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雪山音乐节海拔3000米的甘海子草甸狂奔下来，到了广州，吃了一碗粉，就进了星海音乐厅，观看帕尔曼的彩排。
一种强烈碰撞的感觉。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雪山音乐节，崔健疑惑地打量我，我用余光看到他身后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写着“
恣慰”字样的箱子(“恣慰”是一个乐队的名字)。
在星海音乐厅，面对着帕尔曼，我周围是漂亮的装修，和一群英语斯文流利的admirer———措词绝不带Fxxk。
崔健和帕尔曼，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两个选择了不同的音乐方向，但同样了不起的人。
崔健在雪山音乐节上说：“摇滚乐在哪个国家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会被人们联想到暴力、性乱、污言秽语、毒品等等。”他说得对。在寒风冷雨的玉龙雪山脚下，我的确联想到了他上面提到的那四样东东。
我们几个记者在山下的古城里聊天，共同的话题就是对人性之恶的能量的释放的可能性的深深恐惧———是摇滚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些？
但摇滚本身不是恶，就像崔健接下来所说：“这些东西(指暴力那四样东西)被夸大了，失去了真正内省的东西，失去了对发现的问题不断地反叛和更新。”
在雪山音乐节上，我看到很多“看起来很摇滚”的人，看多了只觉得花眼，个个搞怪，就其怪自败，奇装异服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沦为平庸。
毕竟摇滚不只是一场另类时装秀，摇滚更多的是音乐本身。
可是在玉龙山脚，我听到的好的“音乐本身”并不是太多。
热爱摇滚的年轻人很多都把“摇滚的姿态”和“摇滚的音乐”混为一谈，为数不少的摇滚，都落在了“看上去很摇滚”的层面上，更过分的，是那些以为只要对着扩音器多喊几句“CAO”就很反叛很摇滚的人。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雪山音乐节以及雪山以外更大的范围，对某些摇滚，有几个人叫好，有几个人轰他们下去，剩下去的绝大部分人，则心平气和，完全不听他们的音乐。
是让雪山摇滚起来，还是让人民摇滚起来？这是个问题。
但其实帕尔曼的乐迷也并不比麦当娜多，所以说“多”还是“少”，并不总能说明“好”还是“不好”。但一个古典乐手拉琴，不能只凭着“穿得像个古典乐手似的”就顺利进入自我肯定的角色，事实也正相反，昨天我在看帕尔曼彩排的时候，他和整个广交乐团都穿着便服，非常的不古典。但我们台下的感到很古典。
陈道明说：“人家看我的孩子长相可以，都说，让她去当演员吧，为什么就没人跟我说，我觉得你这孩子还可以，让她替人开个刀吧。”
一个古典乐手，的确是在经过了长期下苦功的专业训练之后，才有了江湖地位。几个摇滚乐手肯下功苦练？
雪山音乐节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纯洁！”帕尔曼的D大调协奏曲和《辛德勒的名单》，一言不发，但放在哪里都纯洁。
在雪山音乐节上，台上的年轻人大声呼喊：“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瞬间和音乐在一起是幸运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和音乐在一起是幸福的！”这句话我听的时候没有幸运幸福的感觉，但坐在星海音乐厅亲耳听帕尔曼的时候，这种感觉找到了我，只是略有不同，我那时想：“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瞬间和帕尔曼在一起是幸运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和帕尔曼在一起是不必的！”什么东西能叫嚣着“一辈子在一起幸福”，不是帕尔曼，不是任何东西，只可能是爱煽动人的幼稚语言。
帕尔曼的琴像民歌一样迂回奔放，音符圆润饱满，富于歌唱性，以及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张力。在《辛德勒》的音乐中，我坐在黑暗的观众席上直直地看着灿烂的舞台，脑子里闪动着甘海子草甸的场景，饱受刺激，心想，两种音乐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是多么不同。
记得有一句话说，我不害怕／喜爱你的音乐，我害怕／喜爱你音乐后面的东西。（窦婉茹 原载《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