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弗里德曼一家]Capturing the Friedmans
导演：Andrew Jarecki
片长：107分钟
出品：2003
推荐指数：★★★★
美国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宗猥亵儿童性犯罪案，2003年被拍成了这部纪录片[抓住弗里德曼一家]，执导本片的是美国著名的独立导演安德鲁·加里奇。
影片迅速获得影评界重视，除获得200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外，还成功地囊括了许多最佳纪录片奖项(包括纽约影评人奖、旧金山市影评人奖和多伦多影评人奖)。最近，这部影片登陆欧洲电影院线，在英国等地的媒体重又掀起一轮批评与讨论的热潮。
案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一家住在长岛，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中产家庭。父亲阿诺德·弗里德曼是个十分优秀的教师，得过奖，在当地开设私人电脑课堂，向未成年人传授电脑知识。弗里德曼家有三个儿子，大卫、塞思和杰西，以及母亲伊莱恩。在警察前来搜索他们的住宅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一天，警察接到针对阿诺德和他的儿子兼教学助理19岁的杰西猥亵儿童学员的指控后，对弗里德曼家的住所进行了搜索。搜索发现，阿诺德藏有大量恋童淫秽杂志。经过复杂的思考和斗争，阿诺德供认了部分犯罪事实，被判十到三十年徒刑；杰西坚称无罪，但在指控的压力下最终承认了部分罪状，被判六到十八年徒刑。影片最后，阿诺德在狱中自杀，把保险金作为遗产留给了杰西。
导演安德鲁·加里奇试图把这件轰动美国的案子客观呈现出来。由于在整个事件中，儿子大卫习惯性地坚持着用录像记载家庭成员的活动，因此，遭到指控，家庭内部的辩论和生活场景全都被记录了下来。这些录像成为纪录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此外，片中还有导演对警方、律师和受害者学生的采访。
影片试图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和描述，把案件呈现出来。可想而知，这是一部记录片式的[罗生门]——不同的叙事者对同一事件持有完全不同的说法：阿诺德和三个儿子坚决否认这些罪行；警方则以大量证据支持这些罪行成立；被控学生则指出部分指控存在严重夸大。导演没有最后指明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案子的结论公正与否，这个判断留给观众来做。
作为观众，看到这部片子，第一感受大概是感慨一个幸福美满的中产家庭竟如此迅速被摧毁；其次，影片引导人们去思考美国司法公正的问题：指控存在严重夸大，而被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进行对抗；然后，人们将有兴趣看到，在这样的危机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矛盾、纷争如何演化，影片是对人性的一个深刻揭示。最后，它指向了我们今天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即恋童癖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轰动，正是由于它反映了目前最为敏感，并受到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恋童癖现象。
恋童癖(paedophile)概念的历史并不久远。学术上，它产生于19世纪末，但在西方公众话语中的出现，则基本上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90年代以后，随着打击网络恋童癖色情犯罪的热潮，它逐渐成为公众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伦理话题。随便翻翻欧洲国家的报纸，总能看到关于猥亵儿童犯罪的报道，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当代西方社会存在如此严重的恋童犯罪？
严格地说，公众媒体中的恋童癖和儿童性侵犯话语，目前只主要存在于英语国家。类似情况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法、西、德以及北欧国家)，则相对较少；在另一个发达国家日本，则基本不成其为一个社会问题；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对这个现象的概念性认识则更有限，成年人对儿童施加的性侵犯，更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恋童癖是一个以英语文化为中心，向其他社会辐射的概念、话语。
