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生活在此处

　　从1989年4月至1991年10月，我一直在颠沛流离中生活。91年夏天，我和王以培在遵义车站分手，就回了上海。在上海站，父亲来接我。当时，我兜里只剩下一毛钱。

　　回家后，我一病不起，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烦闷间，就抓起从路上带回来的几本印度 教“克瑞希那觉悟运动”的书，每天读《薄迦梵歌》、《薄迦瓦谭》，念“Hare Krishna”无数遍，渐渐的，病竟不医自愈了。

　　克瑞希那觉悟运动

　　这事说起来有点奇。原先在云南，我和以培遇到过两个从印度来的僧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印度人，按他们的说法，叫“咕噜”，就是精神导师。其实，这两个导师年龄与我们相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他们说起的那个“觉悟运动”，我曾经有过耳闻，很想了解个中原由，便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四人住在云南大学的招待所里，他们出钱给我们租房，何乐而不为？

　　每天拂晓，天色微明，我们就要起晨功。先在脸上涂抹一种黄色的颜料，意思是画了一座“神庙”，这倒比建寺修刹来得容易，怀揣一点色彩，满世界乱飞，人在庙在，随遇而安；然后，盘腿打坐，数着念珠，读曼佗罗(经咒)“Hare Krishna”。这曼佗罗并不难，全部不过十六个字：“Hare Krishna,Hare Krishna,Krishna Krishna,Hare Hare;Hare Rama,Hare Rama,Rama Rama,Hare Hare.”翻译出来，就是祝颂“克瑞希那”和“拉玛”，他们是宇宙唯一之神的两个化身。念一遍，过一颗珠子，一共一百零八颗珠子，到了大珠，不可触摸，也不可越过去，而要掉转头回去，因这大珠就是神灵，神圣不可侵犯。一般一节课要过八遍或十六遍，即念八个一百零八或十六个一百零八遍。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没念满过八遍；倒是在上海养病期间，不知哪根经搭住了，昼夜不停地念，几天里，不进食，不睡觉，只喝一点凉水，可竟然念着念着，神清气爽了。

　　做完晨功，就要吃中午饭了。我问他们，吃什么。他们说，食素。我心想，食素倒也不错，可以弄些香菇面筋，炒个辣椒豆腐。我和以培去菜场买菜，挑三拣四，买了一大堆鲜蔬美果、葱姜蒜椒，外加各种花样别出的豆制品。我兴致勃勃，本想露一手，搞顿丰盛的江南斋饭给洋“咕噜”见见市面，谁想，人家说，葱姜蒜椒、蘑菇野蕈，一概不能吃。我问：“为什么？难道这些不是素的吗？”“咕噜”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食素不是为了避免杀生，而是要消灭欲望。贪嗜葱姜蒜椒，说明你追求刺激，心里不素洁；蘑菇野蕈，都长在阴湿环境，食之易生邪念。”敢情吃饭是为了吃苦，食素是为了自己灭欲成仙，而不是为了怜悯众生。我有点开窍了，但又觉出他们这路与我们民间救赎苦难的佛教传统有矛盾。我开始不喜欢这两个家伙，故意跟他们对立。做菜的时候，“咕噜”往锅里猛放牛油，那股腥味，呛得我恶心。我终于抓到他们的把柄，问：“牛油是荤的，吃不得。”“咕噜”很神秘地对我笑笑，那神情轻蔑而慈祥，仿佛我是无知的小学生，他说：“但这是从牛乳中提炼出来的。吃牛乳并不杀牛。在印度，牛象神一样受到尊敬，它们供人以乳血，如同生养之父母。”我又说：“其实你们很虚伪，每天吸食牛的精华，却不管它含辛茹苦，这叫杀牛不见血。你们就是这样对待神的吗？再说，你们口口声声反对享乐，那贪嗜牛油的腥膻，难道不算追求刺激？”“咕噜”哑然失语。

