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带领的摄制组1960年代拍摄科教片《泥石流》时的留影。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项先尧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75年开始，参与科教片《天体的来龙去脉》、电视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等的拍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上科厂1979年拍摄的《敦煌艺术》。

　　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院里没有爆米花，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总会有一段10分钟左右的“加片”——科教片。在那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里，这些科教片是人们了解科学知识、历史人文的重要窗口。在战后全球范围内科学教育浪潮的背景下，它们既沿袭了苏联科教片传统，也结合了中国电影人在匮乏条件下的聪明才智，同时，它们是几代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

　　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是时代的必然。作为中国科教片的重要生产者，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生命终止于1990年代的改革洪流之中，至今，上海再没有拍过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科教电影。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在这样的节点上，在孩子们普遍观看外国科普电影的当下，早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上科厂的“遗老”和科教电影研究者，试图发问：曾经辉煌的国产科教片，留下了怎样的科学精神和电影精神？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下称“上科厂”)自1953年建厂至1995年底，共拍摄制作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敦煌艺术》(1979)、《盐湖》(1979)、《泥石流》(1965)、《中国首次南极考察》(1986)等各类科教片1555部，其中在国内外获各种奖项的近百部。不过，自1990年代上科厂“影视合流”(上科厂的职工并入电视台等单位)之后，沪产科教片的辉煌戛然而止。

　　今年是上科厂成立60周年，作为上海音像资料馆科普内容资源抢救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音像资料馆主办的“老科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日前已经完成。项目团队历时1年多，采访了包括殷虹、杜生华、高翔、项先尧等著名科教片导演在内的30位科教电影工作者，其中口述史项目的负责人虞伟红告诉记者，大部分老人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不久前，上科厂老导演殷红已于6月1日因病逝世。6月7日至28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4场上海科影经典科教片展映，听到殷虹去世的消息，上海音像资料馆决定首场放映改为放映殷虹导演的作品，以此向逝者致敬。

　　“老科影人口述历史”在分享当年科教片的幕后故事的同时，更像是提出了一个疑问：早在几十年前，上科厂就已经拍摄出像《糖尿病》、《台风》这类既实用又有科学知识的影片，现在观看，仍趣味盎然。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当下，国产科教电影反而不复当年的景象？

　　故事片规格的科教片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就已经开始摄制教育片。1953年2月，上海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8年至1962年，上科厂成立新闻片组，拍摄上海新闻与纪录片，迎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时全厂编导、摄影人员约占全部职工的五分之一，同时成立20多个摄制组。每当厂里接到一个任务，通常会派三四个摄制组奔赴各地。“速度快”、“干劲大”，是上科厂的老人描述当时创作状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语。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建国10周年上科厂拍摄的国庆新闻片。“10月1日拍摄完，10月2日胶片就到电影院了。”导演殷虹说，“我们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拍了就送洗，配上解说，晚上就放。比电视台还快，干劲大得不得了！当时新闻片组年产影片100多本(部)，北京叫新闻简报，报道全国新闻，上海每个月出3个，拍的是上海新闻，发行到上海、南京和杭州。那时有大搞电影的气氛，山东厂、湖南厂、西安厂，都到我们组里来学习。”

　　因为上科厂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各地的故事片厂调来的，所以创作者们习惯用拍故事片的方法来拍科教片。《把上海人民的关切寄往台湾》(1959)是导演陈冀进厂后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我能够得心应手，全凭我原来搞过戏剧。”该片除了反映上海城市面貌、统战人士出场讲话，还有著名演员的演出片段，京剧演员周信芳、盖叫天，越剧演员袁雪芬等每个剧种的代表人物都有片段，现在这部影片成为了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总结上科厂之所以获得辉煌成就，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方方教授说：“上科厂的成功是综合因素。首先，过去的科教电影和现在的科教节目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在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甚至节奏上都截然不同。上科厂的人都是科学的拍摄流程定位，而现在的科教节目就是三个字，短平快；其次是人，上科厂每个创作人员的基本功都非常扎实，这样的团队，连一个灯光都不是弱的，他们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五个手指头伸出来真的是样样行。”而最重要的是，方方认为，那时的创作者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对待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们对待科普有着敬畏和尊重，完全依循创作规律。”

　　拍完片子比专家还专家

　　但拍科教片和拍故事片又不完全相同，曾为《天体的来龙去脉》、《蜜蜂王国》等科教片作曲的邱悦深有体会，“科教片题材太广泛了，从宇宙天体到微生物、电子原子，从考古到最尖端的科学内容……以往科教片音乐基本就是背景音乐，一个陪衬。”于是，邱悦在第一次参加科教片音乐创作会议的时候，提出了用小乐队来写科教电影音乐，当时很受关注，在为《蜜蜂王国》作曲时，邱悦用弦乐的四重奏来表现蜜蜂飞舞的轻快；在为《高山植物》作曲时，邱悦又在不同的藏族音乐里吸取了不同的元素，仅仅一支单簧管或一只小号就烘托了整个氛围。邱悦最后总结道：“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科教片，创作本身就应该是创新。”

　　拍摄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导演杜生华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过来的。原上科厂摄影师高翔评价说：“杜生华拍片子很严谨，分镜头分得很细，每一个字都要推敲。一到现场，他就把握摄影机，讲究得不得了；拍《泥石流》的(导演)殷虹也是个不要命的，去过很多次西藏，吃饭，一碗阳春面加块肉就好了，他是把事业摆在了第一位。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嘻嘻哈哈的，一有任务就很严肃。科影厂的导演片子拍完，都比专家还专家。技术指导对很多问题说不清，他们却能说清。”

　　观众们不知道，短短10分钟的影片，背后是创作者半年到一年的辛苦制作。曾做过上科厂厂长的徐志义1963年进厂，拍《中草药》时，他挑了最艰苦的北方去拍摄，“有时候爬山要爬一整天，还是会拍不到什么，晚上就借宿在村子学校里，把课桌一翻，老乡拿来的被子一盖。” ；拍《盐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从高空看很漂亮，四周都是白色的，中间是绿色的湖水，那儿全部都是盐碱地，周围都不住人。青海湖研究所给我们派了五辆车子，吃淡水要到90公里以外用水管车拉水，再用卡车跑到新疆去拉蔬菜、伙食，待了三个多月。”

　　“科教电影是 一项智力投资”

　　1975年进上科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现在，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目前已先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5集。

　　曾有轰炸机协助拍片

　　东方早报：能不能说说当年拍片的情况？

　　项先尧： 1975年我进厂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很多人还在“五七干校”里没有回来。倒回到50年代，科教片是为了介绍科研成就、宣传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为了配合五年计划、工农兵生产。1975年虽然还是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但是也出了一些好片子，比如《天体的来龙去脉》。当时全国包括上海、长春在内的4个电影厂分别拍了4部有关天文的科普电影，这4部影片就是为了证明辩证法，证明地球是自然形成的，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当时审查这些片子的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天体的来龙去脉》总共60分钟，从开始筹备到拍摄完成前后花了3年，跑了很多地方，当时还搭设了一个很大的摄影棚，现在看也算是大投资的大片了。在当时，拍这样的片子，国家是不惜工本，是没有预算的。我们当时拍片子，没法航拍，部队甚至出动轰炸机协助我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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