当恋童癖及其引发的性犯罪，被人们正式认知为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时，电影作为文化和价值传播的媒体先驱，便和其它艺术形式和媒介一道，成为传播这种话语的最有效工具。敏感的电影导演在处理这样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时，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把这一主题融合进他们的作品。于是，电影作品便呈现为对时下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关注。
最近大热的北野武[座头市]，就是随手可举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影片中男扮女装的年轻艺妓，在故事中被描述为一个幼时受恋童癖者猥亵的受害者。这一手法，既给两兄妹的生涯凭添了一份悲惨，更巧妙地使影片主题包含了时下最为“时髦”的元素。北野武不愧为一位有天赋的导演，对当今流行的社会伦理问题有着敏感的嗅觉。换句话说，他巧妙而识实务。
这种手法也让人联想到了大岛渚的[御法度]——关于19世纪日本“新撰组”这个传奇武士团的故事，竟然成了一个同性恋主题的片子。
无论恋童癖、同性恋或其他时髦的伦理问题，导演总能把它们巧妙地植入其作品中并加以利用。但无论导演真实动机如何，电影作品在传播恋童癖这样的概念和话语时，在观众群中发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可以断想，当越来越多的观众观看了涉及恋童癖的电影，他们也会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敏感。一个概念和想法的引进，有时候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同样事件的看法。譬如，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并没有同性恋概念的文化里，男子手拉手，并不触犯什么禁忌，也不给旁人带来不快；但当人们普遍意识到同性恋现象的存在时，对同样的行为也许就不那么能容忍了。
随着恋童癖和儿童性侵犯问题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概念-话语将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中；继而，这一概念-话语也会通过电影电视，逐渐传播到中国国内。长远看来，这样的概念-话语进口将带来社会学层面的两个影响：一，人们会逐渐重视儿童性侵犯现象，意识到其在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并逐渐将之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上议程，从这一角度来讲，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二，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敏感也可能使一些原本纯洁的人际关系，在常人眼中变得可疑，甚至成为禁忌。迈克尔·杰克逊与年轻男孩同寝一房，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不安，必然有广泛存在的对儿童性侵犯的警惕意识作为客观基础。也许回到更为质朴的原始社会，避开极端警惕儿童性侵犯问题的西方社会环境，杰克逊是否无辜这个问题反而更容易被厘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评述社会是在进步还是退步。
(文/ 任意 本刊驻英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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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7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战争——有限的理性
[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 2003
导演：埃罗尔·莫里斯
片长：107分钟
有什么不是输了就是道德，赢了就不道德的呢？
1、什么是“战争迷雾”？
“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能说自己一生没犯过错误。有一个著名短语，叫‘战争迷雾’，形容战争是如此的复杂，人脑的能力是不能去理解所有变数的。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理解，不是全部恰当的。我们不必要地杀了人。”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战争迷雾]
2、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谁？