　　传统印度教，宣扬等级制度，婆罗门刹帝利，最下层的贱民，连奴隶都不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后来，有人将它改头换面，把社会等级转译成精神等级，把繁规缛矩简化为唱诵曼佗罗，摇身一变，就造出个“觉悟运动”，其骨子里还是三六九等。不过，这一路人，很有来头，在西方世界信众芸芸，而且年轻人居多，当初与美国造反英雄合流，共同掀起反文化运动，曾经很是热闹风光了一番。他们的典型形象，就是头顶蓄一溜寸许长的短发，两边剃光(现在朋克的发型，就来自于此。)，鼻梁上画着代表庙宇的图案，手里拿着铙钹，边击边唱“Hare Krishna”，往往成群结队，欢欣鼓舞。这景象，偶尔在美国大片里也会一闪而过。“披头士”成员哈里逊便是“觉悟运动”的狂热信徒，乐队解散后，他自己发展，作过很多唱诵曼佗罗的歌。“觉悟运动”并不禁止性交，但仅限制于传宗接代的层面，除此，男女不得媾欢。我很难想象接受这条戒规的人，在为延续后代做爱时，是怎样抵御性愉悦的诱惑，只想着这是纯粹的造人劳动。你或者禁欲，或者节欲，你怎么能仰承欲望而反对欲望？

　　这个运动蓬勃起来，要归功于他们的“世尊”普拉布哈帕达。这人英文很好，对吠陀知识有很深的造诣。1965年，他坐船横穿大洋，只身前往波斯顿。第二年7月，在美国正式注册成立“国际克瑞希那觉悟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简称ISKCON。在普拉布哈帕达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ISKCON发展迅速，目前，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我试着在Google的搜索引擎中键入Krishna，得到667,000条信息，而输入ISKCON，也获得34,900条网页内容。

　　一日，我与以培外出，在翠湖边的小餐馆吃点东西。以培要了一碗素油炒饭。端上来时，他竟闻出饭是用炒过猪肉的锅炒的。我忽然觉得这事走得有点远，我们不能再跟这两位“咕噜”玩下去了。我跟服务员说，给以培来一份宣腿炒饭，放大油，弄得腻腻的。以培不肯吃，我逼着他吃，跟他较真。当时，我有种强烈的感觉，要是那天他没把那碗宣腿炒饭吃了，我从此就再见不到这个朋友了。

　　“咕噜”们曾经劝我们去印度深造，还说，入了“社”，就不愁吃穿了。要是日日唱诵曼佗罗，哪有时间干别的？倒也真是不愁吃穿了。可这吃穿总要有些欲望强烈、罪孽深重的人去耕种的吧！想必都是首陀罗、吠舍一般的低贱农工了。他们的劳作被称做“造业”，而“咕噜”的唱诵却是升阶。高贵就是这样得来的。

　　我们终于和“咕噜”分手了。辞别前，我给他们两位看了手相。我说，意大利人会结婚，还有一个儿子；而印度人以后会去做买卖。他们捧腹大笑，觉得我荒诞不经。其实，我的相术也未见得高明，只是从前上中医课时，跟一位望诊高超的大夫偷学一二，不能说料事如神，只怕还是有些依据的。我们和他们各奔东西，一路朝向生命的玄秘，一路沉落到生活的谷底，也许就此背道而驰，但那些在春城明丽的阳光下结伴走过的街巷，却是青年人探求真理的同道。

　　好多年以后，以培接到意大利人的信，信中描述了脱去袈裟的“咕噜”幸福美满的婚后生活，他告诉我们，现居佛罗伦萨，很想念我们；又过去一些日子，印度“咕噜”也来信说他退“社”了，而且果真做起了买卖，不过生意折了本。

　　公平地讲，“咕噜”们也曾真的做了我的老师。学习吠陀知识，受益匪浅。我由此真正从认识论的层面了解到，宗教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绝对之神，如海水浩淼，不可斗量，不可损益，纵有化身万千，根本不离其宗。我懂得了一加一等于一的道理。

　　《薄迦梵歌》博大精深，诗文优美。我们这些狂狷轻薄的年轻人，或游戏人生，或愤世疾俗，侥幸走通了一条人间险径，全然不知脚下正是山崩地陷的危殆局面，欣悦佻挞之间，猛一抬头，前面一个地远天阔的世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苟富贵勿相忘

　　91年秋，我回到北京。写诗的西蒙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让我去通利达广告公司上班。为了帮我，他对公司老板编造说：“这人是我的老师，功夫比我高。”这话真管用，人家很爽快就约见了我。

