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北京研讨会现场

李准

吕芃

莫言

　　《红高粱》通过这样的改编创作，证明它是经典作品。这应该是在一个没有颠覆原著精神和气质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性的改编。没有被莫言吓住，从开始到结尾，包括我奶奶、我爷爷。在吃透原著的基本情节、氛围、故事主调情况下，进行的创造性的改编。小说和电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我觉得电视剧《红高粱》把它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传奇，它的传奇性还在，把它变成了现实主义传奇。中国的电视剧和韩剧有什么距离，有什么差距？主题没有他们宏大？家族情怀没有他们有责任感？我觉得完全不是，人家都是通过大量细腻的情节呈现这样的主题，而我们是笼统的、含糊的。郑晓龙导演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性，以及它的严密性，客观性。无论是小说和电影，余占螯应该是一个主角或者是一个第一号的人物，应该说戴九莲应该是第二位的。但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个人的感觉颠倒过来了，女性是主角，余占螯是次角，我认为这个是特别必要的。特别是当我知道要拍这个电视剧，到现在呈现出来可能就一年时间，能有这样的状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借着这个成果，其实山东卫视可以继续打这张牌，可以继续把莫言先生的小说改成电视剧，山东卫视抓住这个资源一定能做得更好。

　　梁鸿鹰 《文艺报》总编辑

　　评价电视剧的时候，我总离不开《红高粱家族》这本书。这个书待续里面有三个标准，长度、密度和难度。首先长度是60集。我觉得这个长度不疲倦，看完以后，经常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拽着你往下看。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可能就是周迅，周迅演得太精彩了，外形好，也会演。再来5集、再来10集也能看下去，老少皆宜，人看人爱的程度。这个作品还有让我很受触动的一点，就是对我们国民性的批判，国家危亡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委曲求全，他要帮助日本人，从中渔利，为了使自己过好，就不顾民族利益。这个东西的表现，我觉得是深刻的。我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从里面你看不到真枪真刀的抗战，但是你能看到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那时候的苟且、牟利，这是让人非常沉重的东西。从观赏的感觉来讲，形成了很突出的对立。一方面就是家里的戏，九儿、恋儿、大少奶奶这三个人的戏，和余占螯、张俊杰这些男性的戏，构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这三个女人是家斗戏，勾心斗角，都是合理的，都是引人入胜的，都能揭示人的真性情的。这个剧从长度、密度、难度来讲，我觉得它完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到目前为止，给我的这种观赏的满足感也是非常强的。

　　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编有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从文化传播上来讲，应该是非常建设性的选择，让我们社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更通俗的媒介了解我们的文学经典。第二从改编本身来讲，完成了两个转折。一个转折首先是媒介的转折。因为原来是小说，然后有电影，然后又有了电视剧。电视剧这种样态在家庭里面，家庭观看的艺术样态对戏剧性要求非常高，对人物关系的粘合性非常高，所有这些构成电视剧想要表达的社会氛围和时代氛围。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社会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第二个转换就是时代的转换。时代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研究它，或者将来分析它的意义所在。同样一个文本，两个不同的时代，然后我们分析比较，我们省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强化了什么。音乐是我很喜欢的，虽然不是新旋律，但是处理得特别好。

　　张育华 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主任、博士生导师

　　剧版的《红高粱》为酒神精神真的注入了浑厚的历史情怀和价值意义。这是特别根性的一点。它是电视剧，不是电影，电影这么一个物种，不是这样的文体，生长在写实的情境当中，晓龙把写实和写义打磨圆了。我特别想说的是就是九儿最后走的那场戏，我不知道晓龙导演是怎么拍出来的，我觉得是用地道的电视剧的叙事笔法，不动声色一路的铺垫，最后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赵冬苓老师、晓龙导演给它赋予了崭新的魂。另外一个剧版《红高粱》充满了对电视剧文体的呵护和电视剧语法的重构。剧版《红高粱》对电视剧语法修辞通则做了挑战，又做了刷新，为影视艺术搞研究的人提供了范本。郑导创设了自己的写意美学，而且写意美学跟偏于写实的电视剧的情节几乎是没有排比反应的，这个是非常难的。晓龙导演不追求有悬空感、膨胀感写意造型。看起来不显山不显水，其实是很浪漫的。比如说淑贤数豆子的情节，把妇女楷模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处理。赵冬苓老师的对白特别棒。不能不提对白，因为电影是靠镜头语言，电视剧就是唠叨的文体，所以电视剧叙事对白的占比和叙事能量也是很惊人的。对编导的智商也是极大的考验。看下来之后，我觉得剧版《红高粱》的对白几乎没有硬伤。因为电视剧是话多必失言的一个品种。尤其是像九儿劝朱县长，去谢罪那场戏太牛了，堪称是对白里面的经典，正话反说，句句攻心。

　　李跃森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

　　我觉得总的来说，2014年电视荧屏上《红高粱》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它比较好的把握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涵，用更加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情节设计视听语言，丰富原著的精神内涵，比较好的实现了艺术精神与大众趣味的统一，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成功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有很多种选择，我认为这个改编的选择符合创作实际。创作团队没有想办法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广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深度做文章。所以我们看到了电视剧是一部比电影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有趣味的作品。

　　李掖平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事实证明这部电视剧不仅三观齐正，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我觉得为当下的电视剧创作树立了很难超越的高度，是不是经典，需要交给时间来检验，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时光怎么把《红高粱》的光彩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当下电视史上。

　　从成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至少有三点：

　　第一，三观齐正，弘扬的是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大义凛然，从保家到卫国的精神成长的历史。思想格调上做到恢弘大气与细腻精致统一的融合。

　　第二，写意和现实的融合，这部电视剧从编剧到后来的拍摄，绝对做到了写意和写实的高度融合。

　　第三，这部剧特别好的实现了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融合。无论是国民劣根性的大胆批判上，还是对民间野性，也是莫言先生作品中最重要的精气神，就是血性、激情、自由自在坦荡无畏的生命形态，在这些共性刻画上，这部电视剧做得非好。赵冬苓让九儿纠结在自己的生存都受到最大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了很多带有某种阴暗和险恶的事情，包括了恋儿，但是最后关头赵冬苓总是用仁慈让他们自己完成救赎，把人性的高贵在危险边处打捞出来。赵冬苓从精气神上还原了莫言老师书的灵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态，雄强勇武的激情和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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