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桑兰、黄健及他们的儿子在北京航空总医院病房中

　　有一份能自立的工作和有保障的经济来源，恋爱、怀孕、生子，黄健陪伴桑兰共同规划了一个完美人生。必须打下去的跨国维权官司，是一个高位截瘫运动员家庭看似冷酷无情的现实选择。

　　产子

　　这是北京航空总医院8楼VIP产科病区，每间病房自带一个宽敞的会客厅和盥洗室。会客厅里，有带转角的布艺沙发、冰箱、粉白相间的衣柜，厚厚海绵靠背和坐垫的升降式座椅，每天1500元的花费获得的是“家”的舒适和温馨。

　　4月14日凌晨零点19分，桑兰在这家医院产下一名男婴。4月17日本刊记者在病房见到桑兰时，已经撤掉了动脉检测仪器的她躺在病床上休息，旁边婴儿床上，5斤7两重的儿子睡得正酣。

　　这天下午，桑兰一直在对护士说：“我的奶水很多很好啊！”但是她的儿子只能喝奶粉——因为在吃降血压的药，她不能像普通母亲那样亲自哺乳。好在她瘦弱的、恢复了基本运动功能的手肘和手腕还能承担起儿子的重量，没有什么能比亲自抱着儿子更快乐的了。

　　“2008年，桑兰在纽约的时候曾经问过自己的主治医生瑞格-纳森：‘我能不能怀孕生孩子？’医生当时笑了，回答说：‘放轻松，没问题。’”桑兰的丈夫黄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我当时也在场，只是她的经纪人，还不是男朋友。”

　　怀孕生子，是在黄健和桑兰2012年底领证结婚的时候就规划好的人生，但这个宝宝来得有些突然。“检查出怀孕后，我们很担心能不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因为担心桑兰平时吃的帮助排尿的膀胱松弛剂对胎儿发育有影响。”黄健说，虽然瑞格-纳森通过邮件回复“临床上尚没有发现此类药物的使用会影响胎儿”，但是黄健说，他很难做到医生建议的“放轻松”。

　　预产期前半个月，黄健特意找到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麻醉与疼痛医学科主任安建雄博士为桑兰会诊——一年前安建雄博士和院长高国兰教授曾联手救治“渐冻人”吕元芳。安建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桑兰在孕期就出现了贫血、高血糖、高血压、感染等多项并发症，在麻醉和手术期间，像她这样的高位截瘫患者更容易发生肺栓塞和脑血管破裂等致命性并发症。因此，会诊后医院立刻在人员分工、设备和药物配备、麻醉手术的细节方面做准备，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突发意外制定详细预案。

　　4月13日下午18点，桑兰突然有了宫缩反应，比预产期提前了3天。从医学上说，对高位截瘫患者进行剖宫产，在临床上没有什么难度。“麻醉方面的控制是这次手术的一个难点。”安建雄称，高位截瘫患者无法自我感知，所以选择何种麻醉方式以及麻醉程度的控制是手术的关键。据安建雄介绍，手术现场医疗小组对桑兰进行了全身麻醉，同时运用了检测麻醉深度的仪器来控制麻醉程度，最终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我们还特别注意手术时血液和血压的情况，比如是否会产生血栓的可能性。”高位截瘫的患者因无法运动很容易产生血液流通慢，造成血栓的情况。“生产过程中，血压造成的波动也有可能产生血栓的情况。”安建雄称。

　　桑兰顺利产下的男婴，医生的评分是10分。“目前桑兰重要器官功能基本恢复到手术前水平。”安建雄说，现在一是继续抗凝治疗防止血栓形成，二是进行康复训练，预防肠粘连等并发症。“我们从手术结束后就积极采取康复措施，但这些措施只能降低肠粘连并发症，不能完全避免。”

　　被质疑的爱情

　　一个是高位截瘫的社会名人，一个是一表人才的普通经纪人，即使已经结婚生子，这段看起来不对等的婚姻中男方黄健的动机依然让很多人心存疑虑。而2011年4月，在两人明确恋人关系后发起的跨国维权官司，似乎更为这份疑虑添加了一个有利的佐证。

　　黄健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帅气，对人热情随和，说话直爽也懂得察言观色。在和航空总医院打交道的半个多月里，他和这里的医生、护士混得像哥儿们一样熟。