　　通利达广告公司很有背景，董事长是叶剑英元帅的三公子，总经理是军界某大将军的后代。公司当时刚刚起步，在西单民族饭店办公。我去时，正好有客户与总经理谈话，我在门外等候。茶几上随便放着几份广告影片的分镜头脚本，我顺手拿过来翻看，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象梦境图象的组接，挺合我的心意。我恍然大悟：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好象没什么难的，平时脑子里有放不完的精彩画面，只是不知道怎么传达给别人，如果学会用“推拉摇移”这些专业术语来描述，与摄录各部门交流，不也很轻松吗？

　　一会儿，总经理叫我进去。他问我会干什么，我就说，会写分镜头脚本。他很感兴趣，让我试试。第二天，我写完一个，拿去公司给他看，恰巧前日来过的客户又在，客户看了，很满意，这活就下来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广告人的生涯。边学边干，先做撰稿人，再当广告导演，最后是创作总监。

　　总经理叫王南利，为人仗义，器宇非凡，颇具个人魅力，我与他很能搞得来。可以说，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上司。他也赏识我，对我网开一面。别人上班不许抽烟，我烟瘾大，破例特许；公司规定要穿西服，我常常破衣烂衫，他也睁眼闭眼。有一次，王南利还批给我一笔钱，说是替我置办西装。我想，他心里其实挺明白，绝不会有什么西装，只是变着法周济我一点。

　　所以，当官的，做老板的，也有好人。

　　公司有好几辆车，其中一辆奔驰286是叶帅家淘汰下来的。我经常坐着这辆不起眼的黑色汽车去办事。每坐此车，畅达无阻，很多重要机关都认识它的车牌，门口警卫见了就行礼，我也感受了一下当元帅的威风。北京真是个奇怪的城市，只要你有招牌外壳，即使不名分文的流浪艺人，也可随意进出国家机要。

　　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质的转变，开始稳定下来。认识的人也多了，社交面也广了，逐渐获得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精力充沛，往往白天上班，晚上写作，逮空还要四处会友；遇上拍摄广告片，好几天都不必坐班，约上一群男男女女，驱车漫游郊外名胜，在旷野上呼吒奔走，饮酒作乐，好不痛快！

　　说到喝酒，有一次，真的出了洋相。我们一行，去到房山，与当地的朋友谈得很投机，于是开怀畅饮，从县里喝到乡里，从乡里喝到村里，喝得天昏地暗，后来不知大家是怎么散去的，反正，我是被某村一干部送回北京的。他开着一辆桑塔那，满北京转悠，问我家住哪里，我指东点西，胡说一气，醉得根本就想不起家里地址。结果，人家没有办法，只好将我弃置人大草坪。我在草坪上睡了一宿，半夜干渴，燎肠焚肚，挣扎着到外面水果摊上买了个西瓜，可刚捧到手里，就滑落在地，半点西瓜星子都没吃到，只好再回原地昏睡。闻着青草的气味，竭力夸大事实，想见一个芬芳四溢的花园，想见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想见全世界各种冰镇饮料劈头盖脑地向我砸过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遇见几个熟人，被弄到王以培的宿舍，这才安生。

　　这次，元气大伤，卧床不起，整有两个星期。好了以后，我就把酒戒了。

　　在通利达的日子，非常让我留恋。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难得有人这么善待我。不管是王南利，还是其他员工，都对我器重倍加，彼此交往，绝无算计，现在你去任何公司，再也没有这般人气和德行。尽管我们背靠大山，但事情都是齐心合力做出来的。在民族饭店的时候，业务还不太好，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公司客户遍布全国各地，规模比原先扩大许多，搬到了亚洲大酒店，成为北京第一流的广告单位。

　　我记得91年除夕前，我和一位新来的业务员去无锡华瑞制药厂谈广告。那个老板与我们说的好好的，又是吃饭，又是喝酒，就是迟迟不签合同。第二天就要放假，眼看我们将空手而还，心里很憋气。当天下午，我们和药厂老板又约见一次，但这次见面算是告别，本也无话可说。干坐了一会儿，我忽然来了情绪，说江南好，饭菜好，人也好，很想回家，客居他乡总不是滋味。没想老板说，那就到无锡来工作。我苦笑，说，要是这次空手回去，怕是只能到无锡来安家了。这话一经说出，我们就又重新谈起合同。这回，老板也并不过多牵扯，强调了几个细节，就签了。