[战争迷雾]又名“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生命中的11个教训”，那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何许人物？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生于1916年，从小就有神童之称，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进入哈佛研究生商学院深造并成为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二战时作为美国空军“数字控制”部门聘用人员，参与过制定轰炸日本行动，包括采用汽油弹轰炸东京等地。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他所擅长的，让投向日本的炸弹发挥了最大威力的统计学原理运用，令濒临破产的福特公司起死回生，再次为他赢得不菲的名声。1961年，应总统肯尼迪聘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因注重理性和效率，被政敌讥讽为“一台长着腿的IBM电脑”。1965年，越战扩大，麦克纳马拉的统计学再次发挥巨大威力。1968年，和美军一样，回天无力的麦克纳马拉也陷入了他的政治泥潭，无法自拔，从国防部长宝座退下，开始任世界银行总裁，1981年退休后致力解决世界贫困、经济与健康问题。
本片是一次关于麦克纳马拉职业生涯的访谈录，话题主要围绕着他越战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所作所为，全片基本为其人自述。
3、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恶魔吗？
作为越战时期美军的直接领导，可不是所有人都把他当作片中那个温文尔雅、侃侃而谈的白发老者，“凶手”、“杀人犯”、“战争狂人”、“冷血动物”、“精神病人”曾是他的外号，亦有人直接称越战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连导演埃罗尔·莫里斯在六七十年代都参加过抵制麦克纳马拉的游行。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吗？
对于日本人或越南人，他绝对是，甚至在自己人和他自己眼里，他的腰杆是没理由挺直的，因为他参与或主控的事，没几件是光彩的。即使是轰炸东京这一加速二战结束的行动，在片中他也承认“我们的行为就像战犯”(影片通过与麦克纳马拉自述的精彩画面对比，形象地配合了这一说法)，于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二战美国战败，战犯审判席可能就会有麦克纳马拉的位置，和屠杀平民的纳粹魔头一样，罪名为反人类罪，而后者中不少人也外表文质彬彬。
虽然轰炸东京和越战被认为是错误的，但麦克纳马拉并不承认自己是错的，如果我们可以原谅他年事已高，或许可以接受他说自己不曾记得签过向越南北部投放“橘子特工”命令的说法(“橘子特工”是一种剧毒化学武器，能够严重破坏生态)。当导演问他：“你觉得(越战)的责任在谁？”他说：“在总统。”
假如你是一个愤青或和平主义者，正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麦克纳马拉正是你要打倒的；假如你是一个母亲，痛骂他不会有错，因为他最容易让你的儿子送命；假如你是一个前线的士兵，你会想，为什么现在站在这儿的不是那个神气活现的狗娘养的？
4、麦克纳马拉的道德困境
但这个狗娘养的绝对不是疯子，也不个爱冒傻气的精英分子，他在片中的几段话，是我听过最理性的大实话，而这话，不见得是聪明人都会讲的。当他谈到轰炸东京时说：“如果输了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有什么不是输了就是道德，赢了就不道德的呢？”
与中国人的“成者王败者寇”相反，“输了就是道德”无疑是一种固有的“支持弱势”主义，“成者王败者寇”是对事实的陈述，无关道德，但“输了就是道德”却无疑是添抹了主观色彩的。比起原子弹，对战胜者的道德谴责其实更具舆论杀伤力也更无成本问题，而支持弱者的，永远是不在强者之列的人，至于非强者怎么把握态度，又在于自我的地位变化。
美国越战失败了，但依然遭受谴责，那是因为它依然是强者，而且又不顾谴责，前往了伊拉克；麦克纳马拉退休了，自己开着一辆普通福特车，成了个普通老头，但依然遭受谴责，那是因为他永远代表着那场错误的战争，而且，把他请到摄影机前，树成靶子，远比请现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容易。这可能也就是奥斯卡为什么会选择它的原因，因为这个选择代表了一种道德姿态。
5、相对的理性
在谈到一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打赢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理想时，麦克纳马拉说：“我可没那么天真和单纯，相信战争会根绝。我们是有理性的，但，是有限的。”
[战争迷雾]既不是一次反思，也不是一次个人忏悔，倒更像是一个老人冗长的回忆独白，时时触及历史秘密的核心。虽然片中导演很少发问，但很清楚，影片的导向是要让麦克纳马拉更多地透露对于越战等问题的看法，而非像副标题所标榜的“教训”。这种做法，等于是有意质问麦克纳马拉：“难道你就不羞耻吗？”
麦克纳马拉为什么要羞耻？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在行政机器中发挥最大效用，并以效忠国家为荣，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效忠是成正比的，即你越挖空心思去战胜对方包括使用一切恶毒的手段，就表明你越对国家忠诚(不过，针对于他人，麦克纳马拉越忠诚于国家，他就越罪恶)。麦克纳马拉这么做了，人们或许还忘了，他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倒霉在，卷入了一场被认为是失败和罪恶的战争，而公众也只能选择攻击他，认为是对下一次罪恶的制约。