　　按照黄健的说法，他祖籍福建，从小在北京长大。他6岁开始练击剑，在人大附中上中学时入选北京市击剑运动队，师从北京体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王首钢教授，中国击剑名将叶冲是他的师兄。

　　1997年黄健正式从北京队退役，一边在学校当体育老师，一边在月坛的天行健身会上击剑课，推广击剑项目。同一年，体育报上登出招考体育经纪人的消息，那时中国还没有职业的体育经纪人，对这个领域有一定了解的黄健参加了考试，顺利通过。

　　在正式成为职业体育经纪人前，黄健在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三产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承接一些大型赛事的策划，接触各界人士，积累经验和人脉”。

　　作为一名体育经纪人，黄健只涉足职业体育，比如足球、篮球，国外球员国内的商业开发和代理，以及体育赛事的开发。“我从不做奥运冠军和现役运动员。这些人归中心管，国家培养的，一般的经纪人插不上手。”黄健坦言，在中国，体育经纪人的空间不大。“就是代替球员谈广告和商业合作，教球员应对媒体，运作转会，做居间行际代理。收入不说多好，比一般小白领强。”

　　桑兰与黄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1月初，桑兰从美国回来不到半年。莫慧兰(桑兰队友)带着黄健去桑兰家看她。黄健回忆：“那个时候姚明、刘翔还没有出名，体操、乒乓球、足球等项目在体育圈里比较热。之前是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桑兰，以为她凡事都有人管着，吃穿不愁。结果到她家一看，生活条件并不好。”

　　这时期桑兰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各给了桑兰20万元工伤补助，有一部分是单位和个人的捐款；每月1600元人民币的工资；每个月500美元的桑兰基金补助。桑兰基金是指1998年由美国人、在美华人为桑兰募捐的款项，共17万美元。当时存入银行生息，从1998年开始每个月支付500美元给桑兰做生活补贴，至2008年桑兰赴美要求全部拿回自用为止。

　　桑兰当时住的是月租1000元的55平方米的房子，中国条件最好的康复医院博爱医院对面。桑兰可以住到离开时为止，房租也不会增加。桑兰在这里住到2005年。

　　这些并不能减少桑兰经济上的不安全感。2009年，桑兰曾在博客里回忆刚回国时的状况，她提道：“为了保险能够继续有效，我每年需要购买500美元的药品，而这个是需要自费的，单位也是无法报销的。我受伤时还没有体育保险，当然赔偿金与最近受伤的一些运动员是有一些差距的。而我现在的一些医疗，大部分是需要医保来报销的。而现在我也只有更好地工作，才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

　　黄健还记得，午饭是在博爱医院餐厅吃的，“桑兰爸爸推着坐轮椅的桑兰去的餐厅，吃的是上海菜，那顿饭还是我请的”。这次吃饭，桑兰希望黄健能帮她安排一些商业活动，却又不敢授权。黄健有自己的原则，做经纪人可以，必须授权，而且还必须是独家的。“桑兰怕找经纪人一事被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知道。她说：‘美国的阿姨不让我做这样的活动，老说我喜欢出风头。’”

　　其实黄健在击剑队的时候就见过桑兰。“她在体操队，内向害羞，跳马是她的强项。我们的训练地只隔了一条街。体操队的女孩经常出来买肉饼，有一次桑兰没排队，被我说了一句。”事隔多年再见到桑兰，黄健的感受是：“单纯，直爽，不怎么会说话，只知道生存。”

　　黄健认为，和其他经纪人比，他最擅长的是为人规划发展路线，具体到每一步该怎么走。他毫不讳言，“保姆门”、“飞机门”虽然都是事出有因，但其后事件的酝酿、发酵以及发展，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保姆门’的时候，桑兰所有的博客都是我写的。”“甭管别人怎么质疑，我就想问一句话：‘你还记得桑兰吧？’”

　　但是1999年，还少有明星参与公益事业，黄健认为桑兰虽然有点名，也没什么商业价值，“坐轮椅的，能干什么？”所以，这顿饭后，黄健说，他纯粹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同情和帮忙的心理，没事会去桑兰家看看，像普通朋友那样聊天，带她参加活动，告诉她怎么应对媒体。