　　这一单，我们得了几百万，要知道，在90年代初，这已是相当大的业务量了。后来，大家熟悉的华瑞制药的产品，“倍他乐克”、“博利康尼”，就都是由我们做的。

　　和我一起去无锡的业务员，可不是等闲之辈，她叫张苏扬，后来在通利达大展宏图，成为公司的顶梁柱。接着又自己开业，网络一批人才，管理得稳稳当当，经营得蒸蒸日上。01年4月，我搞《鲁迅先生》，就是她投资制作的。

　　和“今天”派的老诗人田晓青，也在通利达做过同事。他是王南利的同学，来投靠朋友谋口饭吃。我和田晓青蛮谈得来，他的诗作我也很欣赏，不过，我们更多的，都在交流思想观念问题。我当时已经有比较肯定的左翼立场，所以，彼此间争论频繁。我记得，有一次晓青说：“资产阶级是目前胸襟最为宽大的阶级。”这话把我给噎住了，它触到问题的实质，我开始明白，晓青是一个认真的思考者。

　　冬天，狂风呼啸。午间，我们俩常常带着话题，避开公司业务，到亚洲大酒店对面的胡同口吃碗刀削面。这真是一种“风餐”，煤灰、沙尘、街市上的噪音、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一股脑儿地和着热汤面灌进肚子里去。苦寒之地的势焰咄咄逼人，观念名目下的文人之争，在它面前顿时变小了。晓青说：“广天，苟富贵，勿相忘啊！”我们开怀大笑。

　　92年下半年，我离开过一阵通利达，和黄金刚一起，想独立搞个公司。我们胡乱折腾，到头来，颗粒无收。现在想来，其实挺后悔。我走的时候，王南利说：“他一准还得回来。”结果，输个精光，我又回到通利达。回来后，大家对我既往不咎，还是听我侃大山，还是边玩边闹、相处融洽。当时，音乐家出版社刚为我出版第一张唱片，王南利还借给我钱拍MTV，我四处周游了几日，片子拍得一败涂地，不果而终。我在歌里唱《毛泽东》，这可把音乐界气糊涂了，板砖石头满天飞，评论家们乱棍齐下，把我一顿暴捶。我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面对累累债务，愁眉不展。那些日子，是通利达接纳了我，给我阳光，给我周旋的余地。与其说我去上班，不如说我去散心。无须坐班，无须做事，只消想着来活跃活跃气氛、陪客户吃顿饭，大家就满足了。有阵子，我每天去公司，主要的工作就是让打字小姐帮我整理文稿，通利达的办公系统有一半都成了我的秘书处。

　　某日，公司为出版作品集开发布会，会上播映了我们自己拍的短片，里面有我创作的歌。那天，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来了，他很喜欢我的歌。王斌是被他夫人赵晓明拽来的，赵晓明是通利达的撰稿人。有了这层关系，我和王斌之间走动便多起来。

　　当时，张艺谋要拍新片，正在找新的音乐合作者。他不知从哪里弄到我的唱片，听了就想见见。正好王斌和我有交往，就由他牵线搭桥。

　　王斌到通利达来要人，王南利说：“这次，他不会回来了。”

　　与张艺谋合作

　　在王斌家里，和张艺谋见面，谈了半小时。我说，从来没写过电影音乐，不知道怎么干。张艺谋说，那就试试。这事就定下来了。

　　我很纳闷，他为什么要找我？既没有经验，也不知根底。后来，有次吃饭时闲聊，他说，脑子够用，办事塌实，和人处得来，就行了。

　　我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脑子够用，不懂可以学；办事塌实，成败都有交代，也就误不了事；和人处得来，这是集体艺术的合作基础。有这三样，比漂亮的履历重要得多。这三样，你可以凭自己的眼力判断，而履历往往有太多水分，很难判别真伪。

　　从这件事，我暗服张艺谋厉害。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首先应具备清晰的头脑，要敢于判断，善于判断。对张艺谋来说，选择一个新的作曲，半个小时已经足够了。他无须和我谈什么音乐问题，也无须了解我如何去实施我的方案，只要我和他的沟通没有障碍，大方向就不会错。这叫治国治吏，逮着一个就有一大串。而平庸的导演是做不到这点的，他们只会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拣剩下的人才用。所以，很多人想学他，是舍本求末。技巧可以模仿，胆识却要靠自己历练。换句话说，有技巧未必有胆识，有胆识则必有技巧。