麦克纳马拉错了，因为他只有有限的理性(而且他至今也不打算超越)，立足于国家利益而忽略了全人类利益，但又有谁能有全能的理性？一般人只能在有限的理性和全能的理性之间分裂，但如果我们深信，我们有理性，但是有限的话，倒是显得更理性一些。有人曾批判[拯救大兵瑞恩]，说太大美国主义，只是我们拍[拯救士兵建国]的话，又会怎么做？
(文/ 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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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暴力现场
[174路公共汽车]Bus 174
导演：约瑟·帕蒂哈JoséPadilha
出品：巴西 2003
片长：150分钟
推荐指数：★★★★★
2000年6月12日，正好是巴西的情人节，21岁的里约热内卢街头青年桑德罗·德·纳西蒙多劫持了174路公共汽车，嘴里还一边喝着可乐。警察和媒体迅速赶到现场。最后，在警察于混乱之中误杀了一个人质之后，纳西蒙多被制服。这条新闻成为巴西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电视台现场直播了纳西蒙多的劫持活动以及警察解救人质的过程。但是，没有一家进行调查了解纳西蒙多劫持公交车的动机。但是帕蒂哈不同，他决定利用媒体的录像资料，结合采访当事人，探寻这个震惊全国的劫持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从而真实呈现巴西街头少年所面临的暴力压迫。
以下是导演约瑟·帕蒂哈针对此片的访谈……
□ 据你影片的描述，纳西蒙多劫持公交车是由于对多年前的Candelaria教堂屠杀事件耿耿于怀？
- 是的，Candelaria教堂是里约热内卢最大的教堂。1993年，在警察围攻街头少年时，这个教堂成为孩子们的最后庇护所。由于当年警察杀死了许多街头少年，没有任何一家巴西媒体敢于披露事实真相，他们只报道警察方面的伤亡情况。纳西蒙多就是那次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他和许多幸存的街头少年一样，成为没有身份的“黑人”，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纳西蒙多就认为自己重返社会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武力引起媒体的关注。因此[174路公共汽车]也是一部关于被剥夺身份的人，如何通过铤而走险的极端手段重返社会的纪录片。
□ 但是在影片中，有个社会工作者说，绝大多数Candelaria教堂屠杀事件幸存者的身份已得到恢复和确认……
- 这个人说的并非事实，在影片最后你还可以看到，那群恶棍警察企图暗中处死纳西蒙多。原因很简单，警察害怕9年前的事情暴露。在巴西，警察严重渎职，暴力事件随时可能降临到一个无辜的人头上。但是没有人敢向警察挑战，纳西蒙多是一个孤注一掷的挑战者和报复者。
□ 你是如何选定影片的叙述方式的？
- 我平行叙述纳西蒙多的经历和劫持的经过，交叉剪辑的原则是，要使观众明白纳西蒙多劫持公交车是由于他那些不幸的人生经历。我想这是影片所能采取的最简单明了的叙述方式了。
□ 在影片中，你应用了一些抽象和概念化的处理方法，这种手法在纪录片中很少用。
- 是的，我想你是指我们采访纳西蒙多那一段。因为我是在没有得到警方批准的情况下，私自买通看守进入监狱拍摄的，我们得到了40分钟的素材。但是我不能在影片中明确表现我们是在监狱里采访纳西蒙多的，否则那个看守会受到牵连。于是我利用抽象和概念化的电脑特效方法，将监狱的环境处理成一个类似监狱的压抑、森严和冰冷的环境，目的是让观众知道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监狱般的地方。
□ 当时在公交车上的人质已被媒体采访过，警察也询问了他们，这些都在电视台播出过，你是如何在影片中重新利用这些素材的？
- 我请来人质，把那些录像带放给他们看，并对他们说，“你们有权力否认自己那时对媒体和警察说过的话，我不会将你们现在否认的那些话放到我的影片中。等你们确定好哪些话能够放入我的影片后，我们重新进行一次访谈。”这个方法很有效，现场录像很快就准确激活了他们的回忆，采访很顺利。我还请人质们相互提问和回答问题，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说得很多。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毕竟没有出现在现场。
(文/ 两生花)
传奇的对话
[指挥官]Comandante 2003
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
国家：美国、西班牙
类型：记录片
片长：94分钟
推荐指数：★★★
这是一位著名导演和一位著名革命者的对话，准确地说，是这个导演对这个革命家的一次探访。这个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奥利弗·斯通，这个革命家则是古巴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卡斯特罗。