　　虽然黄健承认，“后来桑兰也接了一些活动挣了点钱”，但是他一直向桑兰灌输的理念是：你没有商业价值，只有社会价值。在黄健的定义里，“企业通过名人明星宣传代言自己的产品，名人明星拿到代言费，这叫商业价值。而桑兰属于公众人物，她是残障人士，又是受伤的运动员，她跟这些特定人群有关系。所以这些年，无论‘保姆门’、‘飞机门’，还是后期做的公益事业，都跟这几个人群相关。大家光看到名人桑兰和小保姆较劲，名人桑兰坐飞机耍大牌，打官司忘恩负义，其实我希望向社会传达的是：家政服务问题，残障人士的出行权益保障，受伤运动员的维权要通过法律”。黄健说，“保姆门”时期，桑兰单篇博客曾创造了100多万的浏览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桑兰持续保持关注度，“否则过不了多久，谁还记得她？”

　　2002到2006年，桑兰到北大上学，黄健去深圳做足球经纪人，两人合作逐渐转淡。“中间联系过一两次，帮她去谈过一次广告，对方只肯出80万元，而给刘翔的是1000万元，我觉得太少了，没谈成。直接告诉她不行了，就离开北京了。”黄健说，此后两人彻底断了联系。有段时间他对桑兰挺有意见，觉得她不懂事，“我这么帮你，没事也不主动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问候一下”。

　　2006年，回到北京的黄健给桑兰打了个电话，聊了半小时，桑兰主动提出“好久不见，一起吃个饭”，黄健于是开车去了北大。“她那时境况不太好，跟经纪人有矛盾，见到我挺兴奋的，想让我帮她安排一些活动。”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桑兰的活动日渐增多，黄健为她做了一个整体策划：有些事该去，有的不该去。“那时候桑兰在星空卫视做主持人，但是星空卫视落地不好，桑兰又脱离体育界太久，传播性不够。我为她重新做规划，参与奥运活动。”黄健说，桑兰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就建议桑兰多做公益活动，而从校园开始走入社会的桑兰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对黄健的信任并没有改变。“这次合作，感觉她和以前区别很大。有些话跟她说，她能懂，认可的东西，会做。比如，有些和奥运相关的活动，钱虽然不多，但是公益性质的，我说应该去，她能明白。桑兰出一次门，特别折腾，要提前导尿。采访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必须控制饮水量。央视的很多采访，一次500元到1000元不等，还不够我俩来回折腾的。但我说得去，她就去，很听话。”

　　“她已然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就是她的饭碗。她想生活得更好，不做这个，她能做什么？”

　　2007年开始，黄健对桑兰的感觉有了变化，“就像我的妹妹，很亲，出远门的时候，会很牵挂，放不下。”

　　黄健承认自己结过一次婚，前妻一直生活在深圳。两人相识于朋友聚会，2007年结婚，2009年离婚。黄健说，前妻知道他是桑兰的经纪人，也知道他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桑兰，还曾经嫉妒过，但是离婚并不是因为桑兰，而是因为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的情感疏离。

　　2010年，桑兰在微博上宣布自己有了男友，两人的感情浮出水面。“桑兰其实教了我很多东西。她的坚强，她对人的观察和分析，她对我的包容。”黄健坦率地说，他有些大男子主义，平时好抽烟喝酒，桑兰虽然不喜欢，但是会柔和地处理这些矛盾。“她会跟我说，你想抽烟的时候能不能去厨房，把抽油烟机打开？或者在我宿醉后醒来的早晨跟我说，你以后喝完酒能不能去外面睡？打呼噜吵得我睡不好。”黄健说，每次听到桑兰这么说，他就会特别愧疚。

　　黄健很有女人缘，身边异性朋友很多。桑兰有时也会嫉妒，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她的自信。“有时候她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我说，你看我皮肤多好，你那些朋友谁能比得上？”黄健说，桑兰甚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要是没瘫痪，怎么会看得上你？

　　不过，两人在很多方面思想一致。有一次桑兰跟朋友出去唱卡拉OK，玩到晚上零点多钟才回家，桑兰的父母不太高兴。黄健则认为，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娱乐生活，哪怕是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希望桑兰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感受普通人都能有的快乐。而这也是桑兰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但还是会有一些时刻，会让黄健意识到，桑兰毕竟不是普通人。“大半夜的，保姆准点会过来掀被子，因为要给桑兰导尿。”黄健说，介入两人生活的保姆的存在，让他很没有隐私，这是最让他受不了的。