　　这件事给我的好处，比跟他拍电影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电影的名字，原先叫《上海往事》。有一次，我拿去一堆江南旧歌谣，和张艺谋一起翻看，找到几句很有意思的词，然后七拼八凑，修剪化裁，就写出一段歌词：

　　摇啊摇到外婆桥，

　　外婆夸我好宝宝，

　　又会哭，又会笑，

　　两只黄狗会抬轿。

　　摇啊摇到外婆桥，

　　桥上喜鹊喳喳叫，

　　红裤子，花棉袄，

　　外婆送我上花轿。

　　大家听后，觉得很好，建议定为主题歌。我说，既以此为主题，何不把影片的名字也改过来？张艺谋认为有道理，于是，就有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但是，要给这样一段不露痕迹的文字配上一首不露痕迹的曲子，谈何容易。导演的意思是，弄个旋律，既要上口，又要好听，还要天然玉成，好象本来就在民间流传着，不能叫人听出作曲家造作的手笔。这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正纳闷，张艺谋便饶有兴致地在一旁唱起来，他唱的是《红孩子》的主题歌：“……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边唱还边比划，学着孩子扛枪踏步的样子。

　　我明白了，这个可比写大交响乐难，要玩纯的！

　　我带着一支12音口琴，跟上摄制组，去了无锡。在无锡，我们住在太湖之滨的一个招待所里。正值仲秋时节，岸上高高低低，到处都种着银杏树，叶子黄透了，交织着太阳光芒，亮人心膛。我的工作比较自由，或去导演房间，与主创人员谈戏；或上下串门，四处交友。住了将近十天，一筹莫展。一日清晨，我遇见上影厂的制片张健民，他正要去太湖找船，便和他闲聊起来。他说，已经弄来好几艘船，导演都不满意，还得重来。说到船，我有些心动，就想起到湖上转转。张健民说，没问题，就给我派了一条汽艇。我坐着汽艇，乘风破浪，在湖面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忽然，我发现一个岛屿，便让驶近停靠。上了岛，荒芜人烟，只见芦苇飘摇，乱石遍布。我抬头看天，秋高气爽，胸臆间开阔起来。这时，一个从1级到5级的下行宽音程在我脑子里浮现，我拿出口琴试吹，觉得不够，想拔高上去，就又添了个八度音。有了！动机生成了。按这个动机往下发展，一会儿，曲子写完了。

　　下午，我找来扮演阿娇的小姑娘扬倩，把新写的歌教给她唱。她跟了两遍，就上口了。吃过晚饭，我带着扬倩去找导演，导演听了她的唱，为之动容，说：“好，就是它。”

　　第二天，上影厂给我派了辆车，送我去上海。在上海，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做。我要教巩俐唱歌。

　　剩下的这部分音乐还算得心应手，主要是模拟老上海风格的爵士乐。我把北京的那帮滚爷爵爷都请来了，在中唱上海分社的大录音棚干了一个星期。这个地方原先是旧百代公司，聂耳就曾经做过百代的音乐总监。我想起30年代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当时，电影厂、唱片社大量生产进步文艺作品，青年艺术家们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六十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回首往事，不免感慨万分！

　　给巩俐的歌曲，在北京就写完了。我托人做了个小样，早早就给了她。在上海，录音前一个晚上，我们练习了一下。我去她的住处，天色已经很晚，想是白天拍戏她已经很累，先睡下了。听说第二天要录音，她又坚持起来，试唱了几遍。

　　录音比较顺利，她唱得非常好，戏也很足。上影厂的同志和剧组主创都对作品交口称赞。

　　中间有个插曲。金佛在上海认识了一位女孩，每天都带到录音棚来。那女孩老要和他坐在一条琴凳上亲昵，不管是试奏，还是正式录音，他们从不分开。我们常在音控室把钢琴边的麦克风那轨推大，听他们俩的悄悄话。什么娇嗔的、起腻的、肉麻的，尽收耳底。这俩全然不知，而我们音控室，简直就成了恋爱广播站。