2003年，奥利弗·斯通对卡斯特罗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详细访问(当时卡斯特罗77岁，奥利弗·斯通57岁)，这部90分钟纪录片就是由这3天的采访资料浓缩而成。他们的对话，内容包括卡斯特罗对美国历届总统的看法，对震惊一时的“古巴导弹危机”内幕的揭示，对苏联几位重要领导人的评述，对切·格瓦拉的怀念和评价，谈话的内容有时甚至涉及哲学、文学(海明威)、油画和电影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但它基本完成了对卡斯特罗传奇一生的简单梳理，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
在卡斯特罗的叙述中，斯通喜欢适时地插入与谈话相关的纪录片素材，比如卡斯特罗当谈到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谈到一切的非永恒性，他说“太阳会消失，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消失，”斯通就在这里切入一个日全食的镜头。还比如，当谈到切·格瓦拉，镜头切入的就是切·格瓦拉早年的黑白纪录片。这大大丰富了这部纪录片的信息容量，使一个单纯的访谈，变成了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切片的融合，这是类似的人物纪录片常用的技巧。以下是这部纪录片的几个片断：
片断1
斯 通：海明威，对你来说是胜利者吗？
卡斯特罗：我非常崇拜海明威。
斯 通：但是他自杀了。
卡斯特罗：(沉默片刻，无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海明威照片)根据他的哲学……我会战斗到死，但要是我到了枪也不能用，或是我不能……是的，我也许会选择死亡。
斯 通：那一刻你会相信上帝吗？
卡斯特罗：我从来都没有信过，因为在学校说服我们信教的方法，是非常独断的。
斯 通：那你相信没有来世了？
卡斯特罗：绝对没有。
听到这样的回答，斯通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有些沮丧，他点点头，同时并没有直视卡斯特罗的目光。在某种程度上讲，斯通和卡斯特罗一样，都是体制和强权的斗士，他们同样崇拜海明威。
片断2
斯通：你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喝过酒，跟叶利钦喝过酒，这些人都是酒鬼，你跟他们喝过吗？
卡斯特罗：没有，跟叶利钦是很难喝酒的。
斯通：这些人那些和你最好？
卡斯特罗：赫鲁晓夫，这家伙是个精明的农民。
斯通对前苏联领导人的戏谑，不会影响卡斯特罗对历史的态度，他的回答是有保留的，对于古巴曾经效仿的社会主义模式，他的态度同样是有保留的。
片断3
斯通和卡斯特罗挤在同一辆车里，他非常兴奋，四处翻找卡斯特罗的那些私人物品，像个恶作剧的孩子，笑得极开心。最后，他甚至从座位后面翻出了卡斯特罗的配枪，而卡斯特罗对他的肆无忌弹毫不在意，他始终表情平静，像个沉静的老人。
轿车行驶在哈瓦那平静的大街上，镜头像文德斯的[乐满夏拿湾]一样划过这些街道，这里似乎一片太平盛世。而斯通突然提出了安全问题，并提到肯尼迪的遇刺，一生曾经历无数次暗杀的卡斯特罗，突然对肯尼迪遇刺提出一连串的质疑，而他对自己的安全似乎毫不在意。他甚至对斯通开玩笑说，“如果布什来，我们会照顾他的……”这是整个采访，他笑的最开心的时刻，有趣的是，斯通笑的比他更开心。
(文/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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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到底需不需要快餐
[我和巨无霸]Super Size Me
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Morgan Spurlock
片长：96分钟
国别：美国(2004年)
推荐指数：★★★★
美国人为什么越来越胖？是因为美国人自己不节制饮食，还是要怪快餐公司提供垃圾食品？31岁的广告和MTV制片人兼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决定把自己当小白鼠，做个大胆的实验：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的食品，包括饮用水。为了保证实验的代表性，他还为自己制定了三条原则：除了麦当劳出售的食品，不再摄入其他任何食物；必须轮流吃遍麦当劳的所有食品，换句话说，不能只吃沙拉之类热量似乎较低的食品；不得拒绝麦当劳主动推荐的加大型食品。为了证明影片绝非做假，他特别找了三位医生为整个实验过程做纪录，定期追踪他的健康状态。
实验前，斯普尔洛克身高1.88米，体重68公斤，健康状态几乎媲美职业运动员。吃了一个月麦当劳后，斯普尔洛克不但体重激增了8公斤，各种健康指标也急转直下。他变得容易乏力，精神不振，胆固醇水平提高，肝功能下降，股关节也因不适应骤增的体重而感到酸疼难耐……
同时，斯普尔洛克细致认真地调查了美国的校园午餐、暴食和减肥等饮食健康问题，在20个城市的街头做随机调查，访问孩子、医生、健身教练、厨师、营养学家、法官、立法人员等，请他们就美国人体重超标的现象、原因和解决对策发表看法。