　　在桑兰、黄健的讲述中，2011和2012年，是一段谁都不愿提及，但都忘却不了的时间阶段，中间的细节不堪回首，但足以令两人找到彼此的心理支撑和依靠。

　　当时，桑兰、黄健从美国打官司回来，官司前景不明朗，原律师海明又频繁地在媒体上表达不利于两人的言论。“每一天，我起来后，脑子都嗡嗡的，就跟炸了似的，我真觉得太难了，从来没有这么难过。”桑兰说，“像是之前的保姆事件，你的朋友会理解你，知道中间的难处。但这次打官司，朋友们都不理解了，只有我和黄健知道那种感觉，就连邻居都和我们说，别打了，差不多就行了。”

　　2012年除夕，当时保姆回老家，家里只剩下桑兰和黄健，两人包了50多个饺子，晚上看春晚，吃饺子，心里想的却是官司的艰难，以及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不利新闻，而那些刻意营造出的过年气氛，只会加重彼此之间的难受心理。

　　“我们是含着眼泪吃饺子的。”黄健说，“我这一生，那个除夕是最难的，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桑兰回忆那段心情时说：“就好像是世界都站在我们两人的对立面一样。我们真的都快抱头痛哭了，我是运动员，不爱哭，但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崩溃了。但后来我们扛过来了，我们是怎么扛过来的，不是别人支持你、给予你，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扛过来的。”

　　2013年9月22日，相恋4年的桑兰、黄健领证结婚。花样滑冰双人滑选手张丹2006年跟桑兰和黄健相识并成为好朋友，现在住一个小区，没事经常去桑兰家蹭饭吃。“黄健喜欢做饭，厨艺挺好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丹说，桑兰嘴巴很厉害，性格直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遇到不喜欢的人，也不勉强要交朋友。黄健在外面有些大男子主义，但和桑兰在一起，特别为对方着想。两人平时也会吵吵闹闹，感情很好。“去她家吃饭，看他们的聊天方式，就是很熟的一家人。遇到黄健炒菜有失水准的时候，桑兰会说，你今天这菜怎么做得这么难吃啊？”

　　桑兰称黄健在外吹牛皮，在家中其实是怂人一个，对黄健的称呼也从黄爷到黄叔，再到黄哥，最后变成“姓黄的”。曾经因为黄健准备晚餐过于浪费，愤怒的桑兰把黄健逼得“离家出走”，还用微信“连环骂”。但是对于妻子厉害的嘴皮子功夫，黄健说自己有一套独特的应对方法：“她训我的时候我就听着，从来不还口，适当时机就道歉，还有就是手机绝对不能关机，关机是很恶劣的。”

　　两人透露，正因为过去几年中经历的风雨，让他们产生了感情。尤其是之前备受瞩目的跨国官司，成为两人感情的“催化剂”。接受媒体采访时桑兰表示：“我已经不是20岁出头的女孩了，我要的不是那种浪漫了，我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一起互相支撑，这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必须打的官司

　　2011年4月28日，桑兰在美国的代理律师海明向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起诉对象包括5个机构和3名个人，分别是：美国时代华纳公司，美国体操协会，TIG名下的两家保险机构，一家名为RIVERSTONE的保险代理公司，友好运动会创始人、前时代华纳副董事长特德-特纳，桑兰受伤后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两人。起诉书总共列举了针对上述8个被告的18项控罪，每一项的索赔金额均为1亿美元。

　　这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后者。此前，刘、谢夫妇一直被看作桑兰的恩人。

　　黄健承认，打官司这事是他提出来的。“跟桑兰合作时间长了，老听她说起刘伯伯、谢阿姨，故事听多了，就觉得里头有问题。”黄健说，2010年，桑兰委托他去银行取一笔5万美元的保险公司赔款，他觉得不对，“买个保险，医疗费都到1000万美元了，怎么只赔5万美元？”他仔细看了当年对这笔钱所做公证书的内容：“纽约国宝银行账户1998年存入5万美元，1999年又存入了1万美元，钱早下来了，怎么2010年谢晓虹才通知桑兰去取钱？利息呢？”黄健说，桑兰以此为由询问谢晓虹，对方却回复，“这是我跟你刘伯伯捐的钱”。联想起此前“保姆门”闹得沸沸扬扬时，谢晓虹曾经给桑兰打电话说，“拍你们的情景剧，广告多好，别闹”，黄健觉得事有蹊跷，他和桑兰将受伤以来的所有过往回忆了一遍，找到了线头——“为什么不跟时代华纳打官司？作为对外监护人，为什么不帮桑兰争取权益？”

