者，我也许要做的是，诚实地意识到它，并且将其袒露出来。

　　这也是我说的，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能不能诚实。心灵流动的轨迹，你若是想隐匿，是可以隐匿的。但是，你若是选择隐匿，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但袒露又很困难，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出来。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为这个职业，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就你的体验与理解，记者这个身份，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有何特殊之处？在《看见》这本书里，你会有意去谨守“记者”这个身份吗？还是，把自己从记者这个身份中释放出来？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

　　柴静：记者比非记者多一个“问”的职责，这个职责你知道，对方也知道。但像那个踩猫的女性，她喝酒的时候，听你唱歌的时候，她忘了，所以她向你有一个交付。但是她坐在你对面，你不可能因为她交付了你就不“问”了，这个问要触及到她最难堪最受拷问的人性部分。但没有办法，像同事说的“你让她难堪了，但你不能不问”。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难受，我跟她共同承担这种难受。

　　写书时，我觉得事实准确是记者身份的要求。其他部分让它自己流淌吧，新闻的原则不是干燥的铁律，是你在描写生活时，它从生活中自己浮现出来的。

　　“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

　　新京报：你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写得非常有个性，每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意味深长，这容易让人把目光从书页上收回来，而重新转向人身上，以及作者身上。你在写人的时候，会有所虚构吗？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赋予他们个性吗？

　　柴静：没有吧，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已经经过的事情，很容易变得很平面，关于某个人的印象会变得很模糊，死去的人，会变成一个名字，如果能写出他生命的实质的话，哪怕就只是片断，他好像就会重新活一遍。但我真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所以我一开始，不用资料，而是靠自己的印象去写，因为我想唤醒这个实质，究竟是什么。写作的过程，其实是寻觅的过程。你记得的是这个事情，而不是那个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

　　新京报：你的很多文章里，读者们能感受到一种宽和清健的力量，一种积极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努力，对你自己而言，是否也包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暗示？

　　柴静：其实写的时候是不觉得，你想，采访完踩猫的女性，你在半夜里12点，同伴们已睡下，你不能开灯，你拿着圆珠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开始写，周遭的世界已经沉入黑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写下来，心里难受，折腾得睡不着，你只能写下来，写下自己的不安，这是唯一的宣泄方式，承认自己有让自己为难之处。你所说的力量，善或者好，其实不是我写的时候的目标，是我自己在不得不写的过程中拱出来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安宁。

　　新京报：做新闻调查，追逐真相，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你是否有过内心坍塌的时候？你似乎很少把内心的无力与崩溃，幽怨与愤懑诉诸笔端，是什么支撑你一路走下来？

　　柴静：我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坚强吧。你看我写“山西”那一章的时候，我是在书稿截止之前加了最后一段，就是关于石榴那一段。(《看见》P132)那应该就是一次崩溃。我写那棵石榴树被砍倒之后，我在电话里冲着我爸又哭又喊，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向我的家人宣泄自己的压抑，那就是一次崩溃。有些东西是无可安慰的，你只能选择写还是不写。

　　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的书想说的也是，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眼睛向内观看。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老天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

　　“写作者是被人解读的”

　　新京报：荣格说，一个人不是凭想象光明来觉悟的，而是意识到黑暗，或使黑暗化作意识。就是说，面对黑暗与阴影，面对自身的“恶”，尤其重要。我们可能在你的文字里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光明的觉悟，比如你对人性的宽容、对平等正义的理解、对独立自由的辨析，关于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么多，你是否有意选择在文字层面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自我，而不是一个不断与自身黑暗斗争的自我？

　　柴静：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这可能是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我写的时候，有过一次跟六哥(老六)的交谈，当时很意外。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人的，写他人，写我的报道，并没有自觉，是要写自己，除了写“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那一章。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是记者，尽量不要写自己。但他看完初稿后，跟我说，好的写作者，比如何伟写《寻路中国》，何伟从来没有想过写他自己，可是通过他写他人，却看到了他赋予每一个人以尊严。其实，写作者是不自觉的，或者不自知的。是被解读的。

　　新京报：公共理性，比如平等、公正、正义，可以放在公开的言论平台去讨论与诠释，私人理念，比如爱、善意、自由等，其表达的方式与途径，都是私人的选择。你在写《看见》的时候，是否有一些表达上的倾向？愿意让更多属于公共理性的东西，浮现在字里行间？或者说，对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的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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