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中)与王磊(右)在查看音乐节演出场地，左为“泵”乐队鼓手小刀兼本届音乐节策划人之一。
解放语言，用Hip-Hop抒情——本报全程追击崔健广州之行崔健揭秘其新专辑并与本报记者畅谈音乐
独家专访
2003年12月17日上午约10时半，崔健来到广州时代玫瑰园参加“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新闻发布会，由于崔健即将在广州和东莞演出，且其五年来的首张新专辑也如箭在弦，当天到场的媒体自然格外重视。
在崔健心目中，南方都市报是一家“牛逼”的报纸(见采访手记)，因此，本报记者也在发布会后得到了独家采访崔健的机会，他毫无保留地向本报谈起了他的新专辑。
崔健的访谈如恒河沙数，不过多将焦点放在其音乐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上，作为呐喊者和革命家的崔健被无限放大，作为音乐家的崔健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令崔健成为中国新音乐最强人物的，完全不在于歌词与批判性，而在于那强有力的、令人落泪的音乐原创性。本报从音乐角度提问，试图将“音乐家崔健”的面貌完整呈现。
老崔语录
●“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有东西喝，就有发泄释放的需要。”(答记者关于“现在做音乐还有没有出于发泄的考虑”)
●“我觉得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任何人都没有预言能力，说什么都只有50%说对了，另外50%是我们的期待，而我非常希望有人说我们期待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Hip-Hop美吗？因为它可以跟任何音乐结合，只要节奏一起来，一有身体的东西，它就可以跟任何音乐玩。”
●“(音乐中的)冒险意味着在你对过去所做的事情不满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自然能量，单纯的冒险没有意思。”
关于新专辑 用方言演唱，解放口音
标题未定，发行日期一再推后的崔健新专辑是他自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以来的首次出击。在新专辑中，崔健在电子化的路上继续走了下去，并对于语言的节奏化／乐器化做了更多尝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Hip-Hop的基础上解放四声”。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新专辑做了多久？
崔健(以下简称“崔”)：没法统计，因为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在创作，最后缩混的过程中也涉及创作。
南都：大概什么时候能出？
崔：现在还说不准，还在谈合同。
南都：自《无能的力量》之后你是否还一直不断地创作，然后现在觉得有一批东西可以归成一张专辑了？
崔：对，但其实还有很多新作品没放进去。另外这几年我还做了些其他的东西，比如给《鬼子来了》的配乐，有很多做好了的电影最后没用，还给香港一个叫《给你点颜色》的舞剧(曹诚渊作品)做了配乐。
南都：我听了目前网上流传的那首新歌《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方言？
崔：口音解放。其实不是方言，就是解放的口音，你愿意用哪儿就用哪儿的。听起来有点像唐山口音，但唐山人听了会说不是。唐山口音有点矫情，伸着脖子说话，有点像《鬼子来了》里面的。我看《鬼子来了》看了若干遍，结果就学会唐山口音了。唐山话有种韵律，好像必须伸着脖子才能说出味道(笑)。
南都：新专辑其他的歌也会遵循解放口音这一原则吗？
崔：还有一首也是。我特别愿意把语言节奏化、音乐化，这就要从中文的四声中解放出来，你爱用什么样的声调就用什么样的声调。但这一过程我其实是花了大量时间去琢磨。
普通话的四声对语言音乐化的制约挺大的，我觉得中国的说唱音乐都脱离不了数来宝、快板书。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语言节奏化，把语言当乐器用，制造一些复合节奏。
