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电影与第一声立法呼唤

　　“为什么课堂变战场，为什么亲人变仇人？”1980年的电影《枫》正合乎鲁迅定义的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卢丹枫和李红钢这对中学生恋人，在“文革”武斗当中分别加入了对立的两派；纯洁爱情胜不过“忠心”，谁都不愿放弃各自派别的斗争立场，决战中卢丹枫一方落败，她也在恋人面前跃下高楼。

　　新的历史时期往往从对上一个时期的反思开始。伴随“伤痕文学”的盛行，中国涌现出一批反思“文革”、反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的电影，形成一时潮流；著名的作品包括《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电影的主流，大都是控诉“四人帮”对人的迫害、动乱年代的恶果，展现“四人帮”得势的年代里，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无论经受多么严重的精神压迫和肉体伤害，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坚贞忠诚。当历史终于拨云见日，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信念，从政治边缘回到了革命的主体位置。

　　《枫》则是一个另类。故事的主角是未经世事的中学生，本应是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年岁，却在狂热信仰导致的武斗中失去爱情、生命。他们没有沉冤可以昭雪，没有岗位可以重回，他们失去的拿不回来，影片里质问的指向超出了“四人帮”这个政治完全正确的声讨对象。今天在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人，会联想到日本导演深作欣二2000年的作品《大逃杀》。

　　媒体记载，这部“矛头直指现代迷信”的电影“某领导部门认为‘政治上有问题，不能发行’，送京审查的拷贝放了26遍还没人点头”。终获通过并上映后不久，又很快撤下不再放映。

　　1979年4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新时期领导人的良好意愿，在遭遇具体工作时，却常常并不能顺遂。

　　另一部影片《法庭内外》，写的是十年内乱结束后恢复了名誉和职位的领导干部，在受迫害时期疏于子女教育，儿子行为不端，最终触犯刑律；主审法官是这位领导的老部下老朋友，痛心之余仍然顶住压力，彻查案件秉公执法。

　　摄制组出外景前夕，突然受命“暂停生产活动”。“接着传来有关领导部门的七条意见。什么高干子弟无法无天是少数，官官相护不典型，什么时间要推到1976年前，犯罪者父亲应写成‘四人帮’线上的人……创作者还没通，又飞来一顶千斤重的帽子，作品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看法’。摄制组在厂领导支持下，顶住了压力，在被迫对罪犯父亲的职务和表现略作改动后决定开拍。”

　　几乎在同时，《今夜星光灿烂》、《苦恋》等数部影片，在创作或发行放映环节，都受到不同部门不同程度的干预。1981年第一期《大众电影》，发表了署名“金戈”的刊首评论《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

　　这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的干涉，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有些很有特点的，也可能是优秀的剧本夭折于摇篮之中，甚至胎死于母腹之内。

　　有些很有政治热情和政治胆略的创作者逐渐心灰意冷，被迫从《山海经》、“三言”、“二拍”中寻找题材。

　　……著名编剧李准就已公开声明：“三年不写电影，坚决说到做到。”

　　凡此种种都说明：文艺需要立法，电影需要立法。

　　无法，则谁官大谁说了算，谈何艺术民主。

　　……没有具体的文艺法、电影法，我国宪法第五十二条所庄严规定的——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也将是一纸空文。