　　对黄健的这个问题，刘、谢夫妻在电话里答复：“为了中美友好。”

　　起诉刘、谢夫妻，桑兰一方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刘、谢夫妇剥夺了桑兰父母的监护权，二是刘、谢夫妇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反而在监护期间涉嫌侵犯桑兰的隐私。

　　刘、谢夫妇的律师莫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述了刘、谢夫妇当年愿意照顾桑兰的原因：“当时他们在中国做体育彩票，跟体育总局关系非常好。谢晓虹又是体操协会名誉副主席，作为华侨他们赞助了体操协会，也是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也有经济条件。谢晓虹信佛教，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和爱心。”

　　至于剥夺监护权的问题，莫虎说根本不存在。“她妈妈当时也住在家里，完全是一片温馨。她妈妈是农村人，非常静，也不会讲英文，她们的生活、医疗各方面得到刘、谢的关心和照顾，根本就没什么矛盾。现在是有人为了达到目的，把事情扭曲了。”

　　对于莫虎的描述，黄健也不完全否认。他表示，刘、谢夫妇对桑兰的好他们不会忘记，但话锋一转，他又强调：告刘、谢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情理的问题。

　　“当年不管是诉讼还是和解，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也不至于我们因为过了追诉期而这么被动。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了伤害，凭什么我们还要背着这个责任？桑兰自己也强调要明晰责任。”

　　“撤垫子”是挑起诉讼的直接导火索，但也是一大疑点。一切都要从1998年7月22日说起，当天桑兰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跳马赛前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对于造成事故的原因，新华社在对桑兰的采访中如此报道：“当时是比赛前的跳马热身练习，桑兰在起跑并快踩踏板的时候，一名罗马尼亚教练在运动员要落地的地方去撤垫子。”桑兰认为，这个意外影响了她的动作，才导致她严重受伤。

　　但这只是桑兰本人的说法，目前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一些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日后回忆说，他们并没有看到有人撤垫子。Nessa是那届友好运动会跳马金牌得主，当天与桑兰同场竞技。在“桑兰案”见诸报端的第二天(4月29日)通过个人官网回忆说：“我不记得看见有人移动垫子，也从未听见有人议论过移垫子的事。”黄健也不否认欠缺证据，他说：“桑兰说当年有人撤垫子，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去呼应。”

　　桑兰曾透露，当时的转播方CNN有一盘录像带记录下了“撤垫子”一幕，但这个关键物证存在与否，目前也是个谜。而当年有可能目睹那一幕的中方在场人员，对桑兰“撤垫子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前体操中心主任高健、女队主教练陆善真以及刘群琳均不愿谈及那个关键问题。

　　而为何时隔十几年后，才提出受伤是因为有人撤垫子，桑兰对此的说法是，事发当年，曾收到中国代表团的“封口令”，不让她对外披露受伤原因。

　　对此，有体操协会的负责人曾做出这样的回应：“谁说要封口，不让你说话？你接受了多少采访，见了多少人？席琳-迪翁、莱昂纳多，包括美国的一些政要，你有什么委屈的？”“我们没有剥夺她父母的监护权，你不能说人家不帮你争取，人家是照顾你帮你治疗的，不是帮你打官司的。你父母没这个诉求，你个人也没这个诉求。”

　　事实上，黄健和桑兰对刘、谢夫妻质疑最多的是，他们借照顾桑兰获取到社会名望以及政治资本，并从发行体育彩票一事中得利，却没有行使监护人的权利，替桑兰争取应得的权益。

　　一位知情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桑兰受伤后，很多人都表示愿意照顾桑兰。当年体操协会委托刘、谢夫妻照顾桑兰时，并没有出具书面委托，更没有明确刘、谢监护桑兰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就像是一种私人托付。“这是一种很不专业的做法。你不能把一切推给一个美籍华人，他们不是体制内的人，也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同时让住在他们家的桑兰母女有寄人篱下、受人恩惠的感受。”黄健也指出：“桑兰有保险，完全可以走法律程序。”

　　由此，关于体操协会和刘、谢夫妻为何会存在一种近似朋友间的密切关系的猜测，牵出了刘国生和中国体育彩票的关系。

　　刘国生最早意识到中国彩票的商机是1986年，当时他得知中国即将发行彩票，开始寻找机会并于1988年在北京投资创办了“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成为福利彩票三个定点印制单位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介入中国彩票的外商。这一年，桑兰7岁。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体育部门开始发行长期体育彩票。也正是从那年开始，刘、谢公司成为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此时，距离桑兰美国出事还有4年。