用带口音的语言唱容易让人感觉不严肃，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但不是堕落，不是堕落到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我想很多人产生这种错觉。解放语言并不是要放弃严肃的态度。
南都：新专辑还有什么其他的新方向？
崔：我在做很多尝试，很多我还没在其他地方听到过的尝试。比如像旋律和Hip-Hop(节奏)一起用。
南都：你为什么会对Hip-Hop这么感兴趣？它其实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东西，是黑人文化的一部分。
崔：爵士也是啊，爵士、Hip-Hop和Blues不是一家嘛。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喜欢，它就是感动了我，就是好，没别的办法，就是舒服。
关于电子 “电子本身也是乐器”
电子化了的崔健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崔健究竟是通过什么走上电子之路？拿惯吉他和小号的他，用得惯鼠标和电脑吗？
南都：几年前你开始对电子产生兴趣时，是受到哪个或哪些艺人的感召？
崔：当时听Chemical Brothers，是我弟弟给的，他给了一大批，都是电子的，但大部分我不喜欢，都是House。
南都：你不喜欢太重复的东西。
崔：对……不，我不是不喜欢重复，而是很多人是为了省略做音乐的……或许我不应该说太多理论。我就是不喜欢House，它太简单了，音乐性差。我比较喜欢音乐家做出来的东西。就像很多人说，Drum‘n’Bass是音乐家做的，里面很多复合节奏，House则是一帮DJ做的，舞曲。
Chemical Brothers之后也听过很多其他的，像Drum ‘n’Bass等等，很多艺人我都不记得名字了。当时就是觉得他们节奏做得太好了，那种丰富性。
南都：有没有觉得电子音乐的创作过程和演出过程削弱了表演性和身体性？拿着把吉他弹和用鼠标去拉那些滑杆或是扭音序器上的旋钮毕竟不是一种感觉。像现在有些电子音乐现场表演，音乐家甚至会仅仅在台上播放事先做好的CD。这一点对于你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崔：我觉得电子音乐(注：此处为口误，意指像采样器、音序器之类的电子音乐常用的硬件软件)本身也是乐器，只有你做出了电子音乐独特的节奏和韵律的时候，它才有它的价值。如果拿电子音乐(同前注)去替代音乐家的话，我觉得是个错误。很多人一开始玩电子音乐的时候犯懒，觉得组乐队太累了，麻烦，他们用软件做了一些本来应该是人做的工作。我觉得House就有点这种意思，它没有真正发挥采样器的真正特点，听多了烦。
做电子很享受，有时呆在家里就不愿意出去，这种“交换”其实很不值得。其实人还是应该接触社会。但你成天在家呆着，太愉快了，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其实整个过程是很充实的。
南都：不会有很痛苦的感觉？比如怎么也调不出想要的音色。
崔：有。每天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南都：现在很多人喜欢将民乐采样嫁接在电子节拍上，你对此怎么看？你是否认为任何民乐采样都有和电子音乐嫁接的可能性？
崔：我觉得都有，可能性太大了。
南都：那你会做这样的尝试吗？
崔：我比较重视现场音乐的概念。所以我现在(做现场演出时)放弃了一切采样器。
南都：新碟里也没民乐的东西？
崔：新专辑里有，那是我在家里做的，有点像DIY，采样会有，但是自己做的采样，也就是自己演奏乐器，录下来，把它当作采样。
南都：用了些什么乐器？
崔：古琴，民乐器主要就是古琴，然后还有打击乐，笛子和箫之类的。
关于爵士乐 “《红旗下的蛋》才体现了我的能量”
众所周知，爵士乐是老崔的根源之一，但除了在音乐中加入即兴元素外，爵士乐对他到底还意味着什么？
南都：爵士乐你比较喜欢哪些人？
崔：Miles Davis我喜欢听老的，Coltrane我喜欢听晚期作品。
南都：Coltrane晚期的东西已经接近自由爵士了。
崔：它有它的体能，我喜欢听有体能的东西。在对过去不满的情况下自然产生了能量。Miles晚期是没有体能，体能不够了。
南都：那你指的是最晚期，1980年代的时候。1970年代又如何？