听起来[我和巨无霸]好像是一部很无聊的医学专题片，其实不然。影片充满了美国人特有的幽默感，邻家大男孩模样的斯普尔洛克像小丑一样可爱，笑料百出，加上和画面相得益彰的电影音乐，[我和巨无霸]是一部既有批判性又具观赏性的纪录片，在去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片单元的导演奖。
尽管影片只在美国百余家影院上映，却在美国民众、快餐行业和政府部门中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一场“谁该为美国人体重超标负责”的大讨论，快餐业巨头麦当劳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的质疑和指责弄得焦头烂额的麦当劳急忙推出一系列低热量的新食品，赞助全民健康项目，并在全美取消加大型食品。今年4月，原来还“十分大度”地称赞[我和巨无霸]“拍得好，值得竖起两个大拇指”的麦当劳公司，终于按耐不住了，发表声明谴责斯普尔洛克的实验，坚持认为是斯普尔洛克自己没有科学安排饮食才导致了那些不良后果。
对于麦当劳的攻击，斯普尔洛克显得非常坦然，“我的确是看了一个某人起诉麦当劳提供垃圾食品并隐瞒食品热量值的报道后，突发奇想拍了这部纪录片的，”他接着说，“但是我认为饮食健康和个人选择、饮食教育以及食品提供者三方都密切相关，个人、政府和企业都要为美国人的体重负责。”的确，从影片可以看出，斯普尔洛克并不是一个偏狭的反快餐业者。相反地，他承认自己喜欢麦当劳，认为对饮食健康负首要责任的应该是个人。
(文/ 两生花)
2004年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电影
冰峰上的希腊悲剧
[冰峰168小时]Touching The Void
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Macdonald
出品：2003 英国
片长：102分钟
推荐指数：★★★★★
1985年，两名英国登山者西蒙和乔，准备征服高达二万八百英尺的秘鲁安第斯山Siula Grande峰。在攀登到一万九千英尺时，意外发生了，乔不慎跌下一个陡坡，摔断了右腿。他下面是万丈深渊，而向上又无法攀爬，同伴西蒙只好用救生绳紧紧拉住他，并在暴风雪中随其一起下降。但在下降三千英尺时，由于绳索不够长，乔被悬挂在陡壁上，他动弹不得，又不能通知西蒙。绳子渐渐不堪重负，两人随时都有同时跌下山谷的危险，西蒙觉得悬在下面的乔毫无动静，估计伙伴凶多吉少，只好割断绳索，自己爬出陡壁，回到营地。乔被西蒙割绳放弃后，随即跌进深渊，本已经万念俱灰，却凭借着惊人的生存意志，拖着断腿爬出了深渊，并连续在雪地上爬了三天，才赶在西蒙离开前到达了临时营地，从而获救。
事后，很多人批评放弃同伴的西蒙，但乔却始终为其辩护，因为他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纪录影片[冰峰168小时]就是以对历史真实再现的形式，细致表现了这次冰峰遇险事件，影片在英国放映后获得如潮好评，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有关登山运动的[受难]，因为在这里“真实的主角在七天内的苦难及坚毅表现，看来可与[受难]中的耶稣相提并论，而且由于真实感更强，它甚至胜过了影片[受难]。”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虽然夸张但并无不妥，这个攀山界的传奇，确实成全了一部对人性进行深入剖析的精彩影片。
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是纪实片名家，他3年前的作品[9月的某一天]就已经夺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这次他采用“真实再现”的方式，回顾登山史上一次著名的遇险，除了表现了惊心动魄的自然场景，对两个当事人真实心理的捕捉也相当准确，这很难得。在纪录片领域，“真实再现”并非创新，早在80多年前，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那部著名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时，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拍摄手法。但[冰峰]要“再现”的内容却远比[北方的纳努克]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因为，凯文·麦克唐纳不但要再现象凶险的雪峰和雪难，要再现那令人心惊胆跳的冰壁悬崖上的生死搏斗，更重要的，他必须忠实于这个事件的核心——人性的挣扎，还有当事人乔面对死亡时内心巨烈的波动和丢弃同伴的西蒙的复杂的内心活动。
也正是因为这些，那位影评人才会用[受难]来对比这部不朽的纪录片。
在几年前的好莱坞动作大片[终极天险]中，有一个极其类似的情节，就是在紧要关头，割断绳索。但好莱坞大片里宣扬的往往是一种善意的自我牺牲，在现实中，人类尊重生命的方式要残酷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冰峰168小时]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冰峰上的希腊悲剧”。
(文/ 荒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