　　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这个女孩嫁给了金佛。说起来，我也算他们的媒人。

　　巩俐为人大方，做事周全，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次，剧组在少年宫拍戏，有现场乐队参加，我去指导。我妹妹为了看热闹，也过去玩。见到巩俐，妹妹向她要些纪念品，她手头没有，就说哪天托我转交。后来，工作太忙，这事就不提了。过去小半年，有次和她通电话，她竟又想起纪念品，说早准备好了，一直没机会给我。几天后，制作人找我，给了我一本精美的小本，上面有她的剧照和签名，是赠给我妹妹的。

　　其实，张艺谋找我做音乐，也并不百分之百放心。他一方面放手让我写着，另一方面已经通知坂本隆一，让他准备后援。只是到了上海，我把大部分音乐录出来后，蛮是那么回事，他才舒了口气。到此，坂本隆一才被最后终结，全部音乐都交由我写，我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做一回真正的配乐师。

　　第一次为合唱和管弦乐队写总谱，对我有相当大的难度。有很多乐器，我不十分了解。还闹过一次笑话。我给小号写了三个声部，录音时却只叫来一个人，因为我那时甚至不知道小号是独奏乐器。就这水平，要写全本电影的音乐，别人不知底细，我自己晓得斤两，比走钢丝还险！没办法，只好边写边学，恶补管弦乐配器法。凭着年轻体壮，熬夜拼命，一日只睡四个小时，写了改，改了写。算我运气好，就这么连滚带爬，老天开眼，让我?过去了。

　　后期在日本做，日本人对片中的童声合唱连连夸好，导演致电，向我表示祝贺。95年，影片参加嘎纳电影节，获最佳技术奖。该奖项，是专为摄影和音乐所设。然后，法国的唱片公司找我签约，录制原声唱片。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被人称做为电影音乐家。

　　电影音乐写作秘诀

　　从此，我进入一个“个人迷信时代”。越来越多的电影厂、电视剧组找我写影视剧配乐，从1995年到1998年，我马不停蹄地写着各种总谱，家里到处扔满了谱纸，我甚至分不清哪些是为哪部戏写的。

　　与剧组在一起开主创会议，关于音乐问题，我放个屁，都是有道理的，而至于其他方面，就连我特别熟悉的文学领域，即便我针对一个不恰当的用词发表意见，都没人理会。就是这样一种势利眼的局面，你对此毫无办法。尤其痛苦的是，让我写歌，却不让我写歌词。好象专门有个歌词专业，需要一些专门的歌词家来敲定文字。在现代歌曲的创作领域里，词曲分家，简直就是惨剧！而我国，象翁偶虹这样的最后一位元曲作家谢世后，就没有人明白为音乐的文学到底有什么具体技巧了。

　　至于歌词与音乐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我在这本书里就不谈了，以后有机会，我要特别论述。

　　好，反正是挣钱，为稻梁而谋，何乐而不为？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来，或说不出来，能找张唱片给个示范，我就去做。不就是那些东西吗？弦铜木打的西洋乐，咚七大七的四大件，仓七才七的民族乐，外加迷迪电脑玩音色，到底了搞点异域特色性乐器追逐“世界音乐”流行潮，全套工业化操作，从设计到生产，流水线一条龙，全中国的行活都这么干。要细点吗？找对了吹拉弹唱的，国内就那么几家、那么几人，把他们弄来，多花点银子，绝对没错，保准买单。

　　我跟着剧组，南上北下，跑过好多地方，什么希奇古怪、歪门邪道的音乐都写过。北到二人转，南到歌仔戏，中间还有京剧、梆子、越剧、淮剧；洋有交响乐，古有伪乐舞，当今的还有多调性、无调性、爵士否逊、拉普雷鬼、Rock&Roll、R&B、world music咿呀嘿；小资大资、晚会堂会、无产阶级进行曲……

　　写多了，我就明白了。这叫音乐吗？不！这是数学。在节拍器、十二平均律和数字化技术的专制下的细密算计。那么几套公式，你背下了，掌握好了，运用娴熟了，就可以混一辈子。

　　我写的最用心的，是电影《敌后武工队》的音乐。这是一部一个小时的真正交响乐。我把总谱交到指挥胡炳旭手里，他粗粗翻了几下，说：“你真笨！写它那么多干吗？有几行就行了，我变着法给你生蛋，要多少有多少！”我恍然大悟，原来别人不那么玩。写个主要段落，那叫鸡；再靠着这鸡，抽几行铜管的声部，剪辑几句弦乐的段落，反复几遍，拉长撑大，收缩加快，忽然中止，故弄玄虚，结果，就鸡蛋满筐了。