崔：1970年代也不行，他吸毒，将旋律简化，搞编曲。我觉得听爵士乐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听技巧，听人体技能，这是最重要的。失去这种东西，就似乎是在搞文化了。爵士乐没有文化，爵士乐没有歌词，你听就是听它的体能，就像短跑一样，没有速度的短跑是不好看的，爵士乐不是下棋。
南都：那你自己做音乐的时候也很注重呈现这点？
崔：当然，但我觉得我还做不到。
南都：从你早期的作品中我听到了这种能量，比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
崔：没有。我觉得《红旗下的蛋》才真正体现了音乐家的能量。
南都：我注意到《红旗下的蛋》这首歌的后半部出现了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动机，这纯粹是个玩笑吧。
崔：对，当时我就跟刘元说你吹这个试试，给大家一个信号。
南都：那我觉得当你开始用电脑作为创作工具之后，要呈现这种能量更加困难了。
崔：电子我听过的一个很喜欢的是一个玩Drum‘n’Bass的，但他还用小号，用电子手段把小号的声音翻高了16度，特别高，再加速播放，技巧和即兴结合起来，真他妈好。音乐家的演奏速度就像短跑一样，记得有一年奥运会，不记得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了，悉尼市长讲话，说我们澳大利亚人是一个欣赏人类的技术的民族。我觉得这话特别好，很少人这样承认。
关于Hip-Hop “一炮打到天上”
Hip-Hop在今天红得发烫，而崔健对它的热爱由来已久，在他看来，Hip-Hop是一种很抒情的东西。
南都：昨晚我重听了你的很多歌，感觉一方面原创性非常强，但另一方面，情绪非常饱满、非常有血有肉，我想知道你当时做这些音乐，主观上有没有特意强调原创？
崔：没有。抒情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批评我后来的东西不抒情了，我觉得很冤枉。可能正是因为说得太多了，大家就不容易感受到抒情的一面。比如像Hip-Hop音乐，其实有特别浓厚的抒情意识。所谓的抒情、浪漫就像大炮，一炮打到天上，而现在是一刀捅过去。
南都：你觉得Hip-Hop很抒情？
崔：当然，非常抒情！它里面感情的东西非常多。(玩)Hip-Hop你不能太使劲儿，很多人觉得Hip-Hop就是要有劲，要狠，这是个错误，它其实是非常Laid-back(放松)的东西。你先得“悠起来”，然后再讲个故事。你选择一种旋律和情绪作为背景，再把你的故事讲出来。有时候有人喜欢从中选几个好听的旋律当副歌，反复地唱。实际上这是很俗气的做法，像R(B一样。它(好的Hip-Hop)不用这个，它一说到底，因为没有旋律的东西，别人可能就感受不到它抒情的一面了。
南都：你说到Laid-Back，但根据我对你音乐的了解，Laid-back是离你音乐最远的东西。
崔：不是啊，《不是我不明白》就很Laid-back啊。当时节奏我不太懂。你知道Hip-Hop分Old Skool(旧式)和Neu
Skool(新式)，Old Skool就是节奏比较正，Neu Skool节奏上花样多些。我现在特别喜欢Neu Skool，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听起来丰富。
南都：以前你在打击乐上会做一些尝试，比如说使用油桶作打击乐器。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崔：就是追求力度吧，油桶能够做出的音色是军鼓做不出的。而且打油桶有一种“生”的感觉，而不是精雕细刻。
关于熏陶 “我的文学性全都音乐化了”
崔健的文学性真的强到能够盖过其音乐性？
南都：你早年做音乐时，和乐队成员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崔：他们中有些人的能力不可估量。像Eddie和刘元，还有现在的一些乐手。我比较喜欢返工，这是我的一个特长，不断地“修理”。这个修理是全方位的，比如一个乐手在音乐上出现的问题，可能会使我去修改歌词。
南都：也就是说你写歌词时其实不光是考虑文学性……
崔：我的文学性全都音乐化了。
南都：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大部分音乐都先有曲后有词。
崔：对。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如果一个乐手能够刺激到我，我也会更容易把他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另外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确实会不断修改音乐中的各种元素，像这张新碟，做母带的时候还想着改歌词，才发现有个地方空着，想补一个声部。
