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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月，他出生在虹口区的一家医院。他蹲过监狱，当过流浪歌手，搞过话剧，为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创作过主题歌，现在是新锐戏剧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怎样的不平凡经历？请看张广天诉说《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狱中读书苦学音乐

　　1985年，我遭遇牢狱之灾，进入江苏大丰县川东农场。入狱后，很多问题，我一时想

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我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我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马尔库塞、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希特、聂鲁达……《诗经》《楚辞》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我还搞来一部雷明顿牌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我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我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我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我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我笑笑。他的这种笑，我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

　　出道后四方漂泊

　　我得到《中国文化报》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我到处找活干，替人装订书籍，包装，捆扎，直至运送；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我积了底子，我干起搬运还像模像样；间或在《人民日报》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相当抢手，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张广天曾就读上海中医学院)，当游方郎中。

　　到处行走到处唱

　　我和以培上了火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再往下，我们就没钱了。在昆明的街上，我把身份证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借来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牙子上开始卖唱。这个起点对我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我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

　　在安顺，一个流浪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我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我们的调子尾随在后；在遵义，我们的歌唱感动了一位酒吧姑娘，她跟我们描述了与我们一样的梦想；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我们帮助农民的孩子读书写字；在西双版纳……

　　和张艺谋摇到外婆桥

　　那部电影的名字，原先叫《上海往事》。我拿去一堆江南歌谣，和张艺谋一起翻看，找到几句很有意思的词，然后七拼八凑，就写出一段歌词。大家听后觉得很好，建议定为主题歌，我说，既以此为主题，何不把影片的名字也改过来？张艺谋认为有道理，于是，就有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我带着一支12音的口琴，跟摄制组去了无锡，住在太湖之滨的一个招待所里。一日清晨，我遇见上影厂的制片张健民，他派给我一只汽艇。我坐着汽艇，乘风破浪，在湖面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忽然发现一个岛屿，便靠近上了岸，只见芦苇飘摇，乱石遍布，抬头看天，秋高气爽，胸臆开阔起来。

　　这时，一个从1级到5级的下行宽音程在我脑子里浮现，我拿出口琴试吹，觉得不够，想拔高上去，就又添了个八度音，有了，动机生成了。按这个动机往下发展，一会儿，曲子就写完了。下午，我找来扮演阿娇的小姑娘杨倩，把新写的歌交给她唱，她跟了两遍就上了口。晚饭后，我带她去找导演，导演听了为之动容，说：“好，就是它。”

　　刘强整理自《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花城出版社张广天著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