　　又学一招！

　　现在，我只消一天就可以写完一部电影音乐，外加二天录音，前后总共三天，保质保量，价廉物美；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速度飞快。所以，我奉劝诸位千万不要找我写配乐。我烦着呢！

　　不过，哪位找错门路了，被要他们家小保姆帮着记谱的流行大腕耍了，可以找我来擦屁股。我如今的活计就是，专干救火队，夜间急诊，Emergency！

　　《离开雷锋的日子》

　　这个戏尽管得了政府华表奖，但音乐写得很臭。

　　我在这里，是要记和乔安山师傅在一起的谈话。拍戏期间，有一段剧组扎在长影厂对面的宾馆，我和乔安山住一屋。有天晚上，外面风雪交加，哪儿都去不了。我们躺在床上，随便闲谈。

　　我问：“乔师傅，雷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乔安山说：“雷锋啊，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在鞍山当工人那会儿，他就和我们不一样。别人领了工资，逛街吃喝，他都存着，存着自己也很少花。我爱抽烟，他总是劝我戒。他比人家想得远，他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后来，部队来征兵，征了好多人，我也是那时入伍的。雷锋很想当兵，但岁数不够，人家不要。他就整天泡在征兵处，帮人打水、搞卫生。有一次，他去找营长，说起旧社会的事。旧社会，他们家可是真苦，爹死了，娘被地主强奸，逼得悬梁自尽。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还要给地主家扛活。地主欺负他，用柴刀砍他手。他手上落下的疤，刻得很深。他捋起袖子给征兵的干部看，看得大家都哭了。雷锋说，他没爹没妈，谁都不把他当人看，现在，解放了，公家就是他的家。部队的同志感动了，就收了他。我和他编在一个队伍。”

　　“那后来，我们读到的事迹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看，真的比写出来的还感动人。雷锋做好事，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做好人。他是报恩。你想想，在那个社会里，娘都被人强奸了，他会不恨吗？他太懂得人情冷暖，知道好歹。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比我们清楚。他说，他一辈子都无法报答这个恩情。共产党拿他当人看哪！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他一心想帮共产党做事，要是没了共产党，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他还有活路吗？这些道理，我们以前都没有体会。他劝我学文化，我那时年轻，就是贪玩。现在想来很后悔。咳！班长苦命啊，不容易啊！”

　　“那电影里说你的事，是真的吗？”

　　“我不是想说我的事，只想替班长做点事。你知道吗？强奸雷锋母亲的那个地主，他儿子现在就在抚顺，做了什么公司的一个老板，耀武扬威的，逢人就说他爹强奸了雷锋他妈。我真想把他揍一顿！现在有好多事，我看不惯啊。我老想，班长要是活着，会怎样？”

　　外面风雪更大了。我也在想，班长要是活着，会怎样？

　　我又问：“您现在过得还好吗？”

　　乔师傅说：“我们全家都下岗了。我和老伴，我儿子和儿媳，都没工作。去年，管人借点钱，租个柜台，卖点茶叶，做亏本了。”

　　“班长做好事，是报新社会的恩。您是为什么？”

　　“我不服气啊。你说这人心咋就这样坏了呢？那年我出车去河南，三里一个关卡，五里一道路障。到处都在要买路钱，我这三百多块工资，一路就交完了。我心酸啊，心寒啊，眼泪都流出来了。”

　　“电影后面来了群小红帽……”

　　“我做梦都盼着有这样的事！”

　　我把写完的歌唱给乔师傅听，他听得很认真，还记下了歌词。他说：“班长就是这个心意。”可是，他并不知道，这稿给枪毙了。

　　电影拍完了，票房很好，但乔安山师傅还是过着他原先的生活。我们几个主创人员倡议，把北京市委给我们的奖金捐出来做一个基金，支援乔安山这样的人。

　　可是，我们做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首映式结束后，我们走在北京洒满阳光的街道。故事过去了，生活还在继续。有人说：“真是大能耐！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愣就能给拍得那么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