　　“不是说人家照顾你桑兰了，才拿到了彩票的生意，人家早就做了。”知情人总结道。到了2003年，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中国，中国体育彩票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刘国生曾在博客中透露，走的时候没有一分钱债务问题和税务问题，干手净脚地来、干手净脚地去。

　　“当时刘国生是被总局一位新上台的领导赶走的，彩票后期出了多起腐败事件，都是在刘、谢离开之后所发生的。”知情人还表示，“体育彩票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多大贡献，你得感谢人家，你要看他正面给这个事业带来了哪些贡献，你现在看人家发财了就说他一定是奸商，你没有证据不能胡说。他跟总局什么关系，他跟彩票什么关系，他们是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黄健不否认，打官司的每一步都和桑兰形象的策划定位是相连的。“我跟桑兰说过，我对她的定位是：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在争议中前行。”

　　黄健很懂得如何选择合作对象，控制整个局面。比如桑兰生产选择航空总医院而不是协和，他都是有考量的。“协和太牛×，我和桑兰在那里没有太多话语权。”而在航空总医院，安建雄明确告诉本刊记者：“对桑兰的所有医疗行为对家属黄健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是现代医学伦理学对病人及其家属知情权所要求的。医疗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高国兰院长和我都有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经历，在这方面格外开明。但邀请黄健参加医疗组的所有学术讨论绝对不是常规行为，这主要是黄健长期亲自负责桑兰的日常保健工作，包括导尿和康复训练等专业医疗行为，他的加入对桑兰的医疗安全有积极帮助。”

　　但是就如同黄健自己说的，“算得再精，都有失手的时候”。律师海明的出现，打乱了黄健的整盘棋。

　　在通过网络得知桑兰要打跨国官司时，美籍华人律师海明通过邮件毛遂自荐，要求免费为桑兰打官司。考虑到海明的名气和积极性，再加上又是华人方便沟通，黄健最终选择了他。然而始料未及的是，2011年6月，在未征得黄健同意的情况下，他发了一份经过公证的法庭证词，证明桑兰受伤后在美生活期间曾遭性侵。7月，桑兰不得不到纽约一警局报案，指控刘国生和薛伟森在13年前对她进行性侵犯。“性侵”一事，在黄健和桑兰看来属于非常隐私的东西，他们从未想过要公之于众，只是因为黄健在酒后跟海明提及“薛伟森给桑兰买文胸”，被海明以有利于打官司进行渲染和利用。8月，官司还未了结，海明以拖欠律师费、拖欠房租等诉状，把桑兰推上了纽约地方法院的被告席，并以此为由到联邦法院申请不再担任桑兰的代理律师。至此，桑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她的公众形象也跌落到最低点。黄健对于当初的选择也很是后悔，“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是多大的错误”。

　　黄健说，打官司一事，尤其是“性侵案”被曝光后至今，再没有活动找桑兰。这种情况下，黄健重新对桑兰做了定位，“彻底抛弃名人的光环，还原成普通人。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击剑运动员的经历，让黄健“好斗”。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他经常和其他车主“斗气”。但是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并不纯粹源于斗气，更多的是现实的考虑。

　　2011年8月，在和海明彻底决裂前，桑兰和海明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被列为被告的美国体操协会以及三家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后者承诺给予一定程度赔偿，桑兰也由此撤销了对他们的诉讼。这三家保险公司和美国体操协会在记者会前和桑兰进行了三小时的闭门会议，最后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承认1998年美国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受伤并非个人失误，保险公司理赔1000万美元增加中国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赔付。

　　2012年10月5日，桑兰委托徐晓冰律师向美国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法院递交起诉书，对时代华纳提出三项指控，要求其做出赔偿。这三项指控为：违约、食言和信赖损害。2014年2月25日，桑兰案主审法官阿娜丽萨-托雷斯签署裁决书，撤销桑兰对时代华纳的全部指控。

　　黄健对此的解读是：案子还有希望，保留了对刘、谢的几项起诉，接下来是法庭问话，原、被告双方都要出具证人和证物。桑兰一方将据理力争，继续上诉。同时，桑兰一方和前律师海明之间的官司也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