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可能正相反吧。我跟牟森有过一次信件往来，大概是我写了三四章的时候给他看了，他不太满意，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说你这不像新闻记者的写作，我认为一个记者应该有写史诗的雄心。你问的这个问题，若是要回答的话，我会再次提到我写作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公众写的，但在写的过程中，会意识到你是写给一个个具体的人看的，这些人未必是学新闻的人，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我的书，其实很个人，没有借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写作方式，我看过国外同行的写作，但最后写出来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写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的书，不同的章节，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写的，写“非典”或“地震”，“眷恋”或“陈虻”，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态。唯一相同的是，真实地写，孤注一掷，投入其中。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付，很不容易，会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没有从概念出发来谈论。如果在写作之始，去想我要说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书的序言，也是我书稿全部交稿后，在去国外的飞机上写的，因为大家都说不写序言，太违反常规，所以，我是在飞机上写，那我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有朋友曾经跟我说，写一本书，你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而且，只用一句话就说明。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泥沙俱下地写的，写序的时候，才理解自己写了什么。

　　“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

　　新京报：你曾向钱刚老师反思自己，说自己只读过言情小说，离专业新闻所要求的知识素养有一定距离。那么，你是否会有意去为自己补充营养？有意识地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视野？

　　柴静：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去阅读，那样的话，也太功利了，也做不到。我是带着我的困惑阅读的，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困而求知。我这几年的阅读，也都体现在我的博客里面，我写顾准的时候，写了八九千字吧，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要把不得不说的东西，表达出来。阅读本身没有什么目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困惑，为了解除困惑，就会去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更新自己。

　　新京报：在一个社会文化秩序不够完善的社会里，你若是择善固执，想有所坚守有所为，就会与你所在的环境的秩序与规则发生冲突。有没有人给你示范，此种情境下该如何行事？

　　柴静：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的书想说的也是，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眼睛向内观看。就像同样的历史时期内，苏联会有阿赫玛托娃，而我们为什么只有《艳阳天》。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老天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

　　我敬佩的是钱刚，认识他那么多年，没有听到他一句抱怨与牢骚，他永远保持关切，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示范。我觉得，人对自己的社会共同体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创造。

　　新京报：你描写陈虻的状态：他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力气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那么，如果让你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你会如何描述？

　　柴静：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一些相似。

　　【记者手记】

　　“柴静”纵横

　　我早到了一个半小时，柴静迟到了半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又修改了一遍采访提纲，翻了一遍她的新书《看见》。

　　柴静的文字，有一种力量，一种有温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情境感极强，读者可疾速进入感同身受的状态，抒情与说理，皆是内敛而轻柔的，大多指向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夹杂着探索人性的热情，关照着那些为怜悯所涵纳的不安、恐惧与绝望。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断质疑，故而字里行间带有脆弱迷人的气质，与此同时，又因这种发问与质疑的持续性，这些文字拥有一种韧劲，糅合着作者的执拗与激情。

　　但我猜，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人，会对这样的文字产生些许不适，因为其中经常使用的，恰恰是“我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种的悖论式表达，而其思考的探究，也常止于最易达成共识的界面上，诸如：过程是有价值的；人性是复杂的；认识自我是艰难的；内心要独立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考者那里，你都能找到相类似的句子，以及更精致的论证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充满悖论，而人性中有些东西，确是亘古未变，悖论式的表达附以轻灵的诗意，足以长驱直入至人的内心，击中人们内心的真实，让很多人无力还击。而所有这一切为一个记者造成的麻烦在于，你若要尊重理解对方，你便无可置疑，就像你无法问一个诗人，为何“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除非你能成功地获得进入对方内心的门票，细观其思考运思的过程。

　　柴静说，我的理想是不断完善自我。这话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它有那么一点意思，招呼着我去探看她的内心，煽动我去描绘她精神成长的轨迹。如果她愿意交付自我，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深度对话，而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而渗透了他所在的时代、环境和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的。如果她拒绝，这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冒犯，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内心。

　　在我对这次采访疑虑重重时，柴静出现了。她在我对面坐下，掐掉手中的电话，对对方说，“我要开始工作了”。柴静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错时，她给我一个标志性的温婉沉静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丝。采访前一天，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看见》，几千名读者排队几个小时，只为自己所拥有的《看见》一书扉页上有柴静手书的“柴静”二字。她对每一位上前签名的读者微笑着说谢谢。

　　《看见》一书首印50万册，上市几天即大量加印，这些都被各大媒体作为新闻点加以报道。很难估量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子所拥有的话语影响力。她的话，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营销微博账号上，用做“晚安”贴，她在文章里引用的他人的话，也常被当做是柴静之言加以引用，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问到如此庞大的印数是否含有对自身写作的价值判断时，她的回答是，书写完了，就与作者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理论范畴的解答，一个作品，自其诞生起便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作者无关。

　　若是放在文化观察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与经验相关。探寻柴静何以流行，对我而言是另一个诱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关闭了为我提供相关答案的门径。这是我在采访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为担心自己判断有所偏颇，我在此前请身边几位长者评价柴静，其中一位要我仔细想想价值坐标，判断一个人一本书的价值，需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关于前者，千百年来，经典就那么几本，关于后者，得先衡量一下当下社会的文明底线。他也提醒我，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价值理念。

　　如你所见，纵向，柴静的成长，横向，柴静的流行，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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