南都：既然有这样一种创作思路和模式，那么当你开始使用电脑进行创作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方便了很多。
崔：正是因为方便了很多，也麻烦了很多。因为选择太多，自由空间太大，总是觉得还没做到最好，不该拿出来(发表)。往往是做来做去都有很多遗憾。另外在国内，由于制作成本太高，所谓成本太高，就是你一定要找最好的人帮你制作，但即使是最好的，甚至可能还达不到国外的二三流水平。
南都：对，听你的旧专辑，我惟一的遗憾就是在后期制作方面，可能是当时全国整体水平都不是特别高吧。
崔：对，对我来说很遗憾。
南都：有没有想过重新给这些旧歌做remastering(重新制作母带)，然后再版发行？
崔：想过，有时间就会做。
南都：你早年在交响乐团吹小号，然后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国外的摇滚乐，你第一个接触的摇滚艺人是谁？
崔：太多了。我记得当时有盘磁带，没有封面，拷贝的。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有好多有名的人，像什么Led Zeppelin啊，Devo啊。
南都：你当时处在古典学院派音乐的背景下，最初听到这些音乐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崔：当时认为Van Halen的Solo就是摇滚风格。当时有个认识就是摇滚乐就粗糙一点，迈克尔·杰克逊(人物，图库，视听)做得细腻。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听披头士的《Yesterday》有点失望，觉得原版是美化了的，不朴实。还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感觉是从音乐上觉得这些东西特别遥远，都很西化，这才是“国际”，中国很落后之类的，首先想到的是这种距离感。但是自己真正开始创作以后，就觉得很自由，很亲近。
南都：那你是如何跨出这一步的，当时明显周围没有任何人在做同样的事，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崔：跨出这一步很简单：你就去做就完了，听一步做一步。
南都：古典音乐背景对你当时的创作有帮助吗？
崔：有，控制。很多微小的控制，对每一个想像的控制。就像看总谱一样，你如果做音乐总监的话，每一个小节的每一个音符的音量和EQ(注：均衡)你都应该知道。
南都：但在当年你有这样的意识吗？
崔：当年没有。我觉得只有有古典音乐基础才会有这种想像力和控制力。
关于其他 “老想推陈出新也是一种功利”
Japan乐队的主脑David Sylvian曾宣称自己不听任何音乐。曾创出同样超然独立风格的崔健，对此怎么看？
南都：多听音乐重要吗？
崔：不重要，特别是对做音乐的人来说不重要。
南都：我对你这句话的理解是：听别人的东西太多，容易失去自己的个人内在世界。
崔：对。
南都：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你做了一种东西，你本以为没人做过，但某天突然有人给你一张唱片，你发现你做的东西早有人玩过了，这样会不会是一种遗憾。
崔：就怕有。
南都：对，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有的乐迷听过很多，他们面对你的新作，可能会说：这种风格×××早已玩过了。
崔：这我倒不会觉得是遗憾。为什么我坚持要把中文音乐化／乐器化，因为我知道国内没有人玩过，那就是没人玩。国际上我不管，无所谓。因为我们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再学一次)也无所谓。我觉得作为乐迷和音乐人没必要太多考虑这个，这其实也是种功利的东西，老想推陈出新也是一种功利。老想冲锋，这也不是正路。
南都：当年没想过冲锋？
崔：从来没有，我完全可以写非常好听的流行歌，可以听得进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感情冲动的时候，想解恨的时候，会写一些释放性较强的东西。
南都：“人不能被尿憋死。”
崔：对，但要是没尿，硬要上厕所站着，也拉不出来。
南都：你现在做音乐还有没有考虑中国身份的问题。
崔：我觉得说到底就是语言，你把语言音乐化了以后，这些东西就出来了。
南都：现在每天花在做音乐上的时间有多少？
崔：如果做缩混的话……按一个星期算吧，我一星期平均工作三到五天，有时一天是十几个小时，连轴转。周末我一般休息，带孩子。
南都：在国外演出时，台下听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崔：小地方(注：指演出场地)演出特别舒服。国外听众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感兴趣，还没有谈纯音乐的。但也碰见过有的小孩儿听过我们演出后就想买我们的唱片，上次有几个人特别喜欢Beastie Boys，还说我们的音乐像Beastie Boys，主要是《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里的歌。《红旗下的蛋》在丹麦演出时，评价特别高。
八年前我们在丹麦演出时，同台的是Sex Pistols，那个场一开始大概有3000人，Sex Pistols一开始演，走了一批人，我们演的时候剩下大概不到2000吧，这些人都是从来没听过中国音乐的，但他们对我们评价很高。
采访手记
关于崔健，张晓舟有句名言：如果你想向他竖中指的话，最好还是先向他鞠个躬。这句话的吊诡在于：如果一个人懂得向崔健鞠躬的话，他是绝对竖不起那根中指的。
有朋友称崔健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考虑到中国在1980年以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新音乐，此言毫不夸张。我们像痛心中国足球一样痛心中国的新音乐创作，有了崔健的前三张专辑，中国的新音乐不会再有遗憾。
那是开天辟地的原创，它不是摇滚乐，不是Hip-Hop，更不是爵士乐。它就是这样一种无法归类定义的音乐。
那是在雪地上撒野的热血音乐，情绪饱满，精气神俱足。“崔健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人，他很有力量，能治软骨病。”(颜峻语)
五角星变成了NIKE标志
前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由于疲劳的缘故，崔健比原定时间迟到了半小时，但没有记者抱怨。发布会上的记者与工作人员着装以沉色系为主，只有音乐节的策划人张晓舟穿着醒目的红色外套在人群中穿梭，像灰色中的红点儿。
崔健穿着他自己设计、委托服装设计师制作的衣服，戴着白色NIKE鸭舌帽入场，事后朋友说
往常每当崔健出现在公众场合，总能在他身上找到一颗五角星，要么是红色，要么是黑色。而这次怎么成了NIKE的对勾。
崔健准备为乐迷私人珍藏的黑胶唱片签名，该乐迷藏有崔健全部的黑胶唱片，令崔健大为感动。
两位死忠乐迷
新闻发布会依然是例牌问题例牌回答，只有一个混入发布会场的死忠乐迷为整个过程制造了一点气氛。此人手抱一叠(全套)老崔的黑胶唱片来索取签名，在记者问答环节，他从我手中要过话筒，问出的问题令记者愕然，令乐迷感动：他只是想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机会能见到老崔。(不过后来有一个乐迷更狠，不只拿了全套黑胶——包括《浪子归》——还有数张CD和崔健与周国平合著的《自由风格》一书要求签名——而且要求崔健在黑胶外套和唱片内圈的纸上都签。)
老崔盛赞本报
发布会之后，包括本报在内的几家广东媒体接连对崔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采访，在为本报题辞时，有人告知崔健，正是这份报纸的率先报道导致了收容制度的被废除，老崔闻之曰：牛逼。
由于崔健要赶下午6时40分的飞机回北京排新歌，原先准备好的一系列泡吧消夜聊天(兼专访)活动只好取消，专访改在午饭桌上进行。
关注电影改革
本以为被近十家媒体轰炸后的崔健会露出疲态，不过事实证明他是属于慢热型的受访者，虽然前晚几乎一晚没睡，但仍然越战越勇，妙语连珠。席间他问起中国电影改革的问题，以及关于涉外演出审批的问题。坦承自己电影看得不多的崔健对贾樟柯的电影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表示他认为演出审批的宽松化将会很快实现。“差不多了”